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北京阜外醫院病房內——‘老首長，您該休息了。’護士輕聲勸道。楊成武抬起頭，握著那份調研材料，聲音不高卻很堅定：‘老區的工人等不了。’”一句話，把在場人都說愣了。

那時，全國國企改革正如火如荼，下崗潮此起彼伏。新聞里每天都在講“優化組合”“雙向選擇”，可在楊成武眼里，冰冷數字背后是一張張曾經沖鋒在生產一線的面孔。1993年，他退居二線后擔任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本想安度晚年，卻被老區頻頻傳來的艱難消息推著往前走。

先是贛南。不少老兵給他寫信：“將軍，我們廠子關了，工資沒著落。”他拿著信，眉頭緊鎖，坐不住。隨即調研組出發，楊成武自己帶隊，行囊簡單——軍用挎包、速寫本、一支筆，就像當年長征。一路看、一路問、一路記，他總結出一句話：“企業可以改制，工人不能‘散養’。”

1994年春，在一次僅三十多人的工作碰頭會上，他第一次公開表態：“讓下崗工人自生自滅，我心里不同意！”這句話后來被媒體捕捉，迅速在老工人圈子里傳開，成了大家的定心丸。

有意思的是，這位上將的干勁并不只停留在呼吁。老區缺水，他盯水；孩子沒學上，他盯學。1995年奔赴閩西，他發現當地茶廠被兼并，200多名工人待崗。現場，他扭頭對地方干部說：“這批人是‘老區功臣’，一個都不能丟。”當晚的記錄本上，他寫下四行字：籌資、培訓、再就業、增收。第二天清晨五點，他已坐在縣政府小會議室同負責同志推演方案。

與此同時，山西呂梁的旱情讓他心急如焚。1996年七月，氣溫逼近四十度，他堅持爬上黃土高坡，腳下土面滾燙。隨行醫生勸他：“別上去了。”他擺手：“不親眼看，回去怎么張嘴要錢？”山坡盡頭是一口干裂的老井，七八個村民排隊等水。將軍摘下軍帽，擦汗，沉默良久。兩周后，修建集雨水窖的方案通過，首批資金二十萬，楊成武個人就拿出了五萬。有人私下嘀咕：“首長退休金不高，舍得？”他聽見后笑笑：“戰爭年代，子彈貴不貴？照打！”

試想一下，已年逾八旬，再擠火車硬座奔波千里，換作旁人恐怕早就吃不消。但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是共產黨人，答應了老鄉，就得做到。”這種倔勁兒也表現在對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上。內蒙古有家軍工廠裁員，他直接寫信給國家有關部門，建議在原址開辦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工人熟設備、懂工藝，轉型成本最低。”信里行文簡練，卻句句擲地有聲。半年后，培訓中心掛牌，首批學員190人，其中140人重新上崗。

不得不說，楊成武的思路并非簡單的“發錢救急”。他強調“造血”。1998年，他促成東部沿海一家民企在贛南設分廠，吸納原礦山機械廠的失業員工。剪彩那天，二十多位穿著新工裝的工人圍著將軍，七嘴八舌。有個大姐激動地說：“將軍，沒想到快五十歲還能再進廠！”楊成武笑著拍拍她的肩：“人不老，心不老。”那一刻，掌聲與笑聲交織，比任何褒獎都真切。

有人評價他“操著企業家的心，干著公益組織的事”。這話不假。為了讓政策落地，他經常穿梭于部委、地方政府之間，拎著厚厚的可行性報告。文件袋背面，他用紅筆寫著四個字——“信守承諾”。

值得一提的是，楊成武對宣傳工作尤為看重。他常回憶抗戰歲月：“那時打仗，先做群眾工作，再上陣。今天搞建設，同理。”1999年，他在一次內部交流上提出“以案例說話、用榜樣帶隊”的思路，要求協會整理成功經驗，出版《老區脫貧札記》，免費寄給遭遇下崗危機的企業職工。當年年底，這本不足八萬字的小冊子印了三萬冊，很多下崗工人從中找到轉崗思路。

進入新世紀，國家層面推出更加系統的再就業工程，老區情況整體好轉。然而，楊成武的身體卻每況愈下。2004年冬，他最后一次出席協會會議，聲音沙啞卻依舊清晰：“別忘了90年代下崗潮給我們的提示——改革方向對，但過程必須有人兜底。”會后，他仿佛完成了一項交接，把一疊筆記本遞給新任會長，“里面都是名單和電話，你們接著跑。”

七個月后，將軍離開人世。追悼廳里，花圈之外排著一隊人——有人穿舊工裝，有人拄拐杖，都來自各地的老廠區。一個中年漢子紅著眼說：“若不是他，我們家早就散了。”質樸話語，比千言萬語更能說明“讓下崗工人自生自滅，我心里不同意”不是一句好聽的口號，而是他十多年奔波的行動摘要。

今天再看那段記錄：老區GDP增速由1993年的全國倒數，攀升到2005年的中游；下崗工人再就業率從不足30%提高到近70%。數字背后，凝結著無數人的努力，而楊成武是其中最亮的那盞燈。對曾經為共和國流汗流血的人，他給出了最質樸卻最硬氣的承諾——絕不讓他們掉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