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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 FIRST 青年影展的超短片單元，如一場輕盈的影像盛宴，在西寧的夏日里落下帷幕。

今年，603部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匯聚于此，76%的創作者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握著手機，他們握著手機、運動相機，甚至監控設備，像握著一把把輕巧的鑰匙，在5分鐘的方寸之間，撬開了生活的肌理，露出那些被忽略的、滾燙的、帶著毛刺的真實。最終，20部競賽作品與20部展映作品亮相，這些散落在時光里的碎片，拼湊出Z世代影像創作的鮮活模樣。

超短片的魔力，或許正在于它的“不設限”。當長片還在為劇本打磨、演員檔期、后期周期焦頭爛額時，這些年輕創作者早已用手機完成了一場場“閃電戰”：在拆遷房的廢墟里捕捉記憶的殘影，用監控鏡頭拼接爺爺奶奶的日常絮語，讓AI的“不完美”成為情感的裂痕，甚至讓發條青蛙沾著顏料在畫面上跳出隨機的詩。正如評審鮑德熹在見面會上所說：“5 分鐘能夠做到什么，真是了不起。”在電影市場略顯低迷的當下，這些“輕量化”的創作反而因貼近時代的銳度與趣味，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新鮮血液。

為什么我們需要超短片？評審陸曄的話或許給出了答案：“它不僅是創作的權利，更是觀看的權利。”當手機成為身體的延伸，當每個人都能隨時按下“REC”鍵，影像創作終于跳出了“專業”的圍墻。那些用手機拍攝的畫面，帶著呼吸感的抖動；那些監控鏡頭里的碎片，未經修飾的真實；那些 AI 生成的模糊輪廓，藏著技術與人性的對話——這些“不完美”恰恰構成了超短片的獨特美學。它讓創作者不必等待資金、不必遷就檔期，只需對生活保有敏銳的感知，就能完成一次與世界的對話。正如鮑德熹所警示的：“電影的模式將在 5 年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超短片，正是這場變革的先聲——它探索著新技術的可能性，追問著影像的本質，更守護著創作最本真的沖動。

本屆超短片單元的榮譽時刻，為這些勇敢的探索者送上了掌聲。300 擊頒獎授予《我有你沒有》《佬石的維權》《吉時已到》三部作品，它們以鋒利的社會觀察與大膽的形式實驗，成為 “持續創作計劃”的代表；vivo手機創作獎由《最貴的面條》摘得，導演涂海倫用手機鏡頭講述了一個溫暖的童話，證明輕量化設備也能承載厚重的情感；影像探索獎歸屬《機械漣漪》，邱潤楓讓發條青蛙在顏料里奔跑，用隨機的軌跡解構了“機械重復”的命題，讓實驗性與詩意達成了奇妙的平衡；評審團大獎頒給《籬笆房，蘋果園》，周白羽以 AI 技術拼接末班地鐵的記憶，將城市通勤轉化為一場詩意的逃逸，技術在這里不再是工具，而是敘事的骨骼；年度超短片則被《我取消我自己》收入囊中，韓夏以“中女”視角直面社會結構中被忽略的沉默與憤怒，用 5 分鐘完成了一次有力的宣言。

這些獲獎作品，恰是超短片多元面貌的縮影。它們證明，5 分鐘從來不是束縛，而是一種“倒逼”——倒逼創作者剝離冗余，直抵核心；倒逼他們在有限的時空里，埋下最動人的鉤子。正如評審張大鵬在見面會上所說：“現在的商業短片節奏越來越快，年輕人需要更直接的刺激”，而超短片早已抓住了這種時代的脈搏，用高密度的創意回應著我們對影像的期待。

見面會上，評委們的討論，更讓我們看到超短片背后的深層價值。鮑德熹反復強調 “年輕人要更大膽”，他坦言自己看到 AI 技術的飛速發展時，既警惕又興奮：“當你還在想怎么搖鏡頭時，AI已經能做出更出類拔萃的畫面了”，但他更相信，技術終究是創作者的工具，“內容為王”永遠不會改變。陸曄則堅守著超短片的“多元性”，她透露評審過程中 5 位評委選出了11部“最佳作品”，“未獲獎的作品依然有可圈可點之處”，在她看來，超短片的意義不在于“評出最好”，而在于“讓更多聲音被聽見”。董子健從導演與演員的雙重身份出發，看到了超短片里藏著的長片潛力：“大家相互啟發，相互激勵，保持膽子大，就有可能走得更遠。”

