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名作欣賞”公眾號，題作“不斷地施加友善的壓力”，原載《名作欣賞》2023年9月刊。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北京大學陳平原說：“王瑤先生在世時，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會帶學生’，要我們注意南大這一迅速崛起的學術群體。”（《古典學者的現代意識》）程先生指導學生的方法很多，其一便是對學生不斷地施加友善的壓力。他曾說：“我有一個方法，叫作‘不斷地施加友善的壓力’。施加壓力，第一是‘不斷地’，不是一回壓上去，分量太重，學生受不了。第二是‘友善的’，使他感到你是為他好。這樣，他才愿意接受。”（《談談培養文科研究生的問題》）

我對此體會頗深。我是南京人，1962年考取南京大學中文系，因為文化大革命，在學校待了6年，1968年畢業分配到湖北大冶有色金屬公司赤馬山銅礦工作。我1979年考取南大中文系程千帆先生研究生時已35歲，1981年底研究生畢業時已38歲。起初我被分到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考慮到父母年邁多病，兄弟姐妹又多在外地，于是很想留在南京。當時正好有位圖書館學專業的研究生，家住武漢，卻被分配在南大圖書館。我們都希望調換一下，想不到此事居然辦成了。

我到南大圖書館古籍部上班后，主要任務是編南京大學館藏地方志目錄，再就是忙著將妻子兒女從湖北陽新縣赤馬山礦調到南京來，科研自然就放松了。程先生可能有所察覺，就在我到南大圖書館工作了幾個月之后，便提出來要我參與整理《汪辟疆文集》。我當然義不容辭，便應聲答應了。汪辟疆先生新中國成立前當過中央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為南大中文系教授，所著《唐人小說》《目錄學研究》《光宣詩壇點將錄》《近代詩派與地域》等都頗有影響。為了整理《汪辟疆文集》，南大中文系特地將其子汪越先生調到中文系資料室工作。可能由于受到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影響，再加上整理《汪辟疆文集》也困難重重，所以整理工作進展不大。汪辟疆與程千帆、沈祖棻夫婦有師生之誼，程先生調到南大后，便主動承擔起整理恩師文集的重任。他在《汪辟疆文集·后記》中寫道：“在汪老師不幸逝世以后，我就有整理其遺集的愿望。一九七八年，我來南京大學任教，和先生的長子超伯共事，才知道他已著手收集材料，準備編輯，但因工作太忙，進行得比較緩慢。由于我的要求，超伯便慨然以此相讬。斷斷續續工作了八個月，終于編成了這部文集。”所署時間為1984年2月25日。

我于1982年下半年參與其事，并在1983年2月1日寫的《一年工作小結》中提到過這件事：“在程先生的主持和指導下，對汪辟疆先生的遺著進行了編輯和整理。”有機會參與整理《汪辟疆文集》使我獲益匪淺。《汪辟疆文集》中的詩文，有些原先是稿本，如日記、序跋、書札、筆記、詩鈔，汪先生的書法非常好，可惜本人不善書法，有些字辨認起來非常吃力。還有些文章發表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雜志上，需要根據程先生提供的線索去查找。譬如汪先生的《峽程詩紀》（上）發表在《文史雜志》1卷2期上，但是《峽程詩紀》（下），不知什么原因，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只好付諸闕如了。抗戰時期出版的雜志紙質很差，一張紙正反兩面印的字會相互滲透與影響，不少字辨認起來很難。好在我的同事魏德裕先生編了幾十年的目錄，特別善于使用工具書，有什么問題請教他，總能得到滿意的答案。我在1982年12月19日的日記中，專門寫了篇《整理汪辟疆著作有感》，特錄之如下：“在整理《方湖日記》的過程中，有些人名、書名，字無法辨認，我準備把矛盾上交給程先生了，但魏先生千方百計地給我找了出來。每解決一個問題，魏先生都感到很快樂。從魏先生翻目錄的過程中，我體會到目錄學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要學問與實踐相結合。”參與整理《汪辟疆文集》使我深深體會到前輩學者的尊師敬業精神，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文獻檢索能力與文獻整理水平。

