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910元，或許只是某些人一頓下午茶的隨意開銷，卻足以成為另一些人的生命絕響。

2024年3月29日，一名來自河南鶴壁的農村少年，走出了繁華卻陌生的上海虹橋高鐵站，很快，一名出租車司機迎了上來。

一番簡單的商量后，雙方約定，以100元的價格，把他從虹橋站送到浦東新區——就是這趟行程，成了他踏入社會這所大學的第一課，也是最殘酷的一課。

車到目的地，少年拿出手機，對著司機提供的微信二維碼掃碼支付。一時大意，他把100元，錯輸入成了1010元。10倍于約定價格的車費，就這樣瞬間轉入了司機的賬戶。

等少年反應過來，司機已經絕塵而去。他立刻通過微信支付記錄里的留言功能，向司機發出了卑微而急切的懇求：“你好我這邊付多了，能不能退回來。”可卻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這對于少年來說不啻于晴天霹靂。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上海，本準備投靠在上海當地打工的堂弟，干點活兒補貼拮據的家庭，沒想到一來上海，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3月31日，在堂弟的陪同下，他鼓起勇氣走進了上海市浦東分局楊園派出所的大門報警求助。然而，現實給了他更沉重的一擊。警方的幫助，僅限于提供那位司機的車牌信息。

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記住那個冰冷的車牌號，但可以想象到的是，他無比失望地離開了派出所。

這筆意外的“支出”，像一塊巨石壓在了這個內向少年的心頭。堂弟回憶，出事之后，他就沒有去找工作，一直在堂弟那邊住。他把自己封閉起來，沉浸在自責和無助的深淵里。

4月3日晚上7點多，遠在河南老家的哥哥郭先生接到了堂弟的緊急電話：弟弟不見了！更讓郭先生五雷轟頂的是，有人告訴他，弟弟流露過輕生的念頭！

4日一大早，心急如焚的郭先生立刻從河南老家趕往上海。下午4點抵達后，他顧不上疲憊，立刻向派出所報案，請求調取監控。

監控畫面顯示，絕望的少年離開了上海，輾轉到了他曾短暫打過工的蘇州。郭先生又馬不停蹄地趕往蘇州，在當地警方的協助下，繼續在茫茫人海中搜尋弟弟的身影。

4月6日上午9點，在郭先生全網焦急發布尋人信息時，弟弟的一位同學聯系了他，發來兩條弟弟在當天凌晨4點發來的語音消息。每條都是短短的10秒。

郭先生當時反復聽，卻只聽到一片模糊難辨的聲音，無法理解弟弟在說什么，只能感到一種不祥的沉重。

搜尋持續了近6天。4月9日晚上，一個讓郭先生心碎的消息傳來：有游客在蘇州穹窿山發現了一具遺體。經過確認，正是他失蹤多日的弟弟。

民警在現場發現，少年的身邊，躺著一個敵敵畏的空瓶子。法醫推斷，弟弟是在4月6日凌晨3點多飲毒自盡的。

在冰冷的殯儀館，郭先生見到了弟弟最后一面。時間已經過去幾天，少年的遺體已開始出現腐爛的跡象。巨大的悲痛幾乎將他擊垮。

在極度的悲傷和執念下，他再次點開弟弟發給同學的那兩條語音，一遍又一遍地聽，在模糊的雜音中，他終于辨識出了弟弟最后的遺言：“我喝了半瓶敵敵畏，過幾天再和家里人說吧。”

少年走了，留給家人無盡的悲痛。郭先生強忍著巨大的哀傷處理完弟弟的后事，開始試圖聯系那個冰冷的起點——那位司機。

他通過律師找到了司機的電話號碼，嘗試撥打。電話只接通了一次。郭先生在電話里急切地訴說：“我弟弟多付了點錢，但你多收錢了之后，沒退給我們，導致我弟弟去世了。”

然而，電話那頭，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人說話。在郭先生陳述完后，對方直接掛斷了電話。此后再撥打，便永遠是無法接通的狀態。司機選擇了徹底的沉默和逃避。

4月16日，帶著為弟弟討回公道的決心和無法消解的憤怒，郭先生以出租汽車運輸合同糾紛為由，將那位司機告上了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傳票顯示，案件定于7月16日下午開庭。然而，7月16日那天，法庭上，只有郭先生一方孤零零的身影。那個司機，再次缺席了。

面對記者，郭先生的聲音里充滿了疲憊和深深的無力感。他說，“我現在主要訴求就是想見到這個司機，然后讓他跟我們道歉。”

要求確實不高，卻很考驗良知。倘若那位出租車司機尚有半分良知未泯，又怎可能黑下這孩子的910元，逼死了他還至今不肯露面呢？

少年的悲劇，與多年前山東臨沂徐玉玉被電信詐騙后猝死的悲劇驚人相似。2016年，同樣年輕的徐玉玉被騙走了9900元大學學費。報警之后，由于身心承受巨大打擊，猝然離世。?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能理解，無論是徐玉玉損失的9900元，還是少年多付的910元，似乎都遠遠不到值得放棄生命的地步。

但其實，年輕人被騙是人生第一次重擊，報警才是最后一擊，第一個是對世界險惡認識不足，第二個是對人性認識不足。

比如那名19歲的少年，當警察告知“只能提供車牌信息”時，潛臺詞就是“找我們沒用，你得上法院走法律途徑”。

可對于一個連訴訟流程、訴訟費用都毫無概念，甚至需要掂量自己是否“夠格”去法院的農村孩子來說，無異于一道冰冷而絕望的逐客令。

他需要的不是冰冷的程序指引，而是一根實實在在的救命稻草，一個能幫他解決眼前具體困境的人。如果最后的希望破滅，那么巨大的挫敗感和內疚感，就足以讓他們自隕。

一個本有無限可能得生命就這樣走了，更讓人難過的是，這顯然又是一個無比懂事、無比溫柔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仍擔心成為家人的負擔。

所以，他才會忍著劇痛，模糊不清地在語音消息中叮囑朋友：“我喝了半瓶敵敵畏，過幾天再和家里人說吧。”

穹窿山的草木不會忘記那個喝下農藥的少年。他的死是一場沉默的詰問：泯滅道德良知的司機固然可恨，可當公權力面對普通人微小卻急切的求助時，是否愿為每一個生命平等俯身？

制度真正的溫度，不在環衛工為一塊手表翻找八小時的“效率”，而在警局窗口能否為一個顫抖的農村少年按下一個壞人的電話號碼。

明明只是舉手之勞啊，為何卻冷漠相對，將他推上懸崖。

太悲，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