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的“秘密對話”是否真的存在過？本刊曾在2002年12月號上轉載過陳晉的文章，對此提出了質疑。但時隔不久，此事的親歷者之一，著名演員、作家黃宗英即撰文對這段對話加以證實。并且，“孤證”的提供者賀圣謨亦依據其親耳所聞之事實，對這件事的具體細節作了一些補證。

天地幽紛，忽明忽暗，疾電炸雷，交錯撼震。我猛地驚醒，不知是夢是真。我又見到銀發蕭蕭、偉岸不群的大翻譯家羅稷南先生，昂首健步向我走來……

莫不是剛看過草嬰發表在《文匯報》上的那篇《鐵骨錚錚羅稷南》攪動了我潛意識中積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羅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輝煌的永生。我又見他在馬路對面笑著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記得前幾天他才和趙丹一起散步，他倆依舊經五原路，過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樂部打彈子、吃西餐。羅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處，兩顆容不得些微渣滓的靈魂盡可像生前那樣傾吐積郁，您為什么還來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為那樁事——那樁既非“軍事秘密”，也非“黨內絕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從來沒有說過，從來沒寫過，不久前卻由當年的后輩，現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嬰給捅了出來的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

這段“毛羅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想不起還有哪位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的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分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但是，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于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資料校正我的記憶，以期盡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我永遠忘不了“對話”在當時給我的震顫。

作為經歷過舊社會的演員，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廂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產黨，哪怕肝腦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總結、年終鑒定，第一條就是“聽黨的話”，哪怕是在某個早晨，我們突然發現報紙頭版頭條大標題是《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時，也是如此（在全國開展的對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嚇懵了）。記得那時趙丹踏上26路車往徐家匯去電影廠時，售票員也會悄悄問他：“儂嘸沒進去啊？！”（上海話，意為：你怎么沒進（監牢）去呀？）可是，我們本來還以為深受觀眾歡迎的影片《武訓傳》能榮獲“毛澤東獎章”哩。

好在當時有于伶同志上門來開導，而黃源同志更常與阿丹對坐，一根接一根抽煙，黃源制服前襟落滿了煙灰，顯然，領導人的思想負擔比我們還沉重呢。《武訓傳》的事情過了也就過了，我們和黨不隔心，還是一門心思想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時，黨內傳達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陽謀不是陰謀，我才頭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結凌掛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開始對政治有了神經兮兮的一面，雖然至今依然糊里馬虎。

言歸正傳。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接見我們。反右已風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阿丹說：“宗英你怎么啦，虛汗淋淋的。”當時我預產期將到，我答：“孕婦可能特別敏感，我害怕……”及至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太大的會場，只見一張張小圓桌散散落落，一派隨意祥和氣氛。我們電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門方向的兩三張小圓桌邊。50年代領袖接見并沒有嚴格的規定安排，我回憶不起毛主席是怎樣坐到電影界桌邊的。在去年（2001年）中國電影資料館為慶祝黨的誕辰80周年攝影圖片展覽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趙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邊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動筆前查找到《光明日報》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報》1957年7月9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對面，據此我依稀記起，在“毛羅對話”后，趙丹和我曾經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們還見到一些經常在重大聚會時見面的各界朋友（根據當時報紙記載共36人），上海市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也來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興致勃勃地談起王人美的父親是自己的老師，并問起：演《漁光曲》的電影演員王人美來了沒有？有人答：演員王人美今天沒來，女作家王元美來了。元美忙站起來說：“毛主席，我是不是來錯了？”毛主席大笑說：“沒錯沒錯，歡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們有跟著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與會者名單，點點頭說：“噢，你的先生是話劇《清宮外史》的大導演楊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謝謝，謝謝。”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欣喜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

還是此番為寫此稿查資料時我方得知，羅稷南（原名陳小航）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在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籌建“革命政府”時，他曾被派赴瑞金，與紅軍將領張云逸簽訂共同反蔣抗日協定，并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年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陳小航。羅稷南有這番軍旅經歷，怪不得我以前總感覺到這位勤于筆耕的翻譯家身上有一股軍人的英武陽剛之氣。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么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我的心猛地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空氣頓時也仿佛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記不清遠一點兒的圓桌旁的哪一位站起來又說些什么，也記不清座談會是怎么繼續的，我只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云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里？”（上海話，意為：你是否聽清楚要關進監牢里？）應云衛對我滑頭滑腦笑：“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意為：（聽）清楚沒聽清楚，（你就）當它沒這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滿堂賓客他仿佛沒有不認得的。（應云衛，老導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時猝死于街頭大卡車上，頸上還掛著“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為30年代“文藝黑線”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徹底平反時，電影圈內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單線發展的中共秘密黨員。“天地一舞臺，人生一出戲”，我認為沒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員有他這等超凡的演技，實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絕。應家伯伯啊，我們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憊得幾乎暈厥，只覺得腹中胎兒在伸胳膊踢腿，我擔心已驚動了胎氣。作為母親，我怕自己的精神負擔影響到即將出世的寶寶。我請假休息了三四天，劇團里還等著我們（所有黨員和積極分子）“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哩。

那兩天，報上大標題的反右社論、通訊一篇比一篇“結棍”（上海話，意為：厲害），繼《人民日報》社論《斗爭正在開始深入》之后，《光明日報》也在頭版發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動面目》，而頭版報紙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見我們、大家笑逐顏開簇擁著有說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體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羅對話”，更不敢想“魯迅關在牢里”的事情。不該想的偏又想：怎么過后沒見什么文件、簡報記載此事？我知道，孕婦此時應該看最美的圖畫，聽最美的音樂，可又禁不住怯怯地問阿丹：“沒聽到批判羅老的提問嗎？”阿丹神色嚴厲地瞪了我一眼：“儂笨伐？！格事體攤出來啥影響？”（上海話，意為：你笨不笨呀，這種事發表出來會有什么影響？）

阿丹那些日子特煩躁，他正為老友鐘惦棐《電影的鑼鼓》和他自己的《爐邊夜話》在掛鉤上綱寫檢查。同時還要為參加中宣部一次“擴大會議”、聆聽了毛主席講話后與石揮他們合寫的一篇文章寫檢查。于是我謹遵“非禮勿言”的古訓，幾十年來，幾乎沒跟人談起過1957年之夏震撼心靈的一瞬間——發生于短短一分鐘內的“毛羅對話”。

此刻，已是“毛羅對話”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時。窗外雨聲暴雷接連向我奔來，光的閃裂，雷的撞擊，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與地汲存了此時此象，“對話”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礫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