參與整理《汪辟疆文集》的工作尚未做完，程先生為了讓我早做準備，又打算讓我為研究生上校讎學。我在1983年3月23的日記中寫道：“晚拜訪程先生，程先生對我的工作做了安排：這學期整理汪先生著作，下學期聽校讎學，并準備寫出校讎學講稿。”《汪辟疆文集》的整理工作大約是1984年1月完成的，我在1984年1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抄寫、標點《小奢摩館脞錄》，費時兩個星期，得49200字。又整理、抄寫、標點并油印出汪辟疆先生《光宣以來詩壇旁記》約96900字。”記得我將整理好的《汪辟疆文集》的最后一批稿件送給程先生時，程先生很高興，說我“勢如破竹”。于是，我也就正式進入了準備上校讎學的階段。

為了給我上校讎學創造條件，程先生首先給我提供了大量相關資料。我在1984年1月16日的日記中寫到：程先生“叫我過幾天去檢有關校讎學的書，甚為高興”。我在1984年3月1日的日記中專門編了個《程先生所贈書目》，有30種。此后，程先生還不斷地將他所獲得的校讎學著作贈送給我。這些書中有傳統的目錄學著作，如孫德謙的《劉向校讎學纂微》、姚振宗的《師石山房叢書》、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汪辟疆的《目錄學研究》、張秀民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張舜徽的《文獻學論著輯要》等；也有中國臺灣學者的校讎學著作，如王叔岷的《校讎學》、胡楚生的《中國目錄學研究》等。特別珍貴的是程先生還將其《校讎廣義目錄篇初稿》以及他長期積累的有關校讎學的學術論文也送給了我。如普暄的《誤書百例》、李笠的《廣段玉裁論校書之難》、徐復的《校勘學中之二重及多重誤例》等，其中《誤書百例》為程先生毛筆手鈔本，充分體現了程先生青年時期準備寫《校讎廣義》時的劬勞與一絲不茍的精神。這些校讎學資料當時很難買到，到圖書館借閱也不容易，從而為我從事校讎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創造了條件。

改革開放之初，教育事業獲得了蓬勃發展，南京大學圖書館辦了個圖書館學專修科。我遂于1984年5月調入該專修科任教，所教課程恰恰有目錄學，我在《1984年至1985年度第一學期工作小結》中寫道：“給圖書館專業1982級和夜大班上目錄學課，歷史系學生4人選修，進修教師2人、圖書館工作人員5人旁聽，總計人數99人。”可見，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學習的熱情是多么高。當時，目錄學課程的通用教材是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合編的《目錄學概論》（中華書局1982年版），我沒有照本宣科，而是參考程先生的《校讎廣義目錄篇初稿》《校讎學略說》目錄部分，以及教材《目錄學概論》，自編了一本22萬字的目錄學講稿。

再就是當時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創辦了一個古文獻專業。該專業開辦之初版本學沒有人上，于是邀請程先生去上，想不到程先生竟然推薦我去上。于是我便于1985年為南師大古文獻專業開過一次“版本學”，選修的為南師大古文獻專業1984級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居然還有4名教師旁聽。記得有次課間，張芷先生悄悄對我說：“題識應當讀題zhì而非題shí。”我上課時即予以糾正，此后便全力以赴地備課、上課，總算是完成了“版本學”的教學任務，并寫出了一本版本學講稿，當然，程先生《校讎學略說》中的版本部分，自然成了我的重要參考資料。到南師大上版本學還讓我體會到學習一門知識的最好方法就是上這門課。因為你未學好這門知識，就很難在講臺上站住腳。

