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對我國城市發展和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斷、新要求、新部署，指出“要深刻把握我國城市發展所處歷史方位，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做好城市工作”。如何理解我國城鎮化以及城市發展和治理所處的歷史方位，可以結合國內外城鎮化規律做進一步的解讀。

“四期”疊加的中國城市化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過大規模、高速率、高壓縮的城市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迅速增長到2024年的67%，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進入2025年，中國的城市化面臨著“四期”疊加帶來的新挑戰。

一是城市化率高速增長后的放緩期。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1979年對全球各國城市化進程進行分析后，得出了“諾瑟姆曲線”這一城市化時間規律。該曲線表明，各個國家的城市化經歷了類似正弦波曲線上升的過程，包含兩個拐點：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時，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當達到70%時，進入成熟的、緩慢的增長甚至維持動態比例的階段。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67%，正在進入緩慢發展的成熟階段。事實上，近幾年我國每年城鎮化增速出現了下降，增長率已經下降到1%以下。

二是城市化進程高度壓縮后的補課期。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由于高度壓縮，遺留了一些歷史問題。城市通過集聚極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等效應，放大經濟發展績效，生產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文化甚至新文明；但同時，人口等要素的扎堆集聚也可能產生不安全、不均衡、不充分、不協調、不穩定，引發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垃圾圍城、社會犯罪等“城市病”。此外，高度壓縮的城鎮化進程，也讓城市在軟件品牌、個性文化、精細管理、人文關懷等方面的發展，難以跟上硬件和有形設施建設的步伐，進而出現了一些問題。

三是工業驅動的傳統城市化的中后期。雖然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的工業化驅動城鎮化進程只有40多年，但是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在改革開放前就已有大量城市建成環境，包括住房和基礎設施等。加之，改革開放后過快城鎮化遺留了“城中村”“老舊小區”，新建住房和交通設施的維護有所滯后，導致目前住宅和建筑的更新改造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汽車時代的迅速到來也導致交通基礎設施超載和過度使用，交通基礎設施年輕化需求凸顯。此外，超大特大城市人口率先面臨老齡化甚至深度老齡化，進一步使得城市運行和治理壓力陡增。

四是數智驅動的新型城市化的前中期。進入21世紀以來，一波接一波的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浪潮，在給城市發展和治理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數字化大大加速了城市空間的拓展，城市的區域化、空間廣域化發展迅速，無論是西方率先興起的全球城市、大都市區、城市連綿區連綿帶和城市星球等，還是我國城市群、超大特大城市規模和數量的迅速增長，都表明城市正在經歷新的空間形態。然而，受到行政區邊界和城鄉二元制度的影響，大都市區和城市群在發展治理上仍存在諸多“無形空間約束”的挑戰。此外，數智化帶來的虛擬城市、量子城市等新城市空間，也給城市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特別是，對于這些新型城市，目前全球并無成熟的規律和理論可循，需要我們在并跑甚至領跑中率先去探索、去試錯、去創新，這也給城市治理創新帶來了挑戰。

聚焦三維路徑，走出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

把握我國城市“四期”疊加發展的歷史方位，可以從“產業”“空間”“人”三個維度出發。“產業”“空間”“人”是經典的城市化理論中的三個核心要素，也是應對“四期”疊加、走出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的重要路徑。

一是“產業”維度的提升路徑。在產業發展的技術路徑上，原有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已不能滿足現實需求，城市產業發展亟待突破中低端技術鎖定的困境，更加注重從0到1的創新；在創新生態打造上，需要打造“產—城—人”深度化、定制化、個性化的融合空間；在創新區位選擇上，更加注重創新回歸都市、創新重心下移，從創新城市向創新都市圈等方向發展。在城市制造業發展上，傳統依靠成本逐底競爭不僅難以適應城市更新轉型，也影響整體產業環境，因此要更加注重都市工業的轉型升級、培育專精特新的小巨人和隱形冠軍、推進“小輕快準”的企業數智化轉型。在城市服務業發展上，越來越需要多功能多業態的融合，挖掘好銀發經濟、社區經濟、城市生活服務等利潤率不高，但未來趨勢確定性強的民生類消費等。

二是“空間”維度的提升路徑。如果說上一輪城市化是鄉村地域更新的模式，這一輪的城市更新則需要在原有城市地域上利用“城市”來創造“城市”。一方面，通過更多的治理投入，探索房地產新發展模式。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和內循環的深入持續，城市發展進入后區域時代，即城市在區域競爭中的傳統區位優勢將逐漸喪失。產業技術成熟后的結構趨同、互聯網高度普及和知識開源環境下的信息平權、知識平權，讓靠“信息差”形成“區位優勢差”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與此同時，隨著都市圈和城市群等空間形態的發展趨勢，打破行政區劃實現“跨界無感”的同城同域化治理機制還需深化探索。如何在新的條件下再造城市的區位優勢、形成區域競爭的獨特優勢，需要重新思考。隨著全球化的新變化，以往在開放中實現高速發展的城市，需要尋找新的全球紅利，包括數字文化出海、參與全球治理、強化與新興經濟體合作等。

三是“人”的維度提升路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新的時代課題。隨著老齡化、少子化等趨勢，依靠勞動力紅利實現城市發展的時代基本終結了，如何挖掘人才紅利但又避免惡性“搶人大戰”，是今后城市發展和治理的重點。隨著數智技術、具身智能、腦機接口、基因編輯等技術的發展，人的基礎生物性特征將可能發生變化，社會運行底層邏輯也可能發生變化，甚至人類的哲學基礎也將發生改變。為此，需要從人民城市理念出發，將具體化的“人”作為城市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城市人口、人數、人員。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助理）

原標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做好城市工作，如何深刻把握“所處歷史方位”？》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海沙爾 攝 圖片編輯：曹立媛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熊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