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

文｜蛙蛙和洼

河南開封，洗碗廠的車間里，熱氣像黏稠的膠水，糊住了每一個毛孔。

54歲的韋巧連站在傳送帶旁，溫熱的水汽和機器的轟鳴包裹著她，沒有一絲風，更沒有空調。她那天幾次感到頭暈，想吐，但她只是走到角落里歇了歇，喝了口水，又回到了崗位上。

命比工作重要，但對有些人來說，這個選擇題并不成立。

她最終倒下了。

當她被送到醫院時，急診科醫生測出她的核心體溫是驚人的42攝氏度。

這個數字意味著她體內的蛋白質正在變性，大腦、心臟、腎臟的功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相繼倒下”。

醫生后來對著鏡頭遺憾地說，如果她一出現癥狀就撥打120，“結局可能又不一樣”。

圖為22年澎湃新聞對于熱射病受害者的報道

可對于一個靠計件掙錢的洗碗工來說，“堅持一下”幾乎是一種肌肉記憶，是對貧窮最本能的抵抗。

她的故事，在2022年的夏天，和建筑工人王建祿的悲劇一起，短暫地沖上熱搜，讓“熱射病”這個醫學名詞，第一次大規模地闖入中國公眾的視野。

這不僅僅是關于一個個體的悲劇，更是我們整個社會必須直視的一道裂痕：

在一個日益炎熱的世界里，我們如何保護那些最遵循傳統、最節儉、也最脆弱的長輩？

1/ 假象與沉默

我有時會陷入一種分裂的觀察。

圖為在微信內用高溫、央視進行檢索的結果

我打開我們的新聞客戶端，搜索“高溫”，屏幕上跳出來的是一片蓬勃的景象：

“‘清涼經濟’點燃夏日消費新熱潮”“多地電網負荷創歷史新高”“市民涌入防空洞、商場納涼”。

這是一個精心構建的、樂觀向上的夏日圖景。它展示了商業的活力、基建的強大和民眾的巧思。

但它唯獨缺少了一樣東西：

人的脆弱性。

那些潛在的、正在發生的死亡，那些像韋巧連一樣在酷熱中熄滅的生命，被小心翼翼地隱匿在這些熱鬧的標題背后，無聲無息。

節儉是一種美德，直到它殺死你。

這種沉默的根源，部分在于我們的長輩。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里成長起來的。

對于他們，“省”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法則。

一度電、一滴水，都承載著過去苦日子的記憶。

因此，當子女為他們裝上空調，他們首先看到的不是舒適，而是飛速轉動的電表和“浪費”。

他們會說：“我心靜自然涼。”

他們會說：“開空調吹出來的風是‘邪風’，對關節不好。”

他們會說：“我這輩子沒吹空調，不也過來了嗎？”

這些話語，聽起來固執，背后卻是一整套早已過時，但在他們青春時代無比正確的生存哲學。他們用一生的經驗去對抗這個世界，卻未曾料到：

世界本身已經變了。

全球變暖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它意味著過去的“酷暑”，已經變成了今天“致命的熱浪”。

浙江媒體曾報道過多起類似的悲劇：有老人空調壞了舍不得修，結果中暑死亡；有獨居老人怕浪費電，在近40度的室溫里硬扛，直到昏迷。

他們聽不到警鐘，因為根本沒人為他們敲響。

而敲響警鐘的責任，本該由媒體和公共衛生系統承擔。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系統性的回避。

我們能看到科普：熱射病會致人死亡，但我們看不到這樣的事在我們的身邊已經發生了多少。

當具體的、大規模的死亡不被言說，它就不存在了嗎？當一個社會閉口不談某種風險，這種風險就會自動消失嗎？

并不會。

它只會更隱蔽、更隨機地降臨在那些最沒有防御能力的人身上。

2 / 1180與5萬：數字的雙重面孔

然后，我換了個關鍵詞，搜索“高溫 死亡”。

CCTV的新聞赫然在列：《西班牙持續高溫兩月致逾千人死亡》，文章里精確地引用西班牙國家衛生部的數據：“截至7月19日，全國已有1180人死于高溫相關疾病……95%的死者超過65歲。”