我首次專門為研究生開校讎學課程是在1985年的春季，這門課是為南大古典文獻研究所5名研究生與中國古典文學專業7名研究生開的。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專業1名研究生、南京農學院農學史專業1名研究生選修。我上課顯然受到了程先生的影響。我聽過程先生上校讎學、歷代詩選、杜詩研究等課程。程先生上課水平是第一流的，就連校讎學這門看起來比較枯燥的課程，他也有辦法上得很生動。記得他在講書面材料因文字形近而誤時，講過一個笑話：有人聘請家庭教師，在談好報酬后，又提了個附加條件：念錯一個字扣半吊錢。課程結束后，教書先生將報酬交給妻子，妻子數了數問道：“怎么少了兩吊錢？”教書先生說：“一吊給了李麻子，一吊給了王四嫂。”妻子心想將錢給了李麻子也就罷了，為什么還要給王四嫂？非問個明白不可。原來這位先生在教《論語》時將季康子念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時，又將“王曰叟”念成了“王四嫂”。聽了這則笑話，我們便對文字因形近而誤的現象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個學生曾問程先生：為什么每堂課總會有一兩個精彩例子，程先生回答道：“那秘密非常簡單——我備了課。今天晚上設計好，要引哪些作品，先記下來，到課堂上就會應付裕如了。每堂課都要準備一兩個精彩例子，聽的人才會印象深刻。”程先生的上課藝術水平難以達到，但是他所強調的上課之前要認真備課還是能做到的。而只要做到了認真備課，上課水平就不會差。

教學與科研密不可分。就在我努力完成各項教學任務時，程先生又提出來要我與他合寫《校讎廣義》。程先生寫過一篇《校讎廣義敘錄》，所署時間為“辛巳六月”，可見早在1941年，也就是他在29歲時，就產生了一個夢想，要寫一部包括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編在內的《校讎廣義》，但是，他的這個夢想一直沒有實現。1985年12月1日，他又在《校讎廣義敘錄》之后寫了篇《附記》，談到了為實現他的夢想與我合作的事：“徐有富同志畢業以后，留校任教。和當年我隨劉（國鈞）、汪（辟疆）兩位先生學習這門科學時深感興趣一樣，他也對校讎學有強烈的愛好，并且有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的決心。因此，我就不僅將這門課程交給了他，并且將寫成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給他了。”

我們首先完成的是《目錄編》，因為程先生留下一冊油印線裝本《校讎廣義目錄篇初稿》。卷首有篇《校讎廣義敘目》，末署“中華民國三十年，歲次辛巳，寧鄉程會昌序于武漢大學”。該講義分為名義第一、著錄第二、類例第三、編次第四。程先生還在該書的天頭地腳用朱筆與墨筆加了許多批語，字小如蟻，如今不用放大鏡已看不清楚了。后來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與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祁、吳慶峰、徐超根據程先生上校讎學記錄整理而成的《校讎學略說》第四章目錄部分共分五節：一、名稱和淵源，二、目錄學的功用，三、目錄書的體制，四、目錄類例的沿革，五、目錄的源流和種類。我所寫的目錄學講稿，理論部分基本上依據程先生的講義，分為目錄與目錄學、目錄的結構與功用、目錄的著錄事項、目錄的分類沿革、目錄的種類、目錄的編制等部分。此外，我還依據通用教材《目錄學概論》，加上了中國目錄學史部分。我對所寫目錄學講稿補充修改后，將書稿于1985年交給程先生。程先生批改后退給我修改并謄清。程先生最重要的修改意見是將中國目錄學史部分全部刪去，他在《校讎廣義敘錄·附記》中指出：“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科學的實際應用的論述方面，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因為，照我們的理解，校讎學與校讎學史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目錄編》雖然于1985年就已定稿，但是直到1988年8月方由齊魯書社出版。該書出版后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

