女人喜歡錢，是因為沒吃過錢的苦

文：張愛玲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只漆盤里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妨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

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后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

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里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里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里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里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對于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

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于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里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么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我于這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后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

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

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思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志的大眾。

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么反復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愿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圖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么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里去找尋靈感。

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

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稱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里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么。

（張愛玲，中國現代作家，代表作《金鎖記》《傾城之戀》《霸王別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