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兒童文學(xué)作家陸梅創(chuàng)作的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背景，以創(chuàng)作了《安妮日記》的德籍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和上海女孩老圣恩跨越時空的一場心靈漫游展開故事。《安妮日記》記錄了安妮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兩年的密室藏匿生活，以及其對戰(zhàn)爭、和平、愛情、親情的思索，成為發(fā)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大的“二戰(zhàn)文學(xué)作品”。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對安妮形象的征引與再創(chuàng)造不僅勾連起安妮個人記憶與猶太難民的“上海記憶”，亦架起中德文學(xué)文化互鑒之橋梁。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回望這部創(chuàng)作于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之際的文學(xué)作品，其價值愈顯深遠——它不僅啟示中國少年兒童銘記二戰(zhàn)歷史、珍視和平，更為中德文明對話交流注入了文學(xué)力量。2025年7月，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德語系碩士研究生方心怡就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采訪了陸梅。

陸梅，兒童文學(xué)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委員。作品曾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xué)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德國慕尼黑“白烏鴉獎”等

“安妮自然而然地跳出來了”

方心怡：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中，生活在平行世界的安妮雖有一副猶太少女的面龐，但卻會講中國話，也了解中國兒童的生活與苦悶，可以說，您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中國的安妮”。那您是如何想到去構(gòu)建這樣一個人物的呢？

陸梅：我可以先說說觸發(fā)我寫這部小說的一個靈感。那時我們一家三口第一次去楊樹浦水廠，有心想去看看水廠邊的博物館。我們在柵欄外瞧見水泥新封的門和紅屋頂房子滿墻的爬山虎，不見一個人，時間像是停滯了。門口有個大叔值班，被告知博物館周末不開放。然后我們第二回又去，那天是星期四，正好女兒學(xué)校放假，到了水廠外又被告知博物館不開放。在那樣一個狀態(tài)下，我女兒，一個小小女孩往鐵門里揪了一把飛蓬草，一股腦往鐵門里扔。在她肆意發(fā)泄著不滿的時候，我眼前的那扇水泥門好像突然開了，還有一整面墻的爬山虎也紛紛張開了耳朵，一個世界打開了。所以，小說中老圣恩腦海里的念頭就是當(dāng)時我的想象。水廠很容易讓人想到地下的事情，后來我把林達的《像自由一樣美麗》中特萊津集中營里那么多孩子的畫勾連了起來。這個故事當(dāng)我開始寫的時候，安妮自然而然地跳出來了。我希望有一個和老圣恩惺惺相惜的女孩，安妮就這樣出現(xiàn)了。

這個女孩深褐色卷發(fā)，眼睛大而且黑，臉清瘦蒼白，和電影里的安妮沒啥兩樣。她在我腦海里，永遠生活在13歲。自然而然，這兩個女孩要相識、要交流，要有一個釋放，通過小說的形式，她們可以更酣暢淋漓地探討一些浩大命題，但又跟兩個女孩的切身處境相關(guān)。

如果你說小說中的安妮是“中國的安妮”，從你的這個研究角度，我是認可的，但是從我的創(chuàng)作角度，我確實沒這么去想過，我就想讓這個女孩有機會和一個中國女孩相識相會，自然而然的她要會中文。在小說的邏輯上，她就是一顆老靈魂，她沒有國界，可以和老圣恩深度交流，也沒有語言障礙。

安妮·弗蘭克

方心怡：那您又是如何想到將其與猶太難民的“上海記憶”以及特萊津集中營的兒童勾連在一起的呢？

陸梅：從小說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說，將安妮的命運跟中國的上海勾連起來，這是自然而然的，而且這是必須的，否則你寫這個小說的場景、背景就不成立。如果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這樣一部分歷史事實的話，那就成一部架空小說了。

要讓安妮和老圣恩在某個場景下相遇，然后這次相遇又得跟猶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勾連起來，在我腦海里，霍山公園是一個理想之地。小說中，老圣恩從霍山公園進去，看到了盛放的彼岸花，然后才到了安妮和特萊津集中營的孩子們“靈魂的居所”——金房子。

關(guān)于安妮和特萊津集中營的兒童們，我在小說前言中提及，林達的《像自由一樣美麗》給了我最初的心靈觸動。這本書是寫特萊津集中營孩子們的命運的，小說之所以取名《像蝴蝶一樣自由》，也是向這本書致敬的意思。小說里，老圣恩問安妮；“我記得你好像是在貝爾森集中營，怎么會認識特萊津的孩子們呢？”我設(shè)置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作為一個真真切切的游魂，安妮身陷黑暗的深淵，不知道哪里是出口，她徘徊在漆黑巷道里，迷惘又恐懼。然后她聽到一個聲音，一個親切的女聲，這個聲音說：“安妮，不要跑，魔鬼只在你的意念里，你不怕就沒有魔鬼……”這個聲音就是女藝術(shù)家弗利德。弗利德是特萊津孩子們的藝術(shù)老師，自然而然的，特萊津和安妮有了連接。

還有比如中秋節(jié)的晚上，老圣恩想念自己的爸爸媽媽，金房子里那些來自特萊津集中營的孩子們，他們也忍不住在小冊子上寫下自己家人的名字。這個情節(jié)的靈感來自我在上海猶太難民紀(jì)念館看到的一整面的名單墻。當(dāng)年我去那里參觀，駐足在這面墻前，無比震撼。

