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錢德洪于靈緒山的天閣之中，拜王陽明為師。
不久，這一消息傳至錢德洪父親錢蒙耳中，他深感憂慮，生怕此舉會影響到兒子的科舉之路。
面對父親臉上的憂色，錢德洪鄭重承諾，自己定將考取功名，光耀門楣。
到1522年，錢德洪果然考中舉人。
錢父得知喜訊，欣喜若狂。
然而到了1523年，會試的主考官是朱子學派的大學士蔣冕，他因反對陽明心學，便在會試題目中暗含了對心學的譏諷。
結果，錢德洪未能如愿，失敗而歸。

1524年，錢德洪攜弟抵達紹興，繼續(xù)跟隨王陽明學習。錢父大怒，心想：大兒子就因為王陽明沒考上功名，小兒子也要被拐跑了嗎？
錢父目睹兩個兒子持續(xù)師從王陽明，心中憂慮重重，于是匆匆趕往紹興。
王陽明無奈之下，只好安排弟子魏良政，魏良器等人，陪同錢父游玩紹興。
經(jīng)過數(shù)十日的游覽，錢父終于按捺不住好奇心，詢問道：“我素聞心學之盛，但不知你們是否也修習朱子學說？”
魏氏兄弟聞言，笑著回答：“錢老先生，您不必擔憂，我們以心學理念研究朱子學說，并應用于科舉考試，這不過是易如反掌之舉。”
1525年，王陽明門下兩名學子順利考取解元。
至此，錢父方才徹底安心。

史籍所載，書院啟蒙于晚唐，其規(guī)制確立于五代，而其鼎盛則在宋朝。鑒于印刷技術尚未廣泛流傳，書籍顯得尤為珍貴而罕見。
在唐朝，唯有世家大族的弟子方能享有讀書的特權，而尋找學子若想求學，唯有求助于寺院。
寺院之中藏書豐富，這也是唐代文人雅士偏愛隱居的真正緣由。
眾多學子選擇隱匿山林，刻苦攻讀，借此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比如唐朝的宰相楊收，崔從等人便是例證。
這些隱士們的讀書之地，逐漸演化形成了后來的書院。
至北宋年代，興辦書院之風盛行，許多聲名顯赫的書院在這一時期紛紛建立。

公元1523年，科考失敗的錢德洪返回了紹興故里。在那個時刻，他心中滿是憤懣。

王陽明見狀，淡然一笑，寬慰他說：“不必愁煩，心學之火終將燎原。”

錢德洪聽后困惑不解，反問：“現(xiàn)今天下，朝廷對心學多方打壓，何時才能發(fā)揚光大呢？”

王陽明微笑著解釋：“我曾以為心學僅限于書院之內(nèi)傳授，如今朝廷的關注，反而證明它已經(jīng)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

此后，錢德洪及其同門紛紛踏入仕途，將心學的理念帶入了廟堂之上。

到了1584年，朝廷追贈王陽明新建侯的封號，其學說被納入孔廟的理學體系之中。

至此，私立的書院也開始具備了科舉考試的資格。

然而，曾經(jīng)赫赫有名的岳麓書院，怎么就變成了冶煉廠了？
北宋之際，慶歷新政風靡一時。
范仲淹力主將科舉選拔與官學培養(yǎng)人才二者融合，意圖想要通過這種模式來遏制書院的擴張。
然而，這場改革終究未能成功，書院沒有受到實質(zhì)性沖擊。
此后，無論是王安石的熙寧變革，還是蔡京的崇寧新策，均秉承此核心要義，致力于官學與科舉的一體化。
至此，想要通過書院之門踏入科舉考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眾多書院只能被迫關門。
直至1097年，名聲顯著的岳麓書院，被當?shù)毓賳T迫令改作冶煉之所。

北宋晚期，理學逐步走向繁榮。

在熙寧變法之際，翰林大學士張載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憤而辭去官職，返回故里。

歸鄉(xiāng)之后，張載創(chuàng)立橫渠書院，廣收門徒，培育英才。

同時，周敦頤作為理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yè)，先后創(chuàng)辦了濂山、宗濂、郴縣、濂溪等四所書院。

