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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們抵抗著企圖征服他們的掌握武裝的少數人或外來的壓力。”

1947年3月，杜魯門在國會演講中慷慨激昂地闡釋著援助希臘、土耳其政府鎮壓人民革命運動的重要性，提出要將“遏制共產主義”作為美國未來的首要任務。

這標志著美國正式拋棄了羅斯福大國合作的戰后設計，將與蘇聯的關系由合作轉向對抗，美蘇冷戰的序幕從此正式開啟。

作為羅斯福的副總統，杜魯門為何在涉及美國乃至世界未來秩序的的關鍵問題上，與羅斯福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場？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從杜魯門的上位之路說起。

從農民到總統

杜魯門，1884年出生于密蘇里州一個農民家庭，他的母親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給了杜魯門很好的家庭教養。

杜魯門從5歲起，就在母親的教導下開始讀書彈琴，學習成績也一直不錯，如果不出意外，他應該能夠順利考上大學。

可惜他的父親本事平平，還抱著不切實際的發財夢，家中稍有余錢就拿去投資，直到虧得分文不剩。

以至于等到杜魯門中學畢業準備報考大學時，卻被告知家里已經無力繼續供他讀書。

杜魯門不想放棄前程，又去報考不收費的軍校，但軍校對學生的身體素質有更嚴格的要求，杜魯門因視力不合格未能過關。

最后的希望破滅，杜魯門只能以中學文憑進入社會，先是在鐵路、銀行當了幾年辦事員，后來又被父親叫回家幫忙料理農場。

在家務農期間，他喜歡上了一個叫貝絲的女孩，但貝絲的父母卻嫌棄杜魯門窮困，拒絕將女兒嫁給杜魯門。

杜魯門因此深受刺激，誓要出人頭地，讓貝絲的父母改變主意。

于是，在1914年杜魯門的父親去世，杜魯門可以做主家庭資產處置時，他當即選擇棄農從商。

但遺憾的是，杜魯門和他的父親一樣，沒有什么商業眼光，他的兩次創業嘗試都是以失敗告終。

好在命運總算是青睞了杜魯門一回，就在他即將敗光家底之際，美國宣布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并為此擴大征兵。

杜魯門打著為國奉獻的旗號，賣掉了快要開不下去的公司，轉身參軍入伍。

這一次，他吸取此前報考軍校失敗的教訓，提前背下視力表，順利在征兵體檢中蒙混過關。

不僅如此，他還對征兵人員謊稱自己是大學學歷，因此得到了軍方的重視，被派往西爾堡炮兵學校進修。

由于在軍校鍍過金，杜魯門剛被編入部隊就被任命為上尉連長，在立下戰功之后也更容易獲得擢升，等到戰爭結束時已經軍銜已經升到了中校，算是個中級軍官了。

因此，當退役后的杜魯門再度向貝絲求婚時，貝絲的父母沒有再阻止。

婚后的杜魯門用自己的退伍費與朋友合伙開起了一家服裝店，但事實證明，他實在不適合做生意。

由于經營不善，這家服裝店短短2年之后就破產倒閉了，只給杜魯門留下一堆欠債。

好在杜魯門在軍隊的那些年里，結識了不少戰友，其中有一位名叫吉姆·彭德格斯特，是個背景深厚的世家子。

當杜魯門走投無路向此前的戰友們求助時，這位吉姆·彭德格斯特出手拉了他一把，將杜魯門引薦給了自己的叔叔，當時的密蘇里州民主黨頭面人物湯姆·彭德格斯特。

在湯姆·彭德格斯特的提攜下，杜魯門順利走上了政途，在1922年當選密蘇里州杰克遜縣法官，1934年更是成為了密蘇里州的2名聯邦參議員之一。

這次命運逆轉讓杜魯門深刻認識到了裙帶關系的威力，在參議員任上，他積極結交各路黨派頭面人物，成功抱上了圣路易斯州民主黨領袖羅伯特·漢尼根的大腿。

正是由于此人的支持，1939年彭德格斯特倒臺時，杜魯門并未受到波及，還能夠繼續安安穩穩地當他的參議員。

此時，民主黨的黨內斗爭已經越發激烈，能夠給大資本家把稅加到90%以上的羅斯福總統與那些不是大資本家就是大資本家代言人的民主黨高層之間日漸水火不容。

之前是全球經濟大蕭條，在法西斯和共產黨的壓力下，美國資本家不得不硬著頭皮接受了羅斯福的加稅，現在美國經濟有所恢復，社會矛盾緩解，這些資本家自然會想著給自己松綁。

由于羅斯福不僅深受民眾歡迎，還與軍隊有很深的聯系，這些人不敢對羅斯福動手，好在羅斯福年事已高，身體也不怎么樣，估計沒有多久的活頭了。

唯一比較麻煩的是，羅斯福有一位與他政見接近，且同樣深受民眾歡迎的副總統華萊士。

于是，各路民主黨大佬一致認定，為了資本家的美好未來，下一次總統選舉時一定要把華萊士換掉，并在1944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聯合逼宮。