從洞穴壁畫到數字云端，人類從未停止用“記錄”確認自身的存在。這些5分鐘的短片，或許終將被更多新的作品淹沒，但它們播下的種子——對技術的好奇、對真實的執著、對表達的渴望，終將在影像的土壤里，長出更繁茂的森林。正如鮑德熹在見面會結尾所說：“獎項只是一個很小的開始，你的下一個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

SPECIAL REPORT

OK!獨家對話

土豆

喜劇演員

FIRST超短片預選評審/頒獎主持人

作為今年FIRST超短片預選評審與頒獎主持人，喜劇演員土豆幽默表示，“體會到了‘權力’的感覺，之前都是一直被別人審核作品，這次終于有機會審核別人了！”雖是玩笑，但真正到了評審的時候，他還是非常認真細致地去評選這566部作品。他坦言，今年的實驗性短片確實不少，劇情敘事相對少一些，但總體上還是把握了一定數量的平衡。“不過既然選擇了我是評審之一，我就會按我自己的思考來選擇。比如有些作品我很困惑，明明已經是很精細的高質量大制作，為什么要投遞超短片這個賽道呢？還有一些表達的議題陷入了‘互聯網觀點的循環’，很多已經在小紅書、短劇中看過了。”對于超短片5分鐘的時長，土豆覺得“還是有點長了，有的觀點在短視頻里40秒就能講完”，在多樣的內容形式沖擊下，超短片將更考驗創作者的凝練能力。

于此同時，他也被許多“富有生命力和藝術性的片子”打動，比如那部讓他印象深刻的入圍作品《別抽煙！》，一群大學生用生澀的英文念叨著“不要吸煙”，看似笨拙，卻也因那份“純玩”的個性與率真，在眾多作品中留下了鮮活的印記。有些時候，“奇怪”和“不一樣”，或許才是生活里有趣的組成。

“做個少數派挺重要的”，土豆說。

OK!:在FIRST超短片當預選評審，看過這么都作品后，有沒有跟您平時自己的想法產生一些新的碰撞，或者帶來一些影響？

土豆：這566個短片里，好像有一個純“無意義”的作品，也可以說是“解構意義”，叫《尖叫雞時刻》。它就是用尖叫雞演奏音樂，整體好像就一兩分鐘，也不長，就是表達了這一件事，很荒誕。但我覺得，當大家都選擇宏大敘事的時候，這位創作者在做無聊的事情，這很有趣。就像是當大家都在搞抽象的時候，卻有一個人站出來表達觀點，我覺得做少數派挺重要，這是影響我的。我估計也是這個原因，所以后面的評委選擇把它放到展映環節，因為它代表了某種色彩和某種力量，和其他的作品是不一樣的，所以“不一樣”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藝術表達。

OK!: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挖掘和尋找創作素材的？

土豆：我主要還是以喜劇，尤其是小品為主。我會看社會新聞，平時也會溜達，我會非常漫無目的地在人口相對密集的胡同和商場進行觀察，看看平常大家都是怎么生活的，也許能在平凡中找到一些東西。比如有一次我在胡同溜達，發現大爺大媽的話太密了，我這輩子都沒見有人話這么密過，我覺得真這么寫成劇本，觀眾都不會信，“怎么可能有人一個小時不停在說話”，但這就是發生了，我覺得就是觀察生活最重要。

OK!:最近有喜歡的書或者影視劇嗎？

土豆：我現在除了傳統媒介，多了一個新手段，就看聽播客。我感覺最近博客的語言密度和知識密度正在增加。我這一年最愛聽魯豫老師的節目，除了主持水平很高之外，它跟其他播客不太一樣的是，你還能聽到更多嘉賓的聲音。現在的播客凝練了很多人的想法，在這個采訪和討論的過程中，很多人說了一些真實的事情，我覺得這個算是我的新“閱讀”。

