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30日上午九點，你聽——鳥叫得真歡，這就是廣闊天地鄉吧？”李訥隔著車窗向身旁的王景清確認。車還沒停穩，李訥已經探身向外張望，透過綠樹和莊稼，她隱約瞧見院門口立著一塊碑，墨跡遒勁，熟悉得讓她心頭一跳。那一刻，她仿佛又聽見父親在耳邊朗聲念稿。

如果把時鐘往回撥到1954年，河南郟縣大李莊鄉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那年春天，七名初中生、二十五名高小生從縣城返鄉，升學無門，只能在本村合作社幫忙記賬、登記工分。誰也沒想到，這群年輕人在莊稼地里寫下的數字，會被一條鐵路線以外的北京中南海注意到。

1955年夏，郟縣縣委把大李莊經驗上報地委；試驗田畝產的數字、勞力使用的表格、還帶著鉛筆味的課堂筆記，被印成小冊子《互助合作》第十五期。九月底，這本冊子摞在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讀得很細，邊看邊劃，最后在扉頁寫下“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行鋼筆字后來只截了八個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卻足以點燃一代知青的行囊。

那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談農村合作化，提出必須讓農業先行合作，才能談機械化；機械化跟不上，工業就難提速。他舉了蘇聯的例子，認定“遷移城鎮青年到農村”，能一舉兩得：農村缺文化人，城里就業難。大會散場后，人民日報連發數篇評論，團中央很快在校園里貼出了動員海報。

緊接著，郟縣大李莊鄉被點名為“合作化示范點”。1968年，省革委會專門批文，更把鄉名改成“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名字夠長，也夠響；三年后，一塊兩米高的青石碑樹在公社大門，碑面正中摹刻的，正是那八個字。莊稼人進出都要抬頭看一眼，還真像進了課堂。

時代車輪壓得很快。1980年，公社體制撤銷，鄉名又換回“大李莊”。可村里人并沒把碑推倒，只是在碑座上涂了層石灰。1993年頭一場春雨過后，縣里宣布紀念知青下鄉二十五周年，再把鄉名改成“廣闊天地鄉”，石灰刮掉，碑文重現，游客也跟著多了起來。

也正因如此，三年后的春末，李訥踏進鄉機關大院。她說自己是來尋父親的腳印。陪同的張玉鳳笑著補充：“主席生前批示過的地方，她一處處都想看看。”說罷，幾位當年插隊的老知青迎上來，握著李訥的手，細數往昔：種棉花、挖魚塘、夜里搖著煤油燈聽《國際歌》……場面一時熱鬧得像重逢的同學會。

李訥的目光卻始終繞不開那塊碑。碑上字跡與她記憶中的父親書法毫無二致：筆鋒濃重處如山，收筆處含蓄如水。她輕嘆一聲：“這是我父親的字！”聲音不高，卻讓在場的人都停了下來。有人悄悄遞上白手套，引她近前觸摸碑面。鋒刻處略顯粗糙，指尖滾過，仿佛觸到父親用力落筆的那刻。

工作人員把珍藏多年的復印件呈上來——1955年10月毛澤東親筆批示，全篇只有寥寥數行，但每字見棱見角。李訥盯著“作為”兩個字，眼里泛光。她小聲告訴王景清：“父親寫字前，總先在桌上空劃幾下，這是他的習慣。”王景清輕輕點頭，沒有打斷。

李訥學歷史，尤愛北宋三蘇。當得知郟縣有“三蘇墳”，她立刻提議去看。車過田埂時，她心情已轉為沉靜。抵達墓園，她支起宣紙，只寫了兩個遒勁大字——“先賢”。落款時，她忽然抬頭笑道：“把我們家老王也寫上。”旁人會意，笑聲挺爽朗。

其實李訥為何如此珍惜現今的幸福，村干部早有耳聞。1976年父親離世、母親被捕，她曾一度閉門不出。下放干校期間，她與服務員徐寧匆匆走進婚姻，沒過幾年便矛盾頻生，獨自帶著孩子北漂。1984年，經朋友牽線，她認識了時任某軍區參謀長的王景清。王擅書畫，又體貼細致，常幫她排隊掛號，還能做一手出名的涼粉和扒糕。歲月磋磨后的溫暖，讓李訥對“家”二字有了新的理解。

回到縣賓館，縣里特地安排了九旬老人曹鐵與李訥會面。老人當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還與毛澤東同桌用餐。曹鐵回憶說，主席問他“想要什么”，他答“子彈”。主席爽快給了六百發。說到這兒，老人的手微微發抖，卻緊握李訥不放：“今天見到您，比拿子彈還激動。”李訥含淚致謝，接過老人端來的影集，翻頁極慢，似在回看一段別人嘴里的家史。

傍晚時分，考察團返程。汽車繞出鄉口最后一個彎，石碑卻仍在后視鏡里閃白。李訥沒有回頭，她低聲對王景清說：“父親說的廣闊天地，原來就在這些人心里。”車窗外，麥田正齊膝，風一吹，綠浪起伏，像極了那行字里暗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