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小說發展史源頭期的代表性作品，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具有不容忽視的文學史地位，也一向為學界所關注，在上百年研究歷程中，成果豐碩，如文獻資料整理（如中華書局的“古小說叢刊”系列）、小說史構建（如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等都影響深遠。

張黎明《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

然而，相比于古代其他時期的小說，如唐傳奇、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等，志怪小說研究仍顯薄弱。

近年來，志怪小說研究成果數量激增，尤其以碩博論文為代表的新生代學術力量增長迅速，但質量的提升卻無法媲美數量，存在選題重復、論述淺表化乃至拼湊現象等問題。

在此學術背景下，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張黎明《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一書令人眼前一亮，該著作體現出扎實的文獻功底，秉承不尚虛言重視考辨的實證學風，為志怪小說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范式。

該書是張黎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結項成果，也是作者十余年來致力于古小說研究的總結、凝練和深化。該書視野開闊、思維縝密、創新性強、實證性強，系統深入地探討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引書問題。

據筆者所見，該書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志怪小說“刺取故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語）現象的學術專著，具有“拓荒性”價值。該書的開創性及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維度：

《中國小說史略》

一、開拓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的新領域

干寶《搜神記序》云：“考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這是言明《搜神記》的內容很大一部分是“承于前載”，乃博采眾書而成，干寶為“撰”書而非“著”書。

《搜神記》的這種成書方式在魏晉南北朝小說中具有普遍性，如《世說新語》多采擷舊文，殷蕓《小說》更是直接標注取材來源。

對于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承于前載”的編撰特征，學界諸家常論及，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計有七八處之多，但很少有系統、深入的探討。

究其原因，一則因唐前文獻散佚嚴重，文本源流考辨難度很大；二則學界對這一成書方式評價不高，如魯迅批評其“殊乏新異”“非自造也”（《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唐前志怪小說史》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一書突破此學術窠臼，不懼成說，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審視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博采眾書”現象，使“老問題”煥發出“新面貌”，開拓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的新領域。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一書不避繁瑣，對材料的挖掘可謂竭澤而漁，對《列異傳》《博物志》《搜神記》《拾遺記》《冤魂志》等11部志怪小說代表作品的引書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辨析其引書數量、類別、特點等，并形成了清晰明了的引書目錄，厘清諸書的文獻來源問題，可謂志怪小說研究的一大收獲，使得傳統論題煥發新機，為魏晉南北朝小說研究開拓出了新的學術增長點。

《唐前志怪小說輯釋》

二、創建了從文獻學角度研究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新范式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認為“引書現象”關系到志怪小說的題材來源、故事特點、原書體例等諸多重要而具體的問題，該書提出：“志怪小說的這種引書式成書方式雖帶有小說初期階段的不成熟性，但并非簡單地陳陳相因，而是在引書中有繼承，有變化，一直處于動態的變化中。”

這一認識突破了以往文獻整理局限于文本校勘的固有范式，將文獻考辨與文學闡釋有效結合起來，不僅使文獻研究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也為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文學研究提供出新的探討視角。

在既往的志怪小說研究中，文獻整理雖然成績斐然，但多集中于輯佚、校勘等基礎性工作，而典型的文學研究則始終處于相對薄弱的狀態，傳統學術話語中，志怪小說常被冠以“叢殘小語”“粗陳梗概”“文學性不突出”等標簽。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則在整理引書文獻的基礎上，對志怪小說的文學特質進行了開創性探討，如該書第七章，在系統梳理《搜神記》引書來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其取材史部典籍中“信”與“變”、取材子部典籍的“游心寓目”之處，展現出干寶的“創作”之處，認為這是走向文學自覺的第一步。

再比如第八章以《拾遺記》為個案，《拾遺記》記事詭異怪誕，常被認為是“全構虛辭”（《史通·雜述》）“其言荒誕”（《四庫全書總目》）。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則經過仔細爬梳，認為“《拾遺記》在素材選材上‘有跡可循’，……將虛和實雜糅在一起，從而使《拾遺記》形成了以歷史脈絡為框架，以逸聞軼事為血肉，又偏重奇珍異物的敘事文本”，通過將《拾遺記》與《帝王世紀》《洞冥記》進行互文性考察，不僅厘清了其獨特的史傳體例，更對其怪誕詭譎、辭采縟艷的文學風格作出了富有洞見的闡釋。

中華書局整理本《拾遺記》

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重要學術觀點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不受重視，常被認為成就不高，這一現象實則折射出古代小說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理論困境：“以西律中”“以今律古”思維慣性制約了研究范式，以西方小說理論作為評判標準的話，對志怪小說這樣一種“典型”的古代小說就容易產生認識上的偏差。

2022年，國家領導人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重要論述為重新審視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了理論指引。《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正是踐行這一學術理念的典范之作，為構建中國小說自主知識體系提供重要借鑒。

《經典文言小說解讀》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志怪小說的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概念。該書將志怪小說中引書現象分為“行文中引書”和“文本輯采類引書”兩種基本類型，并著重論析后者不僅是一種“古代典型”的引書類型，而且是唐前小說最核心的成書方式，文本輯采類引書“與傳統‘小說’觀念及古代圖書修撰史都有關聯”。

基于這一理論認識，該書對“文本輯采類引書”進行了全面考察，原創性提出其源頭始自抄撰傳統，在唐代以后，則發生了雙向嬗變：在外部形態上，演變為獨立的圖書編撰體例，以類書體小說集為典型代表；在內在特質上，則形成了古代小說多文本性本事的敘事特征，成為中國古代小說創作論的重要傳統。這一系列關于小說引書式成書的生成機制以及發展嬗變的討論頗有新意，都是具有原創意義的理論成果。

作為首部研究志怪小說引書問題的學術專著，張黎明《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引書考辨》具有重要價值，不僅在研究視角、研究思路上具有開創性，其學術觀點、理論思辨也具有原創性意義。

《古小說亂世書寫研究》

從更宏觀的學術視域看，該書對彰顯我國學術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