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樓大廈就是現代化嗎？有人工智能就是現代化嗎?

1961年．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出版了他的經典作品《日本的思想》。他提出了一個辛辣的觀點：日本作為一個看似現代的現代化國家，其實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

所謂的高樓大廈、現代商業(yè)、現代科技，甚至全新的政治制度，都只是表面上的現代化。人們把表面上的繁榮，誤以為自己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忽略了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還處于封建社會的事實。因此，只要經濟發(fā)展陷入低谷的時候，日本就有可能重回歸民族主義，甚至是軍國主義。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現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現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現代化。

也可以這么理解，現代化有三個層級：低級的是器物的現代化，中級的是制度的現代化，高級的是觀念的現代化。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成書于二戰(zhàn)之后，顯然也繼承了福澤諭吉的啟蒙思想。

二戰(zhàn)之后，麥克阿瑟對日本進行了改造，確立了人民主權。日本的制度似乎在一夜之間邁入了現代化，但人民的觀念還停留在天皇時代。丸山真男認為，沒有哲學深度的制度變革，有可能淪為工具主義或者技術主義。他在書中犀利的批評說：日本戰(zhàn)后的民主化，就好像是新瓶裝舊酒。

丸山真男指出，日本并沒有反思自己的傳統(tǒng)思想，只是把西方的制度嫁接在了自己的傳統(tǒng)思想之上，是一個看似現代，實際落后的畸形產物。當時的日本人并不理解，西方先進的制度從何而來，基于什么樣的思想，源于什么樣的觀念，日本人在價值觀上并沒有真正吸收它，更不可能對西方的制度提出更先進的創(chuàng)新。

走在日本的大街上，滿眼都是穿西裝的人們，遍地都是西方科技的產品，似乎一切都在說明日本已經進入了現代化。但是，透過現代化的皮，你就會看到日本人封建化的魂，比如忠君、等級、家族等等觀念，他們并沒有被注入自由、平等、法治、個人權利等等現代文明的思想觀念。當時的日本，明明有了議會，明明有了法律，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知道自己享有什么權利，還是習慣于無腦順從。丸山真男認為，當時日本人，就好像是在用駕駛馬車的觀念來開汽車。

麥克阿瑟雖然把公民的身份給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還是習慣去做一個不折不扣的順民。麥克阿瑟給日本制定的制度，只是被日本人當成了一種謀利的工具，尤其是在西方國家身上謀利。

丸山真男開宗明義的指出，相較于西方那種具有清晰內在邏輯、系統(tǒng)架構與核心原理的思想體系，日本的傳統(tǒng)思想呈現出典型的修補匠模式，而不是笛卡爾《方法論》中展示的體系式思維。

為了解決日本社會當時面臨的問題，丸山真男創(chuàng)造性的提出了個體主體性的概念。他發(fā)現，二戰(zhàn)之前的日本，國家被賦予了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對國家的評判，都被視為邪惡或者背叛的行徑。國家大于個人，天皇大于一切，沒有個人權利，沒有公民責任，只有服從、奉獻和犧牲，這樣的規(guī)訓機制，剝奪了個體的主體性，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的順民。

丸山真男認為，當時的日本社會，沒有公民倫理，只有順民倫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關系嵌入了日本每一個個體。每個人的內心都是去做一個好兒子、好部下、好臣子。他們不會按照自由意志去選擇想成為的那個自己，也不會按照自由意志去衡量其他人，而是把定義權交給了他人、交給了權威、交給了國家。比如在實際生活工作中，出現什么情況，經常會聽到：我會去找你的社長、找你的主管、找你的老師、找你的家長，總而言之，任何人都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要被管住的那一個。

丸山真男認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化社會，人們會高度認同自身的主體性，并且會為自己的主體性負責，同時也能夠在一個平等的視角，去看待權威和權力，并警惕和制約權力的不正當行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洞察，西方思想之所以能夠推動社會轉型，就是在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之后，讓個體在思想上完成了內在的超越，從而能夠基于自我意志，進行理性的思考和價值判斷。

而當時的日本，并沒有產生個體的主體性。所以丸山真男警告說，在經濟好的時候，人們會認為自己身處于文明的紅利當中，但當社會一旦進入危機時刻，那些藏在傳統(tǒng)當中的人就會蹦出來，重新掀起民族主義，甚至是軍國主義，壓垮本就脆弱的現代制度的防線。

丸山真男給出的解決措施還是教育。他告誡日本社會，要拋棄那種服從性教育，要徹底摒棄那種不要出頭、隨大流、順應集體、聽從權威的教育方式。要鼓勵孩子們，用自由意志勇敢去表達。如果不培養(yǎng)個體的主體性，即便有了民主的制度，也不能阻止專制的復辟。因為沒有個體的主體性，整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就可能因為恐懼，而選擇追捧權威或者沉默，甚至還會完全反過來，用學術來美化專制的合理性。比如二戰(zhàn)期間，日本就有大量的專家學者撰寫鼓動文章、美化戰(zhàn)爭，鼓動大家去為國家和天皇犧牲。

最后，丸山真男指出，只有個體主體性的回歸，并把國家放回可以討論、可以質疑、可以評判的位置，國家才能真正邁入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