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今天的特拉維夫本?古里安國際機場，你或許會看到一幅令人震撼的畫面。

一個個拖著行李箱的中年人，他們西裝革履，神情嚴肅，手中緊握著護照和單程機票。這些人大多是以色列社會的中堅力量，科技工程師、醫生、教師、企業家……

以色列中央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前7個月離開以色列的40600人中，超過 80%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從事科技、醫療、教育和商業等對國家經濟至關重要的行業。

現如今外流趨勢呈現出明顯的加速態勢，比2023年同期平均每月還增加了2200人。

此外被譽為“全球第二硅谷”的以色列科技產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人才流失危機。

以色列創新署2025 年4月發布的報告表明，2024年該國高科技行業從業人數為390847人，較上年減少4879人，是十年來的首次下降。

自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約有8300名高科技從業者離開以色列，占該行業總從業人數的2.1%。這些離開的不僅僅是普通員工，更包括大量的技術骨干和創新人才。

國際科技巨頭也在默默配合這場“人才轉移”。

美國《財富》雜志2024年11月28日報道稱，在以色列設有大型分支機構的谷歌、微軟和英特爾等美國科技巨頭，正積極幫助其員工轉移到英國、德國等其他國家的辦公室。

1948年以色列建國期間，約75萬巴勒斯坦人因戰爭和動蕩遷移，這一歷史事件被巴勒斯坦稱為“納克巴”（阿拉伯語意為“大災難”）。

那時候，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通過各種手段，從心理威懾到武力驅逐，迫使當地的阿拉伯居民離開。

有歷史記錄，以色列軍隊占領了500多個巴勒斯坦人占多數的城鎮和村莊，其中許多要么被徹底摧毀，要么被重新分配給猶太移民。

75年后的今天，以色列再次出現了人口遷移現象。

當年的巴勒斯坦人帶著對故土的眷戀和對未來的迷茫踏上遷移之路，今天的以色列人同樣懷著復雜的心情告別生活多年的家園。

現代版的人口流動中，德國和葡萄牙成為了以色列人的首選目的地。

這可不是偶然，許多以色列人擁有德國、波蘭等歐洲國家的雙重國籍身份，為他們移居歐洲提供了便利的法律通道。

面對以色列的人才流動，歐洲各國正在進行一場靜悄悄的“人才吸引”行動。

德國內政部《2024年移民統計報告》指出，2024年選擇移居德國的以色列人數量比往年增長了近3倍，達到18000人。

德國政府對高技能移民的友好政策，加上該國在歐洲的經濟地位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自然使其成為了以色列技術人才的理想移居地之一。

還不止，英國推出了針對科技人才的快速簽證通道。

葡萄牙的“黃金簽證”項目也向以色列投資者敞開大門。

法國則通過其科技簽證計劃吸引以色列的創新人才……

據以色列創新署報告，目前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在海外雇傭的員工數量約44萬人，已經超過了在本國的雇傭人數約40萬人。

阿拉伯事務局2024年調查表述，14%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也希望移居國外，這一比例是巴以沖突爆發前的兩倍。

由于許多阿拉伯裔人士沒有雙重國籍，他們的移民之路相對更加艱難。

其實并非所有人都會選擇離開。在這場大規模的人口外流中，仍有許多以色列人選擇堅守。

他們的理由各不相同。

有人因為家族根基深厚，幾代人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有些因為經濟條件限制，無法承擔移居海外的成本。還有出于民族情感和宗教信仰的，認為家園與自己不可分割……

可是，選擇留下的這些人或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隨著大量中高端消費者的離開，許多服務業從業者面臨失業風險。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也讓許多人的財富縮水。

高收入者的離開使得稅基一定程度萎縮，政府的財政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可能導致公共服務質量的進一步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以色列人口外流不僅是一個國內問題，更可能引發整個中東地區力量對比的微妙變化。

作為中東地區科技實力最強的國家，以色列的人才流失可能會削弱其在地區內的競爭優勢。

同時，這種人才流動也可能影響地區戰略格局。

中國呼吁國際社會支持“兩國方案”，通過對話解決巴以爭端。

歷史進程中的人口遷移往往呈現復雜特征，無論是1948年的人口遷移還是今天47萬以色列人的移居選擇。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人才的流動可以說是一種常態，只是當這種流動呈現規模化趨勢時，我們不得不反思其背后的深層原因。

和平與穩定始終是人類最珍貴的財富。

愿地區局勢早日緩和，愿所有在動蕩中生活的人們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那片安寧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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