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稻米體系” 被稱作 “政壇第三高壓線”，是因為1918 年的 “米騷動” 至今仍是日本政壇的警鐘，日本當年米價暴漲引發全國性騷亂，直接導致寺內正毅內閣垮臺。

這讓日本政客們深刻明白，稻米供應一旦出問題，就可能動搖政權根基。今年的 “令和米荒” ，農林水產大臣江藤拓因應對不力被迫辭職，就是這一邏輯的現代印證。

更關鍵的是政治利益的深度捆綁。自民黨長期依賴農村選區的選票，而農協作為農民的 “代言人”，手里攥著全國 90% 以上農戶的選票。農協與 “農林族” 議員、農林水產省形成了穩固的 “政 — 官 — 農” 鐵三角：

農協通過旗下銀行（管理著超 100 萬億日元資產）提供政治資金，還能動員選民影響約 30% 的國會議席；

農林水產省則與農協合作推出 “減產政策”，名義上防止過剩，實則通過補貼讓農民休耕，人為維持供應緊張以保高價。這種捆綁讓任何想動稻米體系的政客都得掂量 ，動了就可能失去選票，丟了政權。

而在文化層面，稻米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了日本的身份符號。各地培育出越光、一見鐘情等數百個特色品種，頂級餐廳以用本地米為榮，游客品嘗地方美食時，米飯永遠是核心。許多日本人一口就能辨出稻米的產地和等級，這種對稻米的珍視轉化成了強大的社會共識：誰破壞了優質國產米的穩定供應，誰就是在挑戰民族認同，自然會被選民拋棄。

再看這一體系和價格制度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政策與農協運作長期交織的結果。二戰后，日本頒布《農業協同組合法》，農協應運而生并逐漸壟斷農業全鏈條 ，從生產端的農資采購，到流通端的稻米銷售，再到金融服務，幾乎都在其掌控之下。農民必須通過農協賣米，農協先以低價預付 “概算金”，再高價批發，形成 “買方壟斷”。

而在20 世紀 50 年代起，自民黨為爭取農村選票，推行高額補貼和價格管控，還嚴格限制進口，對外國大米征收 227% 的高關稅，確保稻米自給率接近 100%。

至此，為維持價格，政府長期搞 “減反政策”，2024 年水稻種植面積較峰值減少 40%，抗風險能力大降。而儲備米制度更成了利益輸送的工具，2025 年政府投放的 41 萬噸儲備米，95% 被農協收購囤積，僅有 7% 流入零售市場，形成 “政府放糧、農協囤糧” 的怪圈。

這種體系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可謂利弊交織卻隱患重重！

對消費者來說，他們得承受全球最高米價，2025 年一季度 5 公斤裝大米均價達 4268 日元（約 215 元人民幣），同比暴漲近一倍，普通家庭不得不精打細算，而頂級餐廳卻仍能靠高價米維持格調，加劇了社會階層對立。

而農業本身也陷入困境，長期減產讓農田荒廢，2024 年稻農破產數創 13 年新高，農民平均年齡超 70 歲，未來 5 - 10 年農戶可能大幅減少。

而政府每年投入 400 - 500 億日元維持儲備米制度，但儲備米如上文所述，周轉率僅 7%，大部分陳米最終淪為飼料，浪費嚴重。

產業層面，高米價推高了食品加工業成本，羅森等企業的飯團業務因原料漲價陷入虧損，而國際市場上，日本大米呈現 “雙重價格”，同一品種在加州超市售價僅為國內一半，這種市場割裂不僅削弱了日本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還讓越南、泰國等國在 2025 年米荒時趁機搶占高端市場。

更深遠的是，稻米政策擠占了太多資源。日本稻米自給率近 100%，但整體食品自給率（按熱量算）僅 38%，政策過度傾斜單一作物，反而埋下糧食安全隱患。

如今，日本的大米改革成了兩難選擇：

不改革，米價暴漲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改革，自民黨會失去農村選票，農協的阻撓也難以突破。而日本經濟，還將在這種拉扯中繼續承受其帶來的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