從此，理學家們通過傳授知識，講學授藝，以擴大其學說的影響力。

程顥、程頤兩位先先賢創(chuàng)立了明道書院與伊川書院，秉持“昌明道學”之宗旨，作為辦學之根本。

兩程所設書院，盡管在言辭上反對門人參加科舉考試，實際上卻聽之任之，甚至講授內(nèi)容也趨向于科舉考試所需。

諸多程門高徒，諸如邢恕、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忠、戴述等人，都是在書院深造后進入太學等官方學府，進而取得科舉考試的資格，他們在不同年代均榮登進士之列。

事實上，理學若想成為思想主流，政治助力不可或缺。

因而，諸多書院必須依賴門人科舉及第，躋身仕途，以鞏固其地位。

自南宋以來，朝廷多次頒布禁學令，對理學更是施加政治上的壓迫。

然而，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等理學大師，憑借其非凡才智，在殘酷的科舉考試中嶄露頭角。

從此，世人才普遍認同，研習理學對科舉考試大有幫助。

然而，南宋理學家朱熹，在《在學校貢舉私議》一文中，對官學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當時的太學并未真正秉承儒家學說，而僅僅是單純?yōu)榱丝婆e名額的存在。

理念雖好，現(xiàn)實卻令人失望，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理學家們不得不做出妥協(xié)，唯有通過科舉之路，方能將理學思想發(fā)揚光大。

可謂極其諷刺，又很真實。

黃謙深得朱熹的青睞。然而，他卻十分矛盾，因為他的父親希望他參加科舉。結果，朱熹一句話，讓他茅塞頓開。

據(jù)史冊所載，黃謙之父堅決將他送往郡學深造，期望他日后通過科舉一展抱負。

然而，黃謙對理學的理念情有獨鐘，對科舉之路并無興趣，于是向朱熹傾訴自己的困惑。

出人意料的是，朱熹卻告誡黃謙，應當遵從父親的意愿，專心致志于科舉考試。

實際上，雖然朱熹的眾多弟子對科舉考試持有排斥態(tài)度，但朱熹卻語重心長地教導：“讀書人借科舉之路為官，既能上報父母之恩，又能下養(yǎng)妻子兒女，此乃人生一大樂事。”

因此，宋代書院并非反對科舉制度，而是反對那些心中唯有科舉之念的人。

1200年，一代理學宗師朱熹因病去世。
1206年，權臣韓侂胄主導的北伐戰(zhàn)爭以慘敗收場。
朝堂之上，更是將戰(zhàn)事失利之責，歸咎到韓侂胄一人，而曾受其打壓的朱熹所倡導的理學思想，得以復興。
短短數(shù)年間，朱熹創(chuàng)辦的白鹿洞書院得到多次擴建，規(guī)模宏大，其他書院望塵莫及。
同時，朱熹生前著作正式被納入太學以及地方官學的教學大綱，成為科舉考試的必備內(nèi)容。
1244年，理學造詣深厚的徐霖一舉奪得科舉狀元的桂冠。
至此，理學思想深入人心，其地位日隆，成為時代的主流。

自明朝隆慶年間伊始，心學與法學間的爭議激烈爆發(fā)。

在這場論戰(zhàn)中，法學派占據(jù)上風，使得陽明心學的進程遭受挫折，特別是在張居正主政的十年期間，陽明心學更是遭受了連連打壓。

1579年，張居正頒布嚴令，封閉全國書院，禁止私自辦學。

短短數(shù)月，六十余所書院被迫關閉。

直至張居正撒手人寰，朝廷方才對心學采取寬容態(tài)度。

然而，科舉制度被廢除，這也是必然的規(guī)律。

不過，心學的發(fā)展歷程還是很艱難。

明清之際，書院逐步淪為官學的附庸，化身為培育科舉英才的核心場所。

至晚清戊戌變法之際，朝廷頒布命令，要求各地的大小書院統(tǒng)一轉(zhuǎn)型，兼容中式與西學之教育。

然而，隨著變法的失敗，取消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已成為了時代的必然趨勢。

1901年，清政府正式下詔，將書院更改為學堂。

在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存在了千年的書院，迎來了它的最終落幕。

1905年，清政府宣告廢除科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