新華社、人民網也紛紛跟進，數字清晰，口徑一致，每一個冰冷的數字都在提醒讀者：

高溫是致命的，老人是脆弱的。

這是一種奇特的媒體景觀：我們精確地清點著發生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每一樁高溫悲劇，卻對自己土地上相似的苦難，報以一片驚人的沉默，或者選擇性地回避。

仿佛死亡只有在別處發生時，才值得被計數和報道。

數字在國外是新聞，在國內是“只可意會”。

這片沉默的背后是什么？是統計口徑的技術難題嗎？

誠然，熱射病導致的死亡，最終的醫學診斷常常是“心力衰竭”或“腎功能衰竭”，難以直接歸因為“高溫”。但這種難題，在每年統計洪水、臺風的死亡人數時似乎總能被克服。

承認“熱死人”，尤其是在一個將“生命至上”奉為圭臬的國度里，承認因為一種看似最“自然”不過的災害而出現規模性死亡，或許會被視為一種敘事上的“失敗”。

于是，與其面對，不如回避。

這或許是我作為寫作者的偏執與刻薄。

但醫學期刊《柳葉刀》的報告，像一記冰冷的耳光，提醒我這并非臆想。

報告推算，僅僅是2022年那場席卷全國的破紀錄熱浪，中國與高溫相關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50900人。

五萬。

這個數字從未出現在任何官方公報里。

它像一個幽靈，徘徊在學術論文的圖表和國際組織的報告中，卻從未被允許走進我們日常的新聞版面。

當官方的統計付之闕如，我們便只能從碎片化的悲劇中去拼湊真實。

2024年夏天，在連續8天的酷熱之后，深圳急救中心才對外披露：6天內，有兩名男子因中暑搶救無效死亡。

這遲來的、被動的、吝嗇的數字，像一塊投入死水里的石子，激起一圈微瀾便迅速消失。

這1180與5萬之間的巨大鴻溝，不僅是國別的差異，更是我們社會對待生命與風險的態度的差異。

3/ 無法償還的代價

《禮記·月令》里寫道：“孟夏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蚤落，國乃有恐。”

古人早已意識到，違背時令與自然的規律，會招致災禍與恐懼。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全球尺度的“逆天而行”？

只是這一次，最先感受到“恐”的，承受代價的，是那些最念舊、最遵循傳統的長者。

身體的背叛，從不說謊。

空調的“邪風”和熱射病的死神之間，那道選擇題，本不該如此艱難。

當一個社會需要靠醫學期刊的冰冷數據，才能窺見自己同胞在酷熱中的大規模死亡時，我們該反思的，或許早已超出了科普的范疇。

在宏大敘事的靜默之下，保護生命的責任，實際上被悄無聲息地轉嫁了：從公共領域，轉嫁到了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子女的肩上。

我們，這些更年輕的、更習慣于從全球資訊中獲取信息的一代，成了那道本不應存在的防火墻。

我們必須去翻譯這個世界的變化，把“全球變暖”這種宏觀概念，翻譯成對長輩說的：

“今年的天跟往年不一樣了，真的會要人命的。”

我們必須去對抗他們根深蒂固的節儉觀念，把開空調這件事，從一種奢侈浪費的行為：

重新定義為一種“像吃降壓藥一樣必要”的保命措施。

這是一種沉重的責任，也是一種荒誕的現實。

我們一面要為父母長輩的固執而焦慮，一面又要為那些本該被大聲疾呼的警告的缺席而感到無力。

我們像是在一個被靜音的舞臺上，聲嘶力竭地表演著一出關于生死的獨角戲，觀眾只有我們自己和我們所愛的人。

明年夏天，熱浪會如期而至，甚至更加猛烈。韋巧連們的故事，還會重演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手中，在我們是否愿意成為那個人群中的吹哨人，在我們是否愿意用自己的耐心與行動，去填補那片巨大的、令人心悸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