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12日，你們有沒有見過一柄刻著‘南京之役殺107人’的刀？” 臺北“國軍歷史文物館”昏黃燈下，一位身材瘦削、背著攝像機的中年人開口問守館管理員。對方怔住，點點頭，隨即把他領向最里側的玻璃柜。那人正是正在為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籌備紀錄片的南京記者吳建寧，他原本的任務只是拍幾段館藏鏡頭，沒料到一把暗紅斑駁的指揮刀把自己余下的二十多年都拽了進去。

貼近玻璃，吳建寧抬起攝像機，鏡頭慢慢推進。刀身血痕似被歲月磨淡，卻依稀可辨；金屬護手處的篆書小字閃著寒光——“南京之役殺107人”。數字赫然，沖擊力直往心口鉆。吳建寧知道，中國史料里記錄的南京“百人斬”是三名日軍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三個人，三條惡名。但這柄刀將名單推向第四個位置，誰？

拍攝立刻停擺。吳建寧回到旅店反復回看素材，越看越心驚。那一晚，他只寫下一行筆記：“第四人必須找到。”第二天，他跑回館里，查捐贈記錄。捐刀者魏炳文，國民黨第×師副軍長，1971年病故，1985年后人代獻。可惜聯系方式空缺。一條線索斷在檔案紙上，像鋒刃斷在刀鞘里。

返程航班上，舷窗外白云翻滾，吳建寧腦中卻只有血色南京。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42天，30余萬同胞遇害，平均十二秒便有一條命被奪。日軍少尉向井與野田當街比殺，從中華門一路砍到紫金山；田中軍吉則默不作聲，手起刀落三百余人。抗戰結束后，他們在南京遠東軍事法庭被處決，罪證累累。然而，這第四把刀提醒吳建寧——還有人漏網。

1996年春節前，吳建寧帶著復印件敲開南京大學老教授高興祖家門。老人翻閱照片后冒出一句：“十年前《中央日報》副刊好像登過類似字樣，作者余鴻成。”接著又補充：“文章很長，我記得。”線索出現，吳建寧當場記下電話號碼。往返數月書信，他從余鴻成口中了解到，這柄刀是1945年抗戰老兵在蘇北收繳武器時所得，隨后輾轉送至魏炳文。至此仍沒人能說出刀主人姓名。

兩年跑臺北三次，終于在1997年夏，吳建寧在士林一棟老公寓找到了魏炳文次子魏亮。對方端出一只木盒，盒蓋內層貼著父親手寫便箋——“鹿兒島空運繳獲，留作證據”，落款1946。更驚人的是：魏亮透露，日本古董商曾出價百萬美元求購，被他母親拒絕，理由簡單：“戾氣太盛，賣不得。”

調查陷入僵局。新世紀到來，網絡慢慢普及，資訊交織如網。吳建寧把所有資料發到國內多家報社、論壇，希望“人肉搜索”能幫忙篩出嫌疑名單。十多年間，史料、回憶錄、戰后審判檔案陸續數字化，一批研究者開始加入這場“尋刀主人”活動。有人用大數據方法比對部隊番號，有人跑鹿兒島地方志。線索像散落拼圖，偶爾拼上兩塊，又會蹦出新的空缺。

2017年10月，一個電話打進吳建寧辦公室。對方自稱東南大學研究員姜平，專攻南京保衛戰。他在日本《每日新聞》1938年1月3日的舊版微縮膠片上發現一條被忽略的小新聞：步兵第45聯隊曹長馬見冢八藏自述“斬殺中國人逾百，已超同隊少尉成績”。姜平比對聯隊行動路線、時段，驚訝發現與107人刻字高度吻合。進一步核查戰后羈押名冊，馬見冢的確被關押在天津戰俘收容所，卻因供詞里“沒有直接參與屠殺”而在1946年底獲釋遣返，后定居鹿兒島，1969年病亡，進了靖國神社。

吳建寧拿到這份材料時，雨絲剛打在窗玻璃上。他關掉燈，反復撫摸打印件上的名字，紙墨黏手，心里卻一點都不痛快。那個該在法庭承認罪責的劊子手，最終躲進了神龕香火，躲開了正義。遺憾？憤怒？更多是鈍痛。

關于馬見冢八藏的生平，檔案寥寥。一份駐屯記錄提及他出身鹿兒島貧農，1918年入伍，1937年底升曹長。句句冰冷，卻擋不住聯想：他在下關碼頭或者中華門外舉刀時，是否吼過什么？《每日新聞》報道里只剩一句：“精神抖擻，揮刀如神”。短短九個字，足以讓人毛骨悚然。

有人問吳建寧：追了二十多年，只換來一個陌生的名字，值嗎？他笑笑說：“不追，才不值。”身后的書架塞滿筆記、拷貝、照片，幾乎擠不下新的盒子，可他認定，哪怕多揭開一頁塵封紙張，也能讓地下亡魂多一次被記起的機會。

近幾年，南京侵華日軍受審影像通過修復技術再現。銀幕里，向井、野田、田中三人面對鏡頭低頭發抖，與當年報紙上叉腰揚刀的姿態判若兩人。馬見冢沒有留影，只剩下供奉匾上一行金漆大字。兩種結局，一明一暗，卻共同提醒世人：罪行不會因為沒有照片就消失。

今天，那柄“殺107人”的妖刀依舊安靜地躺在玻璃柜里，燈光昏暗，四周游客腳步雜沓。有人匆匆看一眼便走，有人停下讀解說牌。吳建寧偶爾也會再去看看，站一會兒就離開。他說，真正的目的不是盯著鋼鐵，而是讓更多人知道，這冰冷鋒刃背后，是曾經跳動卻被停下的107顆心臟，以及一個差點被永久抹去的兇手。只要有人記得，刀就不會再亮起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