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堯哥，快看報！”1949年11月的一個陰天早市，調關鎮街口，區委工作人員石志堅揮著一張《人民畫報》，氣喘吁吁沖到魚擔前。

王光堯愣住，濕滑的砧板還滴著水。“你喊我作甚？”他抹一把手。

石志堅指著報紙：“青海軍區副司令員王尚榮，湖北石首人，八成就是你家‘九斤’！”一句話砸下來，鎮邊的小河仿佛也停了流。

魚腥味里，王光堯先是搖頭——自家娃叫王尚寅，改名的事壓根兒沒聽說。再說，十八年無音訊，哪能突然就成了解放軍副軍長？可石志堅不住勸：“寫封信試試看，要真認錯我請你喝三碗黃酒。”半信半疑中，王光堯收攤回家，找來念過三年私塾的女婿王昭祿，點燈寫信。

信很短，卻寫了整整兩個時辰。王光堯坐在小炕沿，一遍遍囑咐：“務必寫上‘小名九斤’’賀龍部隊’這些細節。”末了，又添一句：“若非同人，還望海涵。”爛泥紙封好，捎往西寧。

等信的那一個月，一家人睡覺都把門半掩，怕郵差敲不到門。奶奶邊納鞋底邊念叨，“九斤要是回來了，我給他燉只老母雞。”女婿卻覺得懸——當年湘鄂西斗爭那么苦，能活下來的本就不多。

西寧回信到了，貼著嶄新的八分郵票。拆開，第一行鋼筆字扎扎實實：“孩兒尚榮，正是石首九斤。”王光堯手一抖，淚水順著皺紋流下來，墨跡暈開一片。之后決定：帶女婿進省城坐船，再轉火車，親赴青海。

那是1949年底的寒冬。兩人帶著苧麻席、生曬豆豉、腌魚干，上船時天還沒亮。長江霧氣騰騰，王光堯望著江面，喃喃道：“等見了面，我就安心了。”歷時十來天，西寧站臺積雪沒過腳面，他們的土布包與北風一起“咯咯”作響。

王尚榮聞訊趕到軍區大院門口。父子隔著十幾步，一時都沒開口。王尚榮脫下呢大衣披給父親，憨笑一句：“爸，我回不去，但我沒忘家。”那天的團圓只用了半小時，隨后王尚榮又鉆進作戰室，對付馬步芳部剩余殘股。

1950年秋，他被調回北京述職。首長問他下一步意向，他先提“上學”——字不識幾個，打仗靠眼睛和膽子，制度建軍就差底子了。中央批準他去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離開西北前，他特地去找賀龍。賀龍夾著香煙，拍拍他肩膀：“你先回趟石首，把心里這塊石頭挪開，再去上課。”

于是12月初，王尚榮帶妻女、警衛共七人回鄉。蒸汽機船一聲長笛，調關碼頭炸了鍋：鑼鼓、爆竹、稻草火把……鄉親們呼喊“小九斤回來了！”王尚榮怕警衛擋人，高聲示意：“莫攔，都是自家人。”

街口到老屋不過百步，卻走了半個時辰。路邊老人塞紅薯、遞旱煙，一些當年赤貧的伙伴已添了孫輩。老父親在門檻前等，胡須花白，顯得緊張。王尚榮跪下，重重喊“爸”，聲音嘶啞。屋里母親沖出來，一把把兒子拉進懷里，連哭帶笑。

那幾天，王家辦流水席，整條街飄著河刀魚的腌香和釀豆豉的味道。王尚榮把青海羊皮大衣分給親戚，給父母留了100元錢，又拉電匣子給母親聽戲。夜里，父子倚門聊天，父親問：“打完仗了，你能常回家嗎？”王尚榮沉默，回一句：“責任沒完，怕是難。”

六天很快過去，臨行前他脫下的那件厚皮襖硬塞給父親：“碼頭風大，你披著。”母親把煨好的姜糖塞進他背包——青海冷，別再凍了。船漸行漸遠，王光堯踮腳，直到白汽霧漫沒了影子才回身。誰也沒想到，這是父子最后一次握手。

1958年冬，王光堯在澡堂突發疾病。后事由三兒王尚桂操持，家中電報請不回忙于西藏防務的長子。那年，王尚榮剛指揮結束亞東方向戰備訓練，回復電報兩句：“務請安葬，俟戰事稍緩，子當返鄉。”并寄去150元。錢到，一并寄到的還有一張照片，他第一次穿著將官禮服的照片。

1959年4月，他如約回家掃墓。羅盤山上草尖帶霜，他手執香燭，跪在土冢前含淚喊：“爸，孩兒遲來了！”燃香的煙順風掠過山崗，吹得他軍帽輕顫。祭畢，一個本家親戚求他弄份北京差事，他擺擺手：“調走城市人口是大方向，我弟弟都輪不上，勿再提。”親戚尷尬離去。

回鄉五天，王尚榮重走了少年時挑擔賣魚的小道。村里土改后的新房比比皆是，他看見小學堂墻上掛著紅五星，笑得像個孩子。臨走前他只帶走一小袋家鄉土——裝進帆布囊，放到挎包最底層。火車開動時，他透過車窗向母親敬了個軍禮。

自此再無歸期。后來有人問他為何不把父母接去北京，他答：“他們離不開那口水，那片地。”話雖平常，卻無比真實。

王光堯賣了一輩子魚，晚年常搬張凳子坐江邊，說話不多。鄰居問起，他只笑著說：“我家九斤有出息，國家有用。”一句話，勝過千言。

王尚榮戎馬半生，留下的老皮襖和那袋黃土，如今仍鎖在石首老屋的木柜里。柜門邊，母親當年織的紅棉線袋已經褪色，可那股淡淡的豆豉香味，依舊在房梁間慢慢彌漫——像極了父子重逢那一刻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