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他！”看著卷宗里15歲少年小博的名字，漢臺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揉了揉眉心。這是一年內小博第三次因砸車玻璃盜竊被公安機關傳喚，不同于常見的未成年人盜竊，他流竄于城固、漢臺兩地，專挑路邊停放的車輛，使用破窗器砸碎車窗實施盜竊。涉案物品從最初的幾包香煙、幾瓶白酒，到最近一次盜走車內10萬元現金，總價值節節攀升。監控錄像里，他總能快速鎖定目標車輛，破窗動作嫻熟得不像個未成年人。由于尚未成年，每次只能批評教育后交由家長帶回，可父母總以“管不了”為由推脫，沒過幾天，小博又出現在監控畫面里。“一次次放任不管，是對孩子未來的不負責任；但現有措施又難以形成矯治合力——這道治理難題該如何破解？”檢察官的困惑，道出了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處理中的普遍困境。

這樣的案例并非孤例，而是逐漸演變成令人揪心的趨勢。13歲的小杰第一次走進派出所時，是因為伙同朋友搶劫他人手機。當時民警聯系到他的監護人，一番批評教育后讓家長把人領回。誰也沒料到，兩年后的夏天，15歲的他竟伙同5名同伴，手持洋鎬棒參與聚眾斗毆，造成多人受傷。案卷里的照片顯示，小李左胳膊上多了道刺青，眼神里的戾氣比兩年前重了許多。“第一次搶劫時要是能好好管管，也許就不會走到這一步。”辦案民警的嘆息，道出了未成年人罪錯行為“漸進式升級”的治理痛點。

數據顯示，2022年至2024年漢臺區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罪錯未成年人數量呈上升趨勢。他們的行為軌跡往往呈現“漸進式滑落”，從課堂上偷偷玩手機、逃學去網吧，到結伴在街頭游蕩，再到發展為結伙盜竊、搶劫他人財物——這些行為如同不斷升級的“紅色預警”，卻因缺乏系統干預而一步步滑向深淵。

更棘手的是，各部門在處理時常常陷入“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僵局。公安機關對多次尋釁滋事的未成年人作出訓誡后，因缺乏與學校的信息互通，孩子第二天仍正常入校，老師對其劣跡一無所知；教育部門發現學生參與校外不良團伙，想聯合公安機關開展警示教育，卻因缺乏明確協作流程而難以推進；檢察院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常因沒有統一標準，對“何種行為需要強制矯治”“哪類情況可適用觀護”難以把握，只能憑經驗個案處理。這種“各管一段”的治理模式，使得信息壁壘橫亙在部門之間，許多罪錯未成年人在“批評教育——再犯——再教育”的循環中越陷越深，甚至有人滋生“反正年齡小，犯錯不用擔責”的僥幸心理。

“必須構建全鏈條協同機制，讓每個罪錯少年都能得到精準矯治！”帶著這份擔當，漢臺區檢察院主動牽頭，聯合法院、公安局、教體局、司法局、民政局、團委、婦聯、關工委等九家單位，歷時一個月調研論證，聯合制定出《漢臺區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處遇聯席工作機制》，為破解治理難題提供了“漢臺方案”。

機制出臺前的座談會上，一場激烈討論至今讓人記憶猶新。“對不良行為的預防具體如何執行？”公安機關代表的疑問，引發了多部門共鳴。經過多輪磋商，各方最終達成共識，將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劃分為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犯罪行為三級，明確公安機關負責不良行為早期干預、教育局可以申請嚴重不良行為矯治評估、民政部門兜底監護缺失群體等“責任清單”，形成“發現——評估——干預——跟蹤”的閉環鏈條。

按照機制規定，未來若出現類似小張多次盜竊的行為，公安機關可將其列為“嚴重不良行為”等級。屆時，檢察院將立即啟動跨部門聯動，公安民警可根據情況采取相適應的矯治教育措施；針對家庭監護缺失的情況，婦聯可組織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督促其履行家庭教育責任；民政部門提供臨時監護點；教體局聯系專門學校接收其接受專門教育；檢察院可提供“一對一”心理幫教。通過法治教育課堂、親職教育修復家庭關系，并引入公益服務實踐，引導涉罪錯未成年人樹立法治觀念，從根源上阻斷不良行為的延續，通過這樣的多部門協同干預，為迷途少年鋪就回歸正途的道路。

翻開這份機制文本，“分級處遇”的智慧處處可見，對輕微逃學行為，由學校聯合家長開展“家校共育”；對涉及校園欺凌的，公安與教育部門聯合進行訓誡并跟蹤矯治；對涉罪但未達刑責年齡的，檢察院牽頭制定“觀護幫教套餐”。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需要各部門攥緊拳頭形成合力。”漢臺區檢察院檢察長桑成平表示，該機制的建立，讓“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有了具體載體，通過明確各部門“責任田”，打破了過去“單打獨斗”的困境。未來，隨著聯席會議、信息共享、監督評估等配套措施的落地，這片為未成年人撐起的法治藍天，必將更藍、更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