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性”，不少人第一反應就是“食色，性也”。如果說“食”是因為自我保存，“色”就是因為激素驅動？或者為了“傳宗接代”的自我繁衍嗎？

既然激素已經驅動了相關行為，

還需要“傳宗接代”的動機嗎？

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白書農，從專業視角出發提醒我們，生命現象根本無所謂“傳宗接代”，生命系統類似于河流里的漩渦，一定要在不斷的旋轉中才可能存在，但卻不依賴于預期或目的性。

先有結構換能量的“活”的過程，然后才有“生物”的形成，生命=活+演化，這個過程是一個隨機事件。

也就是說，動物的性別分化和性行為只是演化過程中被選擇下來的、發育過程中的兩個不同環節而已，而人類卻將其他生物的本能行為擬人化（動物都會為了繁衍后代而如何），再以“科學”之名反過來作為理解人類自身行為的依據。

通過這種方式一些行為在歷史上被合理化，比如占有更多的配偶、改變自身的性征等。其實這只是用人類社會的概念去描述動物行為，然后反過來用這些“證據”進行循環論證罷了。

鹿角為什么會變大？并不是鹿“為了”打贏交配權爭奪戰才有意長出大鹿角，而是鹿角這個性狀在競爭中偶然帶來優勢，超大鹿角甚至為自身的生存帶來了不便。

在新作《萬物有性？》中，白書農教授提醒我們，要了解“性”離不開對生物學基礎的了解，“性”并不是所有生命共有的特征，而是隨著真核生物的出現才產生的現象，即正是由于異型配子的差異，才第一次出現了所謂“性”（“性”的英文sex的拉丁文詞根sexus的含義是“區分”，divide）。

而只有到了多細胞真核生物，才出現了性別分化與性行為這類我們熟知的與“性”相關聯的表現，而這些現象的根本功能，是為了保證異型配子的形成與相遇，從而完成有性生殖周期。這些現象本質上是一種保障生命系統穩健性的策略，并非有任何動機或目的。

動物個體在維持生命系統穩健性的過程中，借由內在激素的驅動，自然地調節行為以完成配子的產生和相遇，這一過程是一種生理性、結構性調控。

然而，人類卻基于自身經驗和觀察習慣，將這些現象賦予了“目的性”，認為動植物乃至自身的性行為是“為了繁衍”“為了快感”“為了證明價值”，從而誤讀了性現象的真正生物學基礎。

在這里，他還批駁了動物不辭艱辛地投入性行為的一個極端解釋——廣為流行的“自私的基因”的觀點，即基因要復制自己，因此劫持了動物個體作為自我復制的載體。他從生物學的角度提醒我們，DNA片段的堿基排列方式常常會發生隨機的改變，它并不具備“自主性”。

《自私的基因》是理查德·道金斯（1941— )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書，它使用“自私的基因”來表達基因中心的進化論觀點。

DNA之所以復制，并不是其中的基因“為了”保持甚至擴增自己，而是 DNA 作為網絡組分，在生命大分子網絡正反饋的情況下不得不復制，以保障網絡擴張所需的蛋白質生產流水線可以提供所需的零配件。

“為了保留和擴張自身基因”的關于性的誤解，來自固守狹隘自我的認知，更來自對生物演化的無知。在單細胞真核生物中，單個細胞負責網絡運行，細胞集合應對環境變化；而在多細胞動物中，個體成為行為和整合環境的主體，居群則作為生存單位存在。

也就是說，每個個體在這個系統中，實質上是一個特定DNA多樣性的“載體”，通過有性生殖與其他成員共享和傳遞基因庫中的多樣性，維系整個居群的適應與延續。動物性行為的交配權爭奪，其實是典型的“利群”行為。

“有性生殖周期”是連接運行主體（個體）和生存主體（種群）的紐帶，也是細胞集合中DNA 序列多樣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既然如此，那么人類為何非要去追問并且賦予性行為以各種意義和解釋呢？這是因為人類的生存模式從和其他動物一樣的采集捕獵轉為農耕畜牧以后，為了更好地種植植物和飼養動物，為此不得不追溯實體由來。

而這又得益于“人之為人”的源頭，即基因變異所引發的言語能力的出現，言語能力與在人類祖先中已經存在的抽象能力和工具創制能力發生整合，出現了具有正反饋和外化屬性的認知能力。

當古人類有能力將大中型動物趕盡殺絕，就不得不轉變為農耕畜牧，不得不對周邊實體加以追溯和解釋，因為這和栽培飼養息息相關。

這使得人類在原本具有的由DNA編碼的內在生存能力之外，獲得了不由 DNA編碼的外化生存能力，并因此走上了一條“認知決定生存”的獨特演化道路。性現象固然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性觀念卻是在認知能力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人類之所以為人，恰恰在于其行為不再完全由本能驅動，而是由“謀而后動”的認知結構所主導。從愛情到婚姻，從性快感的追求到性別關系的重構，我們所面對的“性”現象，早已遠遠超出生物本能的范疇，而深深嵌入了文化觀念、社會制度和歷史經驗的交織網絡中。

因此，愛情不只是求偶本能的美化，而是個體認知在未來投射中的共鳴；婚姻不只是天造地設的配對，而是隨著社會分工協同演化出的制度安排；性快感不只是生物的獎賞機制，而是欲望機制與社會誘導相互作用的產物……

人類的談情說愛固然有激素驅動的因素，但是其發展和形式，比動物的求偶和交配權爭奪復雜得多。兩性的答案，不在其他動物那里。

這一系列分析揭示出一個深刻的事實：圍繞“性”的諸多社會現象，其根源幾乎都指向人類認知機制所生成的觀念體系。而性，恰恰是最容易被誤讀、濫用、庸俗化的那個入口。在這種錯綜復雜的“認知織網”中，我們常常誤將制度當自然、將偏見當真理、將欲望當自由，最終走進了自我設限的繭房。

這本書在結語中提醒我們：既然觀念是人構建的，那就應由人來重構。軸心時代的先賢根據各自所在時空的特點，構建起了不同的觀念體系，然而已經過去兩千多年，人類社會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回避“性”的現象與相關的觀念，而在于敢于面對它、理解它、更新它。

古代居群的“性”觀念，更多是從維持居群秩序出發，且不得不通過演繹來填補當時科學局限的漏洞。

白書農教授在后記中還提到，人類發展中面臨的最大障礙，一個是把人們對現象的解釋作為現象本身來接受，還有一個就是邏輯的百分之五十，其結果就是“事實”和“觀點”的各種雜糅。

為此，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從目前已有的生物學研究證據中，梳理出“性”的本質，為公眾理解廣受矚目的“性”現象，提供一個具有客觀合理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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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壹圖網

觀點資料來源：

《萬物有性？：生物學視角下的“性”學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