《目錄編》定稿后，我們隨即轉入《版本編》的寫作階段，《校讎學略說》中有版本一章，我也上過版本學課程，但真要將版本學的方方面面加以深入而清晰的論述，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程先生在1991年11月11日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版本編》新得樣書，謹呈一冊，弟于此學，目驗之功太淺，但能綴舊聞，聊為初學提供常識而已。”（《閑堂書簡》增定本，第594頁）我雖然在南大古籍部工作過，但未刻意鉆研過版本學。好在南京大學圖書館是由過去的中央大學圖書館與金陵大學圖書館合并而成的。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施廷鏞、李小緣分別長期主持其事，所以文獻學著作為南大圖書館特藏之一，為我們找材料提供了條件。我們從1985年底到1988年10月，大約花了三年時間才將《版本編》寫完，并于1990年10月收到該書校樣，我在當年12月份寫給責任編輯的信中說：“《版本編》校樣，程先生校了一遍，我校了三遍，還請其他同志校了一遍。最后，程先生又將改動的地方復查了一遍。現寄上，可能還有一些錯誤沒有發現。”信中還提了一條具體的校改意見：“第148、221、240、242、279、448頁都超過或不足14行，版面顯得一部分緊一部分松。如果實在做不到1頁14行的話，也請排字的同志，將一頁中各行之間的距離排勻稱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程先生的校對工作是在他因心臟病發作住院治療期間完成的，我們還請了三位研究生專門對引文做了校對復核工作。該書1991年7月由齊魯書社出版，質量不錯，因而獲得了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以及國務院頒發的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由于程先生《校讎學略說》中校勘部分篇章結構好，內容豐富，再加上參考資料又比較多，寫起來很順利，1993年1月份就完稿了，1994年便印出了校樣。由于《校讎廣義》被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列入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齊魯書社希望一次性將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編全部出齊，于是《校勘編》暫緩出版，這樣，《典藏編》的撰寫任務必須趕緊完成。程先生在《校讎廣義敘錄·附記》中談到他1978年重新出來工作，“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書稿，結果是校勘、目錄兩部分還保全了若干章節，至于版本、典藏兩部分，則片紙無存”。《校讎學略說》中的藏弆部分，也僅寥寥4頁。好在我當時還在南大圖書館學系教書，對圖書館學理論也有所接觸。圖書館與藏書樓雖有本質區別，但是圖書館學理論對研究我國傳統的圖書典藏理論卻頗有借鑒意義，而在南大圖書館，圖書典藏學方面的資料也是不難找到的。于是，我從1993年7月14日開始正式收集《典藏編》資料，至1996年2月將《典藏編》初稿寫完交給程先生修改，先后花了2年8個月時間。程先生1996年3月9日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談到了他修改《典藏編》書稿的情況：“近又作一必需要作的事，即要將《校讎廣義·典藏編》定稿。徐有富草稿三十余萬字，仍須螞蟻啃骨頭，全部過目，加以刪定，才能放心。”（《閑堂書簡》增訂本，第608頁）程先生當時已84歲，心臟病經常發作，迫切希望早日見到《校讎廣義》，而且他還患有白內障，修改書稿十分艱難，但是他為了保證質量，修改書稿的工作一點都不肯馬虎，足足花了4個多月時間。我根據程先生的修改意見，又做了加工，且核對了引文，并重抄了一遍，于1996年8月底交給程先生看第二遍。我在1996年10月4日將《典藏編》書稿寄給齊魯書社時，還給他們的副總編輯周晶先生寫信說：“程先生從9月初開始，又將書稿逐字逐句看了一遍，每天看30頁。我又根據程先生的意見做了查證修改工作，所以一直拖到了現在。”

《校讎廣義》四編終于由齊魯書社于1988年8月出版，頗獲好評，如陶敏先生所撰書評，題為《校讎學重建的奠基之作——評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中華讀書報》1999年7月21日）。徐雁先生在書評中說：“程千帆先生全面總結了前人治書的理論與實踐，為我國傳統的治書之學，建立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學科體系。這部《校讎廣義》包含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編，堪稱這一學科體系的基礎工程。”（《藏書亦自有其道——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典藏編〉評介》，《江蘇圖書館學報》1999年第4期）《校讎廣義》還于1999年10月獲得了第四屆國家圖書獎。

我于1995年4月調到了南大中文系，1996年4月被評為教授，1998年5月被評為博導，遂申請在南大古典文獻研究所建立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并于1999年獲得批準。此后直到我于2008年退休，共指導了19名博士生，1名博士后，還有不少杰出的碩士生。其中有3名博士生留在南大古典文獻研究所工作，如今也都成了博士生導師。我在文獻學方面取得的這點成績都是程千帆先生對我“不斷地施加友善的壓力”的結果。謹以此文紀念程先生誕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