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南京大屠殺的敘事，固然有很多角度，而由影像展開的故事，是其中最為震撼的部分。故事——無論作為歷史實證，還是藝術表達，真實影像流傳鏈上的每一個節點，都有著巨大的爆炸當量。被拍者、拍攝者，理所當然被首先關注，也是過去大多數敘事的著力點。《南京照相館》，竟然選擇了這個鏈條上一直被忽視的“洗照片的人”。

在看《南京照相館》之前，我們已經知道電影創意源自南京華東照相館的真實歷史，但是看完之后才發現，電影僅選取了史實中的三個點：一個照相館、一個少年人、一摞子留存于世的照片。創作者非常清楚，原型故事的偶然性、枝蔓性難以在兩三個小時里還原清楚，這件事交給其他藝術樣式做更合適。圍繞這三個點，創作者編織了一個更具戲劇張力的故事。情節發展上的必然如此，情感道義上的必須如此，情勢主題上的必定如此，讓至暗中的不朽微光映照出了萬里河山的永恒容顏。觀眾沒有在驚悚中顫栗，而是于心靈深處獲得了與大地共振的“血脈覺醒”，用最平凡溫柔的方式，達成了對民族與和平滾燙的珍愛。

照相館，這個故事載體一被選擇，就“什么都對了”。它是個可以無限打開、打開、再打開的故事匣子，通過一張張照片，通往一個個人。照相館，就是一個可以承擔戲劇樞紐功能的大舞臺，是一個有著象征意味的實體。而暗房與底片，顯影與定影，照片沖洗的技術過程，也充滿了隱喻。

戰爭如此宏大，影片以鎖閉式結構，把戰場壓縮于吉祥照相館，把日本鬼子與南京城百姓的沖突對峙，聚焦于日軍攝影師伊藤與郵差阿昌。破城而入的部隊，從一開始就需要記錄侵略的“榮耀”，攝影師滿城尋找洗照片的地方。“漢奸”翻譯王廣海，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助推情節的作用，為了討好日本攝影師，也為了救下同胞，他推了阿昌一把，槍口下的阿昌變成了照相館的阿泰。故事的齒輪就此轉動。

電影觸及燒殺奸淫，但沒有鋪陳展開，這些畫面定格在膠卷里，一卷一卷送進照相館。

為日本人洗膠卷，可換取通行證，七八個南京人就因此相遇于吉祥照相館了：少年學徒、小演員、晦暗不明的翻譯、警察、小康老板、家庭婦女、孩子，他們就是1938年的南京人群像。

封閉的空間里，延展出對仗的敘事。

屠刀下的平民，如此弱小，如此強大。和平寧靜限制了我們對家園毀滅的想象，而電影逼真描述了外侮踐踏城市、欺凌同胞的慘烈場面。作為一個南京人，坐在電影院內，我對銀幕上那些逃竄時急迫的喘息、地下室不敢出聲的長期躲藏、刺刀晃動一言不合刺進肉身的疼痛，完完全全有代入感。這感覺十分具體：侵略者來臨，人間煉獄轉瞬即是，這些人可能就是“我”。重述悲劇僅讓觀眾消極、仇恨甚至逃避，是浪費了價值的。創作者對小老百姓精神層面的嬗變塑造得細膩明快而有力，金老板不說“為國捐軀”“守護同胞”“說出真相”這些大詞，只說替日本人干事“洗不干凈”。平民英雄，就是在大是大非之刻，露出弱小軀殼最內里一顆求干凈的赤子之心，他只是愛己、愛家、愛城，于是成就了愛國。

屋外是焦土，屋內卻有青翠的國土山河，這真是我見過最藝術、最有格局的譬喻指代。“山河”的第一次出場，是照相館的景片。哪個照相館不配置“國民風景點”呢？北京故宮、杭州柳浪聞鶯、武漢黃鶴樓、萬里長城……避難者們一張張念出這些名字，帶著各自的方言，然后在黑暗里輕聲詠嘆：大好河山，寸土必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這么高級地點中了觀眾的淚穴。山河還在日本人的照片里，攝影師伊藤在記錄屠殺“榮耀”之余，拍了很多南京風景，阿昌為這些景物制作了一本相冊，輕輕翻動，南京的玄武湖、靈谷寺、石象路等最經典地標，黑白影像呈現出令人驚嘆之美。電影一直克制對殺戮的直接呈現，似藏著一把匕首，用在高潮處，一出即中。金老板列數照相館里的百姓生活照，與之相疊映的，是侵略者們對生活的毀滅。他帶著南京地道“桿子”（南京方言：硬朗小伙子）的小得意，發出對侵略者嘲弄的蔑視，一一念出那些留影的人與地點：柳樹巷8號的店家、電報局的李小姐、廣安街37號的姜老板……念的是往日的幸福生活，念的也是屠殺證據。而阿昌則對著伊藤吼出：教敷營，雨花臺，挹江門，中山門，中華門……我們中國人不許可你們這么糟蹋！

有時候，名詞比動詞、形容詞更有力量。山河之名，家園之名，齊齊整整，此時此刻，如詩如頌。

（編輯：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