阿姆斯特丹的密室與鼓浪嶼的金房子

方心怡：您在構(gòu)建金房子的時候，是以“后屋”，也就是安妮的密室為原型嗎？我發(fā)現(xiàn)它們的構(gòu)造很相似，比如安妮房間的位置，大廚房的位置；又比如，金房子里，安妮房間的墻壁上貼有許多特萊津集中營兒童的畫，而安妮在密室房間的墻壁上貼了她喜歡的明星的照片；再比如，密室和金房子的閣樓里都有一扇窗。

陸梅：你這么聯(lián)想我很高興。但是我寫作的時候，金房子是自然而然出現(xiàn)的。我腦海里并沒有這個密室。但你這么說的話，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潛意識。我當(dāng)初腦海里泛起的是實實在在的想象——是我在鼓浪嶼一次游走時看到的一幢房子。在鼓浪嶼，那樣的房子還是挺多的，有臺階、庭院，上面三層、兩層的那種老房子。因為安妮是一顆老靈魂，我就覺得她應(yīng)該是在地下室，活在這樣的一個環(huán)境里面。也就是說，金房子的地下室是我想象中的，實際未必有。說到密室，我從沒去過荷蘭的安妮之家，也沒有認真研究過密室的結(jié)構(gòu)。但是《安妮日記》就是在密室里寫成的，它進入我腦海倒也必然。

小說寫作的神妙之處是，寫作者自己不自知，可是當(dāng)他創(chuàng)造出來，不承想和現(xiàn)實有了呼應(yīng)，這對我來說不啻是一個獎賞。可見所有的意識和潛意識，確實會激活深藏在你腦海深處的那部分“儲備”。文學(xué)中的現(xiàn)實和生活中的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問題，有時是超越，有時是印證，有時互相生發(fā)，有時互為鏡像……很難說一定是前者高于后者。

德譯版《安妮日記》

方心怡：那彼岸花是否可以視作召喚“幽靈”安妮的一個媒介呢？或者說，暗示讀者安妮不是真實的存在。因為彼岸花它連接生死，也就預(yù)示著安妮她其實不存在于老圣恩生活的真實世界之中，而是在生死之間、此岸與彼岸之間的第三空間。

陸梅：彼岸花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如果沒有彼岸花的話，光靠老圣恩自己腦海里的那種“想要消失一會兒”的念頭，還是很難和在地下城堡的安妮聯(lián)結(jié)起來。老圣恩在白日夢中與安妮相見，但她終究要回到現(xiàn)實中。如果沒有召喚的一種象征物的話，好像不行，所以我想到了彼岸花。

彼岸花是一種很特別的花，書中也寫到了，它比較多長在山野墓地邊。花呈放射狀，一叢叢一簇簇，放眼望去，像是著了魔，紅得像火一樣。小說中，我把彼岸花安排在霍山公園。實際上當(dāng)然霍山公園里沒有彼岸花。彼岸花就是一個召喚之花。

“安妮站成了一棵樹”

方心怡：您在小說里提到，老圣恩10歲之后就見不到安妮了，10歲又有什么特別的含義呢？

陸梅：寫到安妮和老圣恩要分開的時候，我想要給她倆找一個更合理的離別方式。對一個孩子來說，她不太可能是突然之間告別童年的。我希望有一個儀式，或者是一種提醒和暗示。老圣恩寫過一篇小作文《十歲的樹》，她提到9歲和10歲最大的區(qū)別，就是10歲是兩位數(shù)，一個人要活過兩位數(shù)并不容易。你看99是兩位數(shù)，但人一般不太可能活過三位數(shù)，老圣恩就覺得9和10是一個跨界。那么我想10歲和11歲，或許也可以成為一個孩子年齡的暗示，具體小說里寫到了，就是一種童年的告別，一個長大的提醒。

方心怡：在小說中，您寫到，安妮站成了一棵樹，金蝴蝶飛來停在了安妮身上。安妮與自然的這種融合又有什么含義與作用呢？

陸梅：安妮站成了一棵樹，也是受老圣恩這篇作文的啟發(fā)。另外，那些金色的蝴蝶是有隱喻的。林達在《像自由一樣美麗》里提到特萊津集中營的孩子創(chuàng)作的詩《蝴蝶》，所以蝴蝶的意象很重要。蝴蝶的來和去寓意著它們的自由和飛翔，向著明亮那方的追求。蝴蝶的來，也是一種接引，那種接引對安妮來說是靈魂和靈魂的呼應(yīng)，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寫到那一刻，她自然而然的就站成了一棵樹。

方心怡：您覺得女孩和樹之間有什么相似的特質(zhì)嗎？您也曾提到，您對樹、對自然有特別的情愫。

陸梅：有很多。你看我還寫過一本散文書《刷著陽光的樹》，指的就是那些即將告別童年的男孩女孩們，他們就像是一棵棵白樺樹，刷著陽光，翻著亮片，充滿了蓬勃的生命氣息。所以賦予少男少女以樹的形象，在我這里是自然而然的。我甚至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如果在小的時候就能夠有機會找到一棵自己的樹，然后和這棵樹休戚與共、共同成長，那真是人間最美好的童話。

來源：方心怡 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德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