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含在樸素認知里的深邃真理，似鐵錨沉降在何占豪的心底。

憑死記硬背的一段順口溜，與一個“不演而演”的小品，何占豪“混”進浙江文工團。同學們都說，這小子“額角頭碰著天花板”。

一個半月以后，團里開排話劇《赤葉河》。這部戲出自山西臨川縣，編劇是詩人阮章競。上個世紀40年代，土改運動在中國農村轟轟烈烈。為了激發貧苦農民對封建勢力的仇恨，全國各地的文工團紛紛排演“紅白”兩出戲。“白”，是《白毛女》；“紅”，就是《赤葉河》。這出戲里有一個“苦孩子”，導演就讓何占豪飾演。雖說他已16歲，但未見長勢，依然枯瘦，很符合角色的要求。

排練場上，輪到占豪說詞了。他低頭不語。“該你說了。”導演催促。他依然沉默。“怎么，你是啞巴嗎？”導演急了，“誰招了個啞巴進來？”演員們都不作聲。“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考進來的？”

占豪哭了。他只會諸暨話。普通話絕大多數是清輔音，而諸暨話還有大量濁輔音，并且有許多文言文的詞匯。比如普通話里的“你”，諸暨話是“爾”；“他她”“它”，是“其”“渠”。諸暨話里有些詞匯，連讀的時候要變音。比如“李家塢、何家塢、劉家塢”，“家”是文讀，要讀成“ga”，和“wu”連讀的時候，就變音為“gaou”，聽起來就會變成“李高塢、何高塢、劉高塢”。《赤葉河》不是方言話劇，要求所有演員用普通話說詞兒。何占豪實在不會啊。

藝考時，他急中生“字”，迸出了“火、火、火……大火”幾個字，僥幸進團。然而，火，終究包不住。何占豪“露餡”了，他不禁心生恐懼。文工團，是救他命的地方。若是離開了，又要去做饑寒交迫的“流浪兒”。若是讓他回鄉，就要去當“小苦力”。可是，那個時候，家人已離散，天子山下，白塔湖邊，沒有他的安身之處。驚慌失措。凄慘哭聲里，有歉疚，有哀求；求諒解，求收留。

導演葛文華是一位善良的藝術家。排練場上，六親不認。排練場外，慈母仁心。團領導一致同意他的建議，安排年長的團員一對一，幫教何占豪學說臺詞。葛導的愛人、副團長舒模，是一位優秀的作曲家。當年鼓舞全民族抗戰的歌曲《跌倒算什么》，就是他寫的：“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舒團語重心長，鼓勵占豪：“只要好好學，沒有什么學不會的。學好了，我們一起再前進。”占豪連連點頭。諸暨人耿直豪爽，被稱為“諸暨木柁”，做事說一不二。他又像學外語那樣，一字一字念，一句一句記。白天讀，晚上背。

團領導體諒占豪，排新戲，總把臺詞最少的角色配給他。一部講李自成的話劇，導演安排占豪飾演“小太監”，全劇只有一句臺詞五個字：“闖王進京了”。開排那天，又輪到占豪了。這回，字正腔圓，有聲有色，“闖王”與“進京了”之間略有停頓，顯現一種藝術節奏。導演大加贊賞：“非常好！大有進步！”其他演員也都蹺起拇指。

四十年后，葛導在杭州巧遇何占豪。當年的小演員已是藝術大師。葛導作揖祝賀，占豪連聲道歉：“對不起，當時為了混飯吃，沒辦法，騙進文工團，讓你生氣了。”“哪里，哪里。”葛導說，“你進文工團，是我們的榮幸。能夠成為大師的同事，正是有緣啊！”哈哈，哈哈，彼此以歡笑呼應。這是歷史何等美妙的回聲。湖水漫流，輕舟劃過，波光粼粼的湖面，浮現出往日的情景。

西子湖畔的和風暖陽，催開了滿湖荷花，也孵化了少年何占豪心中的政治萌芽。他深知，一個窮小子可以進團學藝，不是何家祖上的恩賜，是文工團領導的真誠敞懷，深情擁抱；他們非但不嫌棄、還那么愿意培養那些窮苦人家的孩子，并且耐心期待他們成長。他敬仰，團領導和戰火中走來的文工團前輩，與他無親無故，卻給予他父母般的呵護與攙扶。正是“相信”與“敬仰”，融合成“信仰”的最基本要素。文工團是點燃何占豪心中信仰圣火的搖籃。從一個“小漁民”“小放牛”“流浪兒”，到一名文工團的“小演員”，從受歧視到被尊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何占豪”，這句話，他從16歲說到耄耋之年。鄉音未改，信仰不變。蘊含在樸素認知里的深邃真理，似鐵錨沉降在他的心底。

斗轉星移，風雨滄桑，心中的信仰圣火，終究包不住，不僅浸染他人生的政治底色，也是他一生創作爆發的洪亮“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