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李蕾 每經編輯：肖芮冬

又一位知名公募基金經理踏上了“公奔私”的道路。近日，安信基金旗下的百億固收名將張翼飛卸任所有在管產品，離職后下一站或去往私募機構，引發行業關注。

2025年開年，公募行業就掀起一場基金經理“離任風暴”，多位知名公募基金經理相繼“清倉式”卸任，離任人數創下近年來新高。

其中，“奔私”成為不少離職公募基金經理的重要去向。從管理規模達百億元級的行業頂流，到深耕細分賽道的“黑馬”，這些公募基金經理選擇褪去光環，轉身投入私募江湖，試圖開啟新的職業篇章。而此現象背后，不僅是這些公募基金經理個人職業選擇的變動，更折射出行業格局的深刻變化。

那么，過去那些“奔私”的公募基金經理如今光景怎樣，是否還能延續在公募賽道時的榮光？哪些因素影響著他們的業績表現，又給行業帶來了哪些影響？《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日前就此展開調查。

離職潮涌：政策與市場雙重驅動下的行業洗牌

2025年的公募基金行業，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人才流動變局。

Wind數據顯示，截至7月15日，年內離任的公募基金經理數量已經達到了196人，即將突破200人。這一數據也達到了近年來的歷史峰值，較2024年、2023年同期分別增長11.4%和20%。

其中不乏知名公募基金經理“清倉式”卸任。例如建信基金周智碩、泰達宏利基金王鵬、華商基金周海棟、景順長城基金鮑無可等，都是備受行業和投資者關注的名將。而在這些離任的公募基金經理中，轉戰私募基金的不在少數。

縱觀近年來公募行業的人才流動，尤其是績優公募基金經理的離任頻率，通常都和市場牛熊周期存在一定關聯。過去十余年間，“公奔私”曾出現過幾輪浪潮。

第一輪浪潮始于2007年的牛市，開啟了公募基金經理轉向私募領域的早期探索。

第二輪浪潮2012年左右啟動，并在2015年達到頂峰。與前一輪相比，這一時期“奔私”的知名公募基金經理數量大幅增加，王亞偉、胡建平、馮剛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第三輪“公奔私”的序幕則在2020年牛市行情中悄然拉開，并延續至2022年。在此期間，董承非、崔瑩、周應波等多位知名公募基金經理陸續離開公募行業，或自主創辦公司，或加盟私募平臺，成為行業關注的焦點。

而目前這一輪，從去年開始至今，一批公募老將相繼離任，掀開新一輪公募基金經理“奔私”熱潮。

對此，安爵資產董事長劉巖指出，這一現象是由監管政策、市場與行業結構等多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

“2025年5月實施的《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是關鍵轉折點。新規要求主動管理權益類基金全面推行浮動費率制，公募基金經理薪酬與三年期業績強綁定，業績低于基準超10個百分點，績效薪酬顯著下調。”劉巖表示，這一機制直接打破了“旱澇保收”的行業生態，迫使業績不達標的公募基金經理主動離職或被淘汰。

同時，頭部基金公司憑借投研資源和平臺優勢形成“虹吸效應”，使中小基金公司生存空間大幅壓縮。2025年一季度，非貨管理規模前十的公募機構市場集中度升至58%，造成中小公募公司的知名基金經理為尋求更好的資源支持，大量選擇跳槽至頭部機構或“奔私”。

與往年相比，之前的公募基金經理離職潮，多是由個人或市場等單一因素引發，而今年的離職潮，更多是在行業從粗放式擴張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背景下，行業整體對投研模式、人才結構等進行主動調整的結果。

“比如，很多基金公司為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有意加大投入，構建團隊化、平臺化的投研體系，提高投研人員占比和專業水平，這使得相當一部分與新體系不匹配的公募基金經理離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離職潮中，新老交替加速的現象更為明顯。一些經驗豐富的老公募基金經理離任，而新任基金經理平均任職年限相對較短，行業經驗斷層問題開始顯現。這也反映出基金行業在發展過程中，人才梯隊建設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私募排排網財富研究部副總監劉有華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同時，公募機構專業人才紛紛轉向私募領域發展。這一趨勢主要源于私募基金在投資決策上更具自主性，且薪酬體系與業績掛鉤更為緊密，為專業人才提供了更大的價值實現空間。