OK!:如果有機會再來FIRST,會想體驗點什么？

土豆：我想當參賽選手拍短片。

OK!獨家對話

邱潤楓

青年導演

《機械漣漪》

讓發條青蛙，跳一支隨機的舞

獲得最佳影像探索獎的青年導演邱潤楓，2022年的紀錄短片《集會》曾入圍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但這幾年，他的作品逐漸轉向更多領域，做過裝置、媒體藝術，最近一直在做手繪動畫作品。這次創作的《機械漣漪》更像一場關于“偶然”的實驗。他帶著 “游戲的心態”，用閑置的手機拍攝，反倒讓這部作品成了長項目間隙的“呼吸”。

發條青蛙沾著顏料在畫面上奔跑，留下彎彎曲曲的軌跡。他說，發條與機械看似代表絕對重復，但“表面的重復中其實充滿了潛在的隨機性，顏料的軌跡與變化是這種隨機性最直觀的體現”。影片中每一幅“畫”都是一次拍攝完成，他不刻意控制結果，只是靜靜觀察：“這也是實驗動畫區別于傳統動畫的魅力所在。”這種將實拍與逐幀動畫結合的嘗試，為他后續的創作提供了新的基底。

OK!：超短?的時長限制對創作來說是?種束縛還是?種激發創意的動?？

邱潤楓：太多的視頻和?告都試圖在五秒鐘抓住?的注意?，相?之下五分鐘已經顯得有些奢侈。可能時長本?并不那么重要，?是放映結束后，它是否真的在觀眾記憶中留下印象和回味。

OK!：你覺得過往的創作和表達，受到過哪些?、事物、作品的影響？

邱潤楓：暫且不論更早更遠的影響，這?年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電影，動畫，當代藝術的邊界正在模糊，同時海量的AI?成圖像/影像也倒逼我們思考創作和勞動的意義。相??鍵?成式的圖像?產機制，我開始更加留意?件作品的制作過程，不論是靜態圖?還是動態影像。我也對混合媒介制作的影?產?了更多興趣，學習如何更有機地處理不同的材料，或是不同的放映空間如何雙向影響作品與觀看者。

OK!獨家對話

馬海蛟

青年導演

《來自太陽的光》

西北的墻，曬著時光與詩

超短片入圍作品《來自太陽的光》是青年導演馬海蛟對于“地域與時光”的深情回望。這次創作始于寧夏駐留時的一個瞬間：冬日正午，一只鳥的影子掠過土坯墻，墻面突然成了“自然的幕布”，陽光是導演，飛鳥是演員。這個發現讓他決定用影像“拼接地域的記憶切片”。影片中，從象征農業時代的土坯墻到重工業時期的紅磚廠房，再到現代臨時建筑的彩鋼集裝箱，墻體材質的變遷成了西北半世紀發展的縮影。他將牧羊人的身影以木炭質感投射在墻上，又印上海子的詩歌短句——“陽光、麥子、牧羊人”，這些意象與西北的蒼茫氣質奇妙共鳴。“海子的詩像一把鑰匙，能打開觀眾對土地的集體記憶。”他用多媒介融合的手法，讓紀實影像、繪畫與詩歌在 5 分鐘里共生。

OK!：陽光、墻壁、標語、倒影、詩歌，這些元素在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與之相關的記憶和故事？

馬海蛟：我覺得這是一條線索，就是我們的時代記憶，我們在生活中的這種感知，在中國北方的大地上，這些都是隨處可見的。我小時候90年代，家住在河北一個家屬院社區，那有一條胡同都是用紅磚建起來的，我現在回想它應該是基于一種工廠記憶，紅磚這個東西給我一種很北方的感覺，后來我十七八歲去南方杭州的時候，感覺那邊更多是一種白色的瓷片感覺，到了廣東，印象中又是那種馬賽克式的瓷片感。所以我覺得墻面它好像代表著一種記憶，一種質感，一種地域，它總會給我這種感覺。而標語也很有時代記憶，比如那些國營工廠、煉鋼廠之類的，總會有“力爭上游”“團結活潑”這樣的標語在墻面上，然后它往往依賴用的是一種發扁的宋體字，我覺得這種也代表著一種時代的審美。另外一條線索，談到我個人的經歷，我一直對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我小時候最開始接觸藝術是從書法入手的，我對字體有一種特殊的情感鏈接。除了這個作品，在我其他視覺藝術的作品里面，文字本身也是經常出現的。

