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在特拉維夫的夜色中，機場航班信息屏閃爍著“售罄”的提示，飛往紐約、柏林、倫敦的航班幾乎一票難求。

與此同時，以色列國內悄然流傳著一份特殊的名單：約47萬人正申請或計劃離開這個國家，占總人口的5%左右，其中多數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

這些人的離開并非出于對戰爭的恐懼，而是源于對本國政府徹底的失望。

當內塔尼亞胡在加沙、敘利亞、也門頻繁引發沖突，導致局勢混亂不堪時，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選擇“用腳投票”，不爭不吵，默默收拾行李離開，展開一場無聲的集體遷徙。

47萬人連夜集體大遷徙！

根據移民部門的統計，這批準備離境的以色列人中，有12%是醫生，15%是工程師，還有8%是大學教授和科研人員。

換句話說，這些人都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力量，個個身懷絕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人物。

以特拉維夫大學一位研究量子物理的教授為例，他原本有機會參與國家級科研項目，這對他個人和國家而言都是雙贏的局面。

然而現在，他決定離開，前往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他說：“不是我不愛以色列，但我必須為孩子的未來考慮。”

對于許多家庭來說，這也是他們決定離開的原因——不是逃避，而是為了下一代。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次離開的不僅是科研人才，還有不少創業者和投資人。

以色列素有“中東硅谷”之稱，其高科技產業極為發達，僅獨角獸企業就有三家。

但如今，三分之二的企業創始人都將公司總部遷往歐洲。

這些企業每年為國家帶來高達80多億美元的稅收，如今撤離無疑對以色列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回想當年，以色列建國時，猶太人從世界各地回歸這片土地，滿懷希望地想要在此扎根、安家。

然而幾十年過去，局勢卻發生了戲劇性的反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離開。

這不禁讓人思考：歷史是否正在重演？

危機四伏

美國每年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數額巨大，確實為以色列帶來了大量先進武器，并使其掌握了不少高端軍事技術，但有一樣東西卻始終無法獲得——安全感。

目前，以色列幾乎四面受敵：加沙有哈馬斯，北部是黎巴嫩真主黨，東部的敘利亞政府軍也不安分，甚至連遠在也門的胡塞武裝也在對其發動襲擊。

戰線一多，兵力就被分散，不少軍方專家對此憂心忡忡。

一位美國退役將軍私下甚至批評，以色列當前的軍事部署簡直就是“反面教材”。

但真正令人擔憂的，其實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猶太民族擁有漫長的流亡歷史，這種不安感幾乎刻進了他們的基因。

一旦危機出現，他們的本能反應不是堅守，而是撤離。

這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源自歷史的生存智慧。

再看看聯合國的統計數據——加沙已有140萬人流離失所，傷亡人數占當地總人口的65%。

這意味著幾乎整個地區都受到了影響，且數字仍在不斷攀升。

國際社會對此反應強烈，批評聲日益增多。

內有恐慌，外有壓力，普通民眾的安全感也在逐漸瓦解。

最終，美國投入的巨額軍援在這樣的深層不安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真的是遠水難解近渴。

歷史重演？

1943年，歐洲的猶太精英帶著皮箱登上逃亡的船只，只為逃離納粹的屠殺。

到了今天，以色列的中產階級拖著行李箱，涌入機場，離開他們親手建設的國家。

這兩個畫面，相隔80年，方向相反，一個奔向以色列，一個逃離以色列，卻都透露出一種相似的無奈。

深入觀察，這兩段歷史還有更深的相似之處。1943年能逃離的，往往是擁有財富、關系和信息渠道的上層人士，他們行動迅速，早早脫身。

而留在原地的，往往是底層民眾，無力改變命運，只能被動承受。

這一輪“出走潮”亦是如此——那47萬人，大多為中產乃至富裕階層。他們擁有外籍身份、海外房產，具備資源，可以隨時出發。

而那些居住在邊境的農民、依靠工廠維生的工人，卻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留在風暴中心苦苦支撐。

這種社會階層的差異，在動蕩面前被徹底暴露，清晰可見。

有時我們會思考：過去逃亡的是受害者，如今離去的，是否已變成施加壓力的一方？這話聽起來刺耳，但也確實觸及問題的核心：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參考信源

環球時報

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