那么，這些“奔私”的公募基金經理，究竟業績如何？

業績分化：平臺紅利消退后的能力試金石

私募排排網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公奔私”的公募基金經理人數已達到863名。

從這些人的職業路徑來看，“奔私”的公募基金經理主要有兩種選擇：自立門戶成立私募公司，或加盟已有私募平臺。一般來說，自立門戶者希望完全掌控投資決策，發揮個人風格；加盟成熟平臺者則可借助既有資源，降低初創期的運營壓力。但無論如何，最終還是要靠業績說話。

私募排排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年底，私募市場共有30995位基金經理，其中有公募從業背景，也就是俗稱的“公奔私”基金經理共有886位，占比約3%。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這886位有公募背景的私募基金經理，旗下有業績顯示的產品共有292只，2024年全年收益均值為18.43%，在所有類型的基金經理中排名第二。但正收益產品占比卻是幾類基金經理中最低的，說明了產品業績分化比較大。

再來看看這些“公募派”基金經理去年的業績情況。據機構統計，去年，這類產品中表現最好的是楊萍管理的善擇先鋒3號，全年收益率超過200%。此外，還有多只產品年度收益率超過50%。

Wind數據顯示，在全市場有數據可查、采取主觀多頭策略的3248只私募產品中，2024年凈值增長超過50%的達到132只，其中凈值翻倍的有32只；采取宏觀策略的私募產品有164只，其中2024年凈值增長超過50%的有39只，凈值翻倍的也有4只。

也就是說，放在整個私募行業來看，“公募派”基金經理的業績算不上頂尖水平，且個體業績差異顯著。

再具體來看，從近幾年“奔私”公募名將的業績表現來看，可謂是幾人歡喜幾人愁。

例如，中歐基金原知名基金經理周應波在2022年成立上海運舟私募，引發業內廣泛關注。隨后該私募發行的首只產品開售首日即大賣30億元，公司也很快步入了百億私募之列。

不過到2023年，上海運舟私募被曝出旗下產品重倉股遭強平的消息，此后公司火速辟謠。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以下簡稱中基協）官網數據顯示，2024年，上海運舟私募管理規模已回落至50億~100億元，當初和周應波一起“奔私”的另一位公募名將陸文俊也選擇了“單飛”。

私募排排網和好買基金網的資料顯示，目前，上海運舟私募旗下能查詢到業績的產品僅有運舟致遠1號1期，基金經理就是周應波本人。這只產品成立于2023年12月5日，階段收益如下：由于產品成立時間并不長，因此從成立以來的收益來看，還是可以排進同類產品前50%；但如果只看近半年的業績，幾乎就是在同類產品后30%的水平。相比之下，周應波在公募基金時的代表作——中歐時代先鋒、中歐明睿新常態等，任職回報在同類產品中排在數一數二的位置。

還有曾被譽為“創業板一哥”的中郵基金前知名基金經理任澤松，2018年收購集元資產，轉戰私募賽道。中基協備案信息顯示，集元資產當前備案在管的基金有16只，管理規模在0~5億元，沒有向上突破。

幾年來，集元資產旗下產品以“大開大合”出名，單周凈值漲跌幅超過20個百分點，也不是什么稀罕事。Wind數據顯示，由任澤松管理的3只產品，在其任職以來虧損都超過30%，尤其是從2022年開始連續三年的虧損幅度，也引發了業內對于他本人依賴高成長賽道策略的質疑。

還有部分機構旗下產品的管理規模逐步下滑，從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走到門庭冷落、銷聲匿跡。