OK!：您之前的創作也有紀實影像、繪畫、詩歌文本等多種媒介的融合，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種方式去表達？

馬海蛟：我覺得是近一兩年的一種反思的狀態，從以前學書法，后來又接受了一段比較長期的繪畫訓練，再進入到美院去學習當代藝術，這其中的很多體系都是記錄式的、材料探索式的創作，到我畢業10年左右的漫長創作中，我覺得影像視覺藝術的探索，是一個已經相對窮盡的狀態，我也在找我個人的影像語言，慢慢形成了現在的狀態，像是慢慢地把一些跟個人生命經驗有關的東西，一層一層疊加起來，然后這樣疊層的關系構成了現在的一件件作品。

OK!：這次拍攝或者創作過程中，有沒有讓您覺得很意外的部分？

馬海蛟：我記憶中比較深刻的一點是。原本我想借用工具去模擬飛鳥飛出的狀態，因為一幀一幀畫實在是太累了，但效果怎么都不太滿意，最后還是選擇了手工的方式去做。把真實的影像投影到墻壁，在很大面積的紙上，用木炭條去畫。我在勾勒的過程中發現，這種真實跟想象中的真實或者模擬的真實，有非常細節的差別。這種細節的識別讓我有一種感嘆，好像就是這些微妙的差別，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真實了。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那么依賴于真實。我有時候在想，好像離開了真實，離開了一個具體的物象，我就沒有辦法工作。比如說有的導演可能會非常自信地去造一個東西出來，按照他們的想象，把一個東西從無到有，但是我好像必須得有一個參照物。這也是我自身的一個習慣，我其實沒有答案，可能也是在創作過程中的一種胡思亂想。

OK!獨家對話

陳友學

青年導演

《阿珍》陳友學

監控鏡頭下，藏著爺爺奶奶的“樸素羅曼史”

超短片入圍作品《阿珍》的誕生，源于青年導演陳友學老家門前的監控素材。整整一年的監控錄像里，他發現了被忽略的細節：爺爺罵完奶奶“別老坐著”，轉頭會遞過一杯熱水；奶奶抱怨 “你又亂發脾氣”，卻總把熱菜先夾給爺爺。“監控是冰冷的，但畫面里的細節滾燙。” 他沒有刻意剪輯，只是截取最真實的生活切片，讓這些碎片自己“拼湊出樸素羅曼史”。

陳友學的影像創作總帶著“生活的溫度”。在成為編劇和導演前，他曾在廣告行業打磨十余年，為品牌拍攝過無數精準卡點的商業短片。他坦言，廣告創作的經驗讓他更懂“如何用碎片講故事”，但這次他刻意放棄技巧：“老年人對監控不敏感，那些吵架、拌嘴的瞬間特別真實，比任何劇本都有力量。”影片沒有煽情配樂，只有日常的煙火氣，卻讓觀眾在平淡里讀懂：有些愛，從不說出口，卻藏在每一個瑣碎的瞬間里。

OK!:為什么會選在5分鐘之內來呈現，而不是選擇其他的形式？

陳友學：主觀原因是相對于15分鐘的劇情短片來說，超短片牽扯的精力更少。第二它可以玩很多東西，做完整敘事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它打情感是容易的，只要一個點上打到就可以了，這個點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超短片更容易用一些形式感的東西投射進去，比如桌面電影、行車記錄儀的視角，形式本身也是能共鳴觀眾的一個點，更適合輕量級的超短片去玩。

OK!:選擇監控視角，還有什么其他的考慮嗎？

陳友學：我之前拍過紀錄片，它雖然也不用像劇情片一樣去設計和調度，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真誠，但只要有鏡頭出現，被拍攝者還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只不過可能就是淺一點，所以紀錄片其實也并沒有那么客觀。但是監控視角之下，老年人對它不敏感，也不會抬頭看，所以這里面就有很多瞬間打動我，比如爺爺跟奶奶吵架的瞬間，我都會觸動很深，因為它確實挺真實的。雖然我自己并不認為真實有多重要，但因為他們是我的家人，所以那些真實片段對我來說很重要。

