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份，一個94歲的當年侵華日本老兵清水英男，雙膝跪在哈爾濱“謝罪碑”前，用顫抖的聲音囁嚅著：“日本政府不謝罪，我只能親自來贖罪！”

而與此同時，遠在北京，《731》的導演趙林山卻在凝視著這部電影的檔期表，默然不語。

距離上映僅僅只有一個禮拜左右，這部承載著124萬人期待的電影，因為零宣發，零排片，正承受著難以捉摸的前景。

這一幕極具諷刺意味：一邊是加害者的深深懺悔，一邊是受害民族對歷史真相的苦苦堅守。

假如《731》最終真的無法按期上映，那我們并非是一部電影的丟失那么簡單，而是一場關于歷史記憶的潰敗，甚至可能比731這一事件更為可怕，只因為這一次，我們選擇了集體沉默。

一 資本絞殺 商業邏輯對歷史真相的圍獵

在暑期檔的激烈競爭中，諸如《羅小黑戰記2》《長安的荔枝》等商業片豪擲千萬宣發費的時候，單單《731》無奈的陷入了“裸奔”狀態，無路演，無票補，無點映，竟奇異的連發行方都未明確公布。

究其原因，無非兩點。

一是題材敏感，回本風險高。731部隊的暴行涉及活體解剖，細菌戰等極端殘忍的血腥歷史場景，商業上難以討好“合家歡”的市場氛圍。

再有就是宣發本質好比是“投名狀”。影院排名依賴資本推動，往往歷史題材在流量至上市場邏輯中，天然處于劣勢。

資本的選擇，實則是市場對歷史的“經濟型遺忘”。

當利潤成為唯一標準時，真相就悲哀的成了犧牲品。

二 輿論圍剿：披著“善意”外衣的圍剿

十萬封“家長聯名信”鋪天蓋地涌向監管部門，紛紛投訴《731》“血腥畫面傷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破環中日友好”等堂而皇之的理由。

但頗為奇怪的是，經過調查發現，這些洋洋灑灑，理正辭嚴的眾多信件，竟然存在大量重復的IP地址和模板化措辭，從中不難看出，背后顯然存在組織化操作。

更為荒誕的是，區區一個電影的上映，倭國外務省居然連發23條外交抗議，強烈要求中國“慎重上映！”

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赤裸裸的干預，完整的暴露出某些勢力對歷史真相的恐懼，也可能，他們害怕的應該不是一部電影的上映，而是中國民眾記憶的覺醒。

歷史修正主義的策略，從來不是直接簡單的否認，而是將真相在“保護青少年”“維護友好”的溫柔名義下，被悄然掩埋。

三 制度窒息：當審查鐐銬扼殺歷史表達

《731》的導演為通過審查，只能被迫將其中的活體解剖場景削弱至“戰爭片血腥度第17位”。

這種無奈的自我否定裁剪，源于1997年頒布的《電影審查規定》，其中要求電影必須“老少皆宜”，卻恰恰忽略了歷史題材的某些特殊性。

難關中消協曾尖銳指出：“一部電影不可能同時滿足六歲到六十歲觀眾。”在缺乏分級制的情況下，很多歷史真相很無奈的戴上“和諧”的枷鎖，最終失血死亡。

當成年人因需要“保護”免受歷史沖擊性時，那么，這個民族的精神必然遭遇了隱形閹割。

四 血色記憶：731暴行與倭國的遺忘政策

日本軍醫田村良雄的日記清晰記載：1939年，他們將一名15歲的中國少年強行注射肌肉松弛劑后，在其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剖開腹腔，周圍的軍醫們像“評價豬肉”一樣去討論著他的器官，最后把仍在跳動的心臟丟進鐵桶里。

這種被他們稱為“馬路大”的活體實驗在哈爾濱整整持續了九年，受害者超過三千人，沒有一個能活下來。

1940年，日軍在浙江衢州空投鼠疫桿菌，導致境內八年瘟疫，五萬人死亡，日本出版的教科書只輕描淡寫的稱之為“日中戰爭”，反倒精心策劃，將加害者偽裝成受害者。

九十七歲高齡，衢州細菌戰受害者鄭科位老人仍在大聲疾呼：“親歷者正在逝去，但記憶不能消散！”而很多別有用心者的策略正是等待見證者死盡，然后好放心的篡改歷史。

當731部隊的頭目石井四郎故鄉的居民傲慢的反問道：“挨打的人都忘了，打人的人為什么還要記住？”

這句話，昭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遺忘，才是暴行最終的結束！

如果《731》真的因為資本，審查或外交壓力無法按期上映，我們注定會從三方面潰敗下來。

首先，技術代差之恥重演：當年日軍用細菌戰彌補裝備劣勢，今天我們若因“技術限制”放棄藝術表達權，就是文化層面的二次戰敗。

其次，記憶保衛戰潰堤：細菌戰受害者訟訴團苦戰十年，才換來東京法院對“國家責任”的認定，若《731》被湮滅，法理勝利將重歸塵埃。

最后，文明自衛權淪喪：拒絕直面歷史的民族，終將在精神上自我消音。

歷史不會消失，但記憶可以選擇沉默，而今天，我們就站在沉默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