盡管羅斯福不愿放棄自己看好的接班人，但面對黨內各派系的聯合施壓，也只得做出讓步，同意副總統由黨內選舉產生。

原本，羅斯福的算盤是，華萊士作為實權副總統，在美國頗有民望，民主黨的基層成員普遍支持華萊士，如果是正常選舉，華萊士當選不是難事。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羅斯福還公開宣布，自己會把票投給華萊士，利用自身的名望為華萊士助威。

一開始，事情的發展也卻如羅斯福所料，華萊士在初選中取得了壓倒性領先。

然而，羅斯福顯然還是低估了資本家們能夠無恥到什么程度。

在最后一輪選舉開始前，民主黨高層緊急聯手干涉，又是封鎖會場阻止華萊士支持者投票，又是威逼利誘讓投票代表改選，硬是逆轉了選情，讓原本排名第二的杜魯門贏下了選舉。

面對如此情況，羅斯福和華萊士只能愿賭服輸，讓杜魯門和羅斯福搭班參加1944年大選。

以羅斯福的民望，這次大選的結果自然毋庸置疑，杜魯門順利成為了副總統。

次年4月，羅斯福便因病逝世，杜魯門如那些支持他的民主黨高層所愿，接班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

為資本代言

作為被資本硬推到臺前的代表，杜魯門本身的政治經驗尚且匱乏，政治手腕也不算高超，唯一的“出眾”之處，便是樂意幫支持自己的“朋友”辦事。

這其實并不算令人意外，若非容易操控，杜魯門也不會成為利益不一致的各方資本都愿意接受的下任總統人選。

并且，羅斯福并不待見這個被黨內資本大佬硬塞過來，取代了原定繼承人的副總統，盡管接受了杜魯門作為自己的副手，但在生前完全將他排除在白宮決策之外。

因此，當杜魯門成為美國總統后，對自己面前的政務完全不知所措，只能依靠手下的官僚為自己提供建議。

而他所信重的官僚，都是在戰爭中獲利的集團成員，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前程，當然不愿意美國如羅斯福所設計的那樣，在戰后徹底退出戰時狀態。

如果杜魯門愿意信任和依靠羅斯福留下的團隊，他們或許還能夠按照羅斯福生前的設計，給美國的戰爭機器踩一踩剎車。

但杜魯門為了感謝那些支持他上位的老朋友，在接任總統之位后，慷慨地把內閣職務交給這些人作為回報。

回顧杜魯門的上位之路，這些“杜魯門的老朋友”的身份自然也就十分明晰了，他們大多是美國傳統精英，換句話說，就是各路大資本或大資本的代言人。

無論是出于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的本能敵視，還是出于自己身后的利益集團在軍工經濟上獲得的利益，這些人也都希望美國在二戰后無縫銜接轉為對抗蘇聯。

在手下官僚與身邊閣員的共同影響下，本就對蘇聯有著深刻成見，在蘇德戰爭爆發初期甚至因為說出“如果蘇聯占優，美國應該幫助德國，讓納粹大開殺戒”引起風波差點結束政治生涯的杜魯門理所當然地越來越傾向與蘇聯對抗。

來自美國的敵意征兆，又引發了因二戰損失慘重，國力虛弱的蘇聯的強烈警惕，而蘇聯的反應在杜魯門眼中，就是蘇聯不可信任，不能合作的印證。

就這樣，羅斯福時期尚且稱得上親密的美蘇關系在杜魯門繼任后迅速惡化，原本羅斯福為世界設計的和平秩序，也被改寫為了冷戰格局。

在二戰中崛起的美國軍工復合體得償所愿，在冷戰當中進一步壯大，最終發展成了連美國政府都惹不起的龐然大物，甚至能夠左右美國的對外政策。

只不過，為資本出力良多的杜魯門本人，卻并未得到資本的厚待，晚年過得窮困潦倒。

最終，還是美國政府覺得，前總統日子過得太艱辛有失美國超級大國的體面，推動國會出臺《前總統法案》，規定所有卸任總統都可以領取一筆與內閣成員薪水相當的退休金，解了杜魯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