今年3月，猛犸資產主動注銷牌照。該機構由興全基金（現改名為興證全球基金）前知名基金經理陳揚帆創辦，也曾名噪一時。憑借曾經“公募男神”的光環以及過往管理產品的業績加持，僅2015年上半年，猛犸資產備案產品就達到20只之多，顯示出強大的市場號召力。但在成立后不久，猛犸資產和陳揚帆本人就陷入了“非常規提成事件”風波。此后，這家機構就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直至今年注銷。

華安基金原總經理童威也曾在2021年創立相程私募，但不到三年便主動注銷了管理人登記，7只產品全部清算，匆匆為這場創業畫上了句號。

此外，去年8月，泓德基金原副總經理、知名基金經理鄔傳雁正式“奔私”，成立了深圳市一諾私募。如今，近一年時間過去。中基協信息顯示，目前，一諾私募旗下共成立了5只私募基金產品，其中僅有1只是今年成立的，公司管理總規模在0~5億元，屬于穩扎穩打但步子走得比較慢的代表。

事實上，私募基金賽道競爭相當激烈。除了星石投資、淡水泉等早期的“公奔私”機構經過近20年牛熊歷練，憑借長期累計的正收益坐穩百億規模，大部分轉戰私募賽道的公募基金經理情況，都和一諾私募相似。

潮起潮落，人來人往，才是這個行業的常態。而在這種分化背后，“平臺依賴度”是關鍵變量。

雙向流動：行業生態重構中的平衡之道

在劉巖看來，“奔私”基金經理在公募時期的高收益中，平臺紅利的貢獻比例因個體差異和市場環境而異，綜合行業特征與典型案例來看，平臺紅利對其業績的貢獻率可能在30%左右。

劉巖拆解了平臺紅利的幾大構成：在投研覆蓋廣度方面，公募基金公司通常擁有百人級投研團隊和全行業覆蓋能力，而私募的研究團隊規模普遍只有10~30人，公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后，可研究覆蓋范圍可能會比之前縮減50%以上，導致其賽道打法失效。

在交易執行和風控體系方面，公募基金的智能交易系統和多層風控體系是業績穩定的重要支撐。頭部公募的算法交易系統可實現毫秒級訂單執行，且風控系統能實時監測持倉集中度、流動性風險等指標；而私募因成本限制，往往使用第三方交易系統，在極端行情下可能出現訂單延遲或風控盲區。

“平臺依賴現象在公募‘奔私’經理中普遍存在，特別是在他們從公募轉向私募的初期，這種依賴往往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總的來說，大型公募公司往往為其基金經理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從專業的投研團隊、先進的交易系統，到強大的品牌背書與廣泛的銷售渠道，上述種種優勢疊加，構成了明星基金經理過往高收益的‘安全墊’。”劉巖總結道。

也正因如此，一方面，投資者需要理性看待“明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現象。劉有華提醒稱，部分投資者出于對“明星基金經理”公募時期業績的追捧而盲目跟投，這種決策方式存在較大風險。需要認識到，公募與私募在運作機制上存在本質差異：私募產品的投資策略更為靈活多變，其業績考核標準、市場應對方式與公募有顯著區別，這導致部分轉投私募的公募基金經理可能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

另一方面，隨著公募基金經理的離任以及資管人才流動成為常態，這場“公奔私”浪潮并非單向遷徙，而是資管行業生態重構的開始。

劉有華預計，未來3~5年，公私募行業將呈現人才雙向流動的新格局。在市場環境波動和監管要求趨嚴的背景下，私募機構的部分專業人才可能會重新選擇公募平臺。與此同時，私募領域靈活的投資機制和更具吸引力的收益分配模式，仍將持續吸引公募精英加入。

這一趨勢將促使兩類機構各自優化發展路徑：公募機構需要著力打造系統化的投研平臺，通過工業化運作模式降低對個別基金經理的依賴；私募機構則需在保持策略靈活性的同時，重點提升合規經營水平，健全風險管理框架，并建立以投資者利益為核心的專業品牌形象。

劉有華進一步表示：“這種差異化發展將推動整個資產管理行業形成更加健康、多元的生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