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偽裝成水壺的炸彈被拋向檢閱臺，血肉橫飛中，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身中204枚彈片，日本公使被炸斷右腿，海軍司令眼球不翼而飛。

1932年4月的上海，硝煙未散。

三十三天前，“一·二八”淞滬戰役落下帷幕，中國軍隊以血肉之軀抵抗日軍進攻后被迫撤離。

此刻，日本駐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宣布：將在4月29日“天長節”（日本天皇誕辰）當天，于虹口公園舉行盛大的“淞滬戰爭勝利祝捷大會”。

在中國領土上慶祝侵略戰爭的勝利——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

淞滬戰場上，日軍付出傷亡萬余人的代價才勉強控制上海。

但談判桌上的結果卻令國人憤慨：《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得在上海周圍駐防，而日軍卻可留駐上海。

更令人發指的是，日軍公然宣布將在4月29日舉行“淞滬戰爭勝利祝捷大會”，地點就在上海虹口公園。

“在中國的領土上開侵略中國的‘祝捷大會’，這是每個中國人的恥辱。”

消息傳出，上海愛國軍民群情激憤。時任京滬衛戍總司令的陳銘樞秘密召集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商議對策。眾人一致認為必須摧毀這場“祝捷大會”。

陳銘樞找到“斧頭幫”首領王亞樵。這位令蔣介石都寢食難安的“暗殺大王”，在“九一八”事變后已將斧頭幫改組為“鐵血鋤奸團”，專殺日本人和漢奸。

王亞樵聽聞計劃后拍案而起：“此等國恥，必以血洗！”他當場承諾負責行動，陳銘樞提供四萬大洋作為經費。

虹口公園位于日租界，日軍戒備森嚴，規定只允許日本人和朝鮮人入場，中國人一律禁止進入。

面對這道障礙，王亞樵想到流亡上海的朝鮮愛國者。

王亞樵密約朝鮮革命黨人安昌浩，在其住所共商大計。

當時上海法租界內活躍著“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與安昌浩一直從事抗日復國運動。

雙方一拍即合。金九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同志提供全部情報和經費，我們提供行動人員，這是共同抗日的義舉。”

由于日軍規定參會者只能攜帶飯盒和水壺，王亞樵委托上海兵工廠的朝鮮籍技師王雄（金弘一）特制炸彈。

留美工程師林繼庸最終設計出二十個偽裝成日產飯盒和軍用水壺的炸彈。

金九物色到24歲的尹奉吉。這位來自朝鮮忠清道的青年全家被日軍殺害，只身流亡上海，以街頭叫賣為生。

當金九告知任務時，尹奉吉毫不猶豫：“為復國雪恥，雖死無憾！”

行動前四天，尹奉吉在韓國國旗下莊嚴宣誓：“我誓以赤誠之心，誅戮侵略中國的日軍將校，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與自由。”相機快門按下，歷史定格在這一悲壯瞬間。

1932年4月29日清晨，虹口公園崗哨林立。尹奉吉身著筆挺西裝，肩挎水壺，手執飯盒與太陽旗，從容通過檢查。

他攜帶的“水壺”內裝有五磅TNT烈性炸藥，“飯盒”則填滿增強殺傷力的彈片。

上午9時，慶典開始。白川義則大將、重光葵公使、野村吉三郎海軍司令等數十名高級軍政要員齊集檢閱臺。1.3萬名日軍官兵肅立雨中。

11時30分，閱兵結束，全場高唱日本國歌《君之代》。

禮炮轟鳴中，尹奉吉突然沖出人群，在距檢閱臺五米處奮力擲出炸彈。

煉獄般的爆炸現場：水壺炸彈精準落在白川義則腳下。隨著震天巨響，檢閱臺轟然坍塌。

河端貞次（日本居留民團行政委員長）當場斃命；白川義則渾身嵌滿204塊彈片；重光葵右腿炸飛；野村吉三郎右眼崩出；植田謙吉中將左腿粉碎。

檢閱臺上血肉橫飛，無一人幸免于傷。祝捷大會瞬間變成哭喪場，日僑爭相逃命。

尹奉吉坦然被捕，面對酷刑僅一句：“此事我一人所為！”

爆炸后七小時，日本海軍陸戰隊沖進法租界普慶里4號——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駐地，但早已人去樓空。

日軍懸賞60萬大洋追捕金九，瘋狂報復在滬韓僑，逮捕安昌浩等17人。

金九通過路透社發表聲明：“虹口爆炸案系我主謀，勿傷無辜！”

在辛亥革命元老褚輔成幫助下，他輾轉藏匿于浙江嘉興。

尹奉吉在日本金澤英勇就義，年僅25歲；安昌浩被引渡至漢城處死。

蔣介石趁機拉攏這位“暗殺大王”，送去四萬大洋。王亞樵斷然拒絕：“我殺蔣介石，沒錢也干！”

1936年，他被戴笠收買的叛徒誘殺于廣西梧州，身中五槍兩刀，臉皮被剝。

歷史的天平震動：白川義則——日本陸軍史上首個在戰場被擊斃的大將，5月26日傷重身亡。

日本天皇裕仁作悼詩哀嘆：“豐功不可滅，留取長相憶。”中國報紙則大書：“乘軍艦而來，躺棺材而去！”

此次事件迫使日軍調整在華部署，此后天皇誕辰慶典再不許高級官員集中出席。

虹口公園的硝煙散去九十三載，尹奉吉就義前在法庭上的宣言仍回蕩在黃浦江畔：“我一人之命，換白川一命，死得其所！”

當年金九避難的海鹽南北湖，如今立著他的銅像，凝望著東海。

浙江嘉善的“金九避難處”陳列館里，一件復制的軍用水壺靜臥展柜——壺身斑駁處，似還浸染著1932年上海春雨中的血色。

中韓義士以血肉之軀在黑暗中點燃的火光，終成燎原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