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倭寇再犯，戚家軍何在？”中日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糾葛從未真正平息，尤其是在軍事領域，兩國的較量幾乎橫跨千年。那么，究竟有沒有哪一次沖突真正讓日本徹底折服呢？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戴旭曾指出：中國歷史上從未單獨完成對日本的徹底勝利，而未來若有一戰，或可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難題。他為何會如此判斷？

追溯歷史，中日之間的首次大規模軍事沖突發生在唐朝時期。公元663年，唐軍在朝鮮半島白江口與日本展開激烈海戰，這是史書上首次明確記載的中日正面交鋒。

彼時，日本以“倭國”之名出兵朝鮮，協助百濟復國，出動戰船一千余艘、兵力約四萬人；而唐軍則聯合新羅王國，以萬余兵力、百余艘戰艦迎敵。

戰斗以唐軍壓倒性勝利告終——倭軍損失慘重，四百余艘戰船被焚毀，幾乎全軍覆沒。

此役之后，日本陷入長期沉寂，隨之而來的是持續數百年的“全面學唐”時代，大量遣唐使與留學生被派往中國，積極吸收唐文化與政治制度。

然而，這場勝利并非中日兩國之間的單邊對決，而是唐朝與新羅聯軍在朝鮮半島的戰略性作戰，其意義更偏向于唐朝在東北亞的區域主導地位的確立，而非中國對日本的徹底軍事壓制。

時間推移至明朝，日本已不再安于現狀。大量武士與浪人流落海上，與沿海走私團伙勾結，形成“倭寇”之患，嚴重威脅明朝海防，百姓深受其害。

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東南沿海組建精銳部隊“戚家軍”，展開系統性清剿行動。他在浙江、福建等地多次取得輝煌戰績，如臺州花街之戰斬敵三百余人，己方僅犧牲三人；白水洋一役更殲滅倭寇兩千余人。

盡管戰績斐然，但這些戰斗并非與日本政府或正規軍的正面交鋒。倭寇雖以日本浪人為主，但也混雜著朝鮮與漢族走私分子，缺乏統一指揮體系。日本方面甚至默許甚至暗中支持此類行為。因此，抗倭戰爭更像是對“非正規武裝勢力”的打擊，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間戰爭。

進入19世紀末，中日之間首次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國與國”之戰——1894年甲午戰爭。戰前，清朝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鐵甲艦裝備先進，實力不容小覷。但日本新式軍隊戰術靈活、訓練有素，而清軍則暴露出指揮混亂、后勤薄弱、腐敗嚴重等結構性問題。

戰爭結果慘烈：中國接連失利，最終在《馬關條約》中被迫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并賠償兩億兩白銀。這場戰爭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暴露了清政府制度落后與近代化進程的嚴重滯后。

甲午戰爭成為中日關系的重要轉折點，也激發了中國內部改革、維新與革命的浪潮。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與以往局部沖突不同，此次戰爭是兩國全面動員的正面較量。日本原計劃“三個月滅亡中國”，企圖以閃電戰迅速擊潰中國，但戰局并未如其所愿。

同年爆發的淞滬會戰中，國民政府投入75萬軍隊迎戰日軍30萬人，激戰三個月，戰場如同絞肉機，整營整團輪番上陣，但最終上海仍因實力懸殊而失守。南京淪陷后，日軍繼續推進至武漢，試圖突破中國中部防線。

1938年武漢會戰打響，中國動員百萬軍隊迎戰日軍35萬精銳。薛岳將軍率部在萬家嶺重創日軍第106師團，成為中國抗戰期間為數不多的殲滅性勝利之一。盡管武漢最終失守，但戰局已由“速決戰”演變為“持久戰”，中國的頑強意志開始顯現。

薛岳將軍

抗戰后期，雖然中國仍面臨巨大人力物力壓力，但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參戰，分散了日本的兵力部署；1945年蘇聯進攻東北，迅速擊潰日本關東軍。

這些外部力量在抗戰勝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也進一步說明，當時的中國雖英勇抵抗，但在缺乏外援的情況下，難以單獨抗衡高度工業化的日本。

千年的中日互動，無論是和平時期的交流，還是戰爭時期的對抗，都留下深刻教訓：強權源于實力，和平依賴戰略。白江口之戰曾帶來百年安寧，甲午之敗卻使國家陷入深重危機。

如今的中國，不應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首選，但必須具備讓對手“三思而后行”的戰略威懾與綜合實力。和平不是憑空得來的，唯有真正立足于強大基礎之上，才能避免子孫后代重蹈戰火。

信息來源：人民網：《戴旭：今天的中國人不能遺失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