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之后所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A)》，在副總統范斯(James Vance)關鍵一票支援下，7月1日參議院以51比50通過。盡管共和黨在眾議院中掌握優勢席次，然而其中較鷹派的共和黨議員，不滿之前已達成共識的草案遭到參議院修正，將會造成政府財政赤字擴增，最后在特朗普以“親切”的態度與范斯積極說服下，7月3日眾議院以218比214通過，讓特朗普于7月4日國慶前夕完成簽署。

這是7月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美國國會大廈。（圖源：新華社）

由于特朗普非常重視《大而美法案》，特別在白宮官網設置全版網頁上宣傳說明：我們“正在準備減稅”及“已經取得工業各界支持”，將這項包括：減少租稅、增加就業、精簡聯邦政府官僚機構、投資基礎建設、降低能源成本、促進創新、賦能中小企業、保衛邊境安全等政策范圍的法案形容為“偉大美麗”的法案。特朗普強調，除了透過課征數千億美元關稅收入充實美國財政，達到前所未見規模之外，超過兆美元投資美國，創下歷史新高，讓美國的經濟成長，從沒有未來希望的“垂死”國家，轉型為“全球最為火熱”的國家，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之愿景！

特朗普擴張性政策沿襲1980年代雷根供給面思維

從“特朗普經濟學(Trumpomics)”主張的擴張性政策加以觀察，無庸置疑是沿襲1980年代“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供給面思維，加上長期擔任其經濟諮詢的拉弗(Arthur Laffer)是雷根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為雷根的稅改提供“拉弗曲線(Laffer curve)”理論基礎。依據“拉弗曲線”理論，高額稅率抑制生產與投資動機，導致實際稅收減少；相對減稅可以促進經濟活力，反而提高整體稅收。亦即特朗普認為，唯有透過供給面大幅釋放財政與貨幣刺激，將擴張性支出隱藏在“關稅”與“減稅”兩項政策之中，為突破經濟與財政困境之關鍵。

其中前者，是指特朗普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依據去年11月所撰述的“重塑全球貿易體系使用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提出《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期待借鏡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經驗，讓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同時讓美元獲致適度的貶值，以解決“強勢美元”與“貿易逆差”之問題。至于后者，則是希望透過OBBBA復制雷根采取減稅取得產出倍增成功模式，甚至為明年的期中選舉創造共和黨民意基礎。

不過，國際社會所聚焦的核心莫過于OBBBA的稅改方案。亦即在特朗普主導下，除了大幅擴大國防預與移民執法之外，將會讓其2017年總統第一任期所推出的“減稅”方案的再度復活，例如：降低公司和個人所得稅、提高標準扣除額和家庭扣抵額、增列個人最低稅負制、取消公司最低稅負制、倍增遺產及贈與免稅額等。另一方面，則是將推出刪減支出的“加稅”方案，例如：取消個人免稅額、調降列舉扣除額、訂定地方政府所得稅及財產稅(SALT)扣除額、減少房貸利息扣除額、削減醫療補助、降低食物援助、刪除拜登政府《通膨削減法案》對清潔能源與電動汽車的稅收抵免、課征外籍匯款出境5%等，這些勢必對美國社會長期運作的基礎造成嚴重沖擊。

《大而美法案》造成美國社會更加貧窮化

盡管特朗普政府宣稱OBBBA稅改方案讓80%的美國民眾獲致減稅，然而我們卻又發現受益最多的是富人，例如：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的調降、標準扣除額和家庭扣抵額的提高、最低稅負制的增列或取消、財產稅扣除額的增訂及遺贈稅免稅額的倍增等，皆是存在劫貧濟富之嫌。依據許多學者專家研究分析指出，收入最高的 0.1%家庭，可以獲致平均超過25萬美元之減稅，如果將其擴大至收入最高的1%家庭，仍然可以獲致平均達到6萬美元之減稅；相對收入最低的60%薪資家庭，卻僅取得平均500美元之減稅。

至于OBBBA加稅方面，卻又集中于削減弱勢的社會福利補助支出，包括：取消個人免稅額、調降列舉扣除額、減少低收入戶醫療補助費(Medicaid)及削減糧食券等措施，在無形中將沖擊超過1200萬弱勢族群的日常生活能力。由此顯示，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稅改方案，不但違背租稅公平正義，而且造成社會貧富懸殊問題更加惡化。

也就是說，OBBBA導致美國財政赤字有增無減，特朗普希望再度透過課征關稅政策，同時將課征的對象從之前的中國延伸至未來的全球各國，借此填補OBBBA降低所得稅收財源，其實是異想天開之構想。依據美國國會預算中心初步估算，如果全面實施OBBBA，未來十年美國財政赤字將會從原估增加2.4兆美元暴增到3.3兆美元，使得國債占GDP之比重突破130%，每年支付利息更是超過1兆美元，顯示OBBBA勢必導致美國財政問題更加惡化。

OBBBA讓美國面對國債、匯率與全球信任之風險

其實，在國民所得會計恒等公式中，國際的“經常帳逆差”與國內的“儲蓄不足”是一體兩面，美國經常帳逆差(尤其貿易逆差)所反映的現象是民間部門的儲蓄不足(投資超過儲蓄)及政府財政赤字(政府支出超過收入)。此意味著，美國民眾若不調整不愛儲蓄習慣，或是政府若不改善財政赤字，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將會是徒勞無功無濟于事之格局，無疑說明OBBBA根本“不美”，甚至是讓美國財政及貿易的雙重赤字陷入更加惡性循環。

嚴格來說，特朗普所力推的OBBBA背后所顯示的意義，并非單一財政或貿易政策，而是一套以“經濟成長”為核心、將重塑全球經濟規則的戰略組合。也就是說，特朗普力推OBBBA真正目的，除了透過關稅的談判或美國內部的經濟再造之外，將聚焦于重新構筑以美元霸權作為核心的全球資本體系，雖可能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夢幻，但相對代價則是讓美國面對巨額的國債赤字、動蕩的匯率與裂解全球的信任等難以估計之風險。

很顯然地，特朗普政府希望透過OBBBA，連結經濟民族主義、地緣戰略與財政結構重新設計，借此達成其更宏觀的“美元弱化＋關稅收入＋工業復興”愿景。然而，目前美國國債規模與利率水準，與雷根總統時代之環境迥異，經濟學界對特朗普政策之評價也呈現了兩極現象。其中部分研究認為，減稅在高額債務環境限制下，反而可能更加擴大財政赤字，甚至爆發債務信心危機。至于實施OBBBA，雖希望拉抬關稅戰后美國再工業化所延伸的經濟表現，但卻讓富人降低賦稅負擔，相對窮人則是增加實質支出；加上低收入與無業者恐將失去醫療補助與食物援助，如果未來美國經濟未能預期亮麗表現，最后恐讓美國社會淪為更貧窮化之惡性循環。

來源：中國基金報、山東商報、網絡

文 ︱ 戴肇洋 臺灣省商業會顧問 國政基金會財經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