OK!獨家對話

何英杰

青年導演

《現/像》

用膠片，拍一場陽光下的“時空錯位”

超短片入圍短片《現/像》是青年導演何英杰用超8毫米膠片記錄的一場操場相遇。影片里，正午的操場空無一人，兩個身影通過電話尋找彼此，聲音交錯卻總不在同一個時空。他后來給畫面加了新的對白：站在中央的女孩是“幽靈”，她不知道自己已經消失，還在執著地問“你怎么沒來”。陽光越烈，畫面越有種詭異的寧靜。這正是何英杰的靈感來源，“正午的陽光與午夜時分一樣讓人不安，感覺這樣的時刻會模糊現實的邊界”。

他出生于桂林，現居日本攻讀武藏野美術大學電影碩士，跨文化的經歷讓他對“個體意識與現實的縫隙”格外敏感，影像也總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游走。成為導演前，他曾在攝影與媒體藝術中摸索，早期作品《分離的預感》入選奈良國際電影節，但那時更多還是依靠傳統的敘事、對話與自身經驗的表達，而這次《現/像》的創作則使用了膠片拍攝，第一卷膠片因設備故障報廢，重拍時教授的意外參演，倒讓這場“時空游戲”多了份命運的味道。膠片的顆粒感、陽光的強烈、聲音的延遲，都成了“時空錯位”的注腳，在5分鐘內，讓觀眾掉進那種“似曾相識的恍惚”里。

OK!: 這次創作有什么特別的感觸?

何英杰：雖然這次拍的是三四分鐘的短片，但它給我創作上理念的影響特別大，比如通過影像重新去配音、構建另一個世界的過程，我也通過自己的經歷，把它寫成另一個30分鐘的傳統劇情片劇本，所以這部短片像是第一次的靈感，后面還會有創作的延續。

OK!: 這次膠片拍攝，帶有某種“一次性試驗”的性質，如果用其他電子設備去拍，可能會出現無數種結果，您會選擇哪一個結果留下來？

何英杰：我現在想，即便當初是用數碼拍，我應該也不會讓他們一遍遍地演，除非是技術上的失誤，我應該還是會堅持我最開始的想法，自然地作為記錄的態度去拍，而不參與編排。

OK!獨家對話

蔡寶豐

青年導演

《愛人絮語》

AI的“不完美”，成了敘事的一部分

超短片入圍作品《愛人絮語》是與AI“對話”的產物。青年導演蔡寶豐無論在影像創作方面還是生活里，始終帶著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和探索”。一次偶然的實拍工作中，他突然有了新的靈感，于是嘗試把近期比較熱門的AI工具Luma AI NeRF與實拍、敘事的方式結合，竟意外構建出了破碎的人物影像。AI對人物掃描之后，那些隨機生成的霧狀光斑、線條化的破碎畫面反而成了“不完美的敘事”，在“視”、“聽”方面真正做到了“與AI合作”。影片中，一男一女的對話從閑聊慢慢變得尖銳，直到男生被問“我們是什么關系”時突然消失，只剩下手機沒電的黑屏。這一時刻，AI的“錯誤”像極了人類的逃避，那些破碎的畫面，反而成為對“愛”本質的叩問，溫柔又鋒利。

OK!:為什么會選擇超短片的形式來創作？

蔡寶豐：我創作這部片子的初衷是想試驗一個工具，雖然我不是一直在鉆研AI，但我覺得超短片很適合去做這種嘗試，它的體量小，試錯成本也比較低，不會讓創作者有什么心理負擔，可以很輕松地去探索，正好跟我完成片子的也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很享受這樣的狀態，在超短片的體量下感受到新的創作樂趣。

OK!:您之前一直在拍紀錄片，有沒有哪些經驗可以幫助到現在的創作實驗中？

蔡寶豐：我之前會覺得劇情片大家非常關注取景器內部的部分，外部的所有環節都是服務于它的。但我在拍紀錄片時會更注重取景器外面的部分，因為只有整個環境，整個氛圍是對的，我才決定把取景器裝到哪。我覺得這是兩個創作概念，而外部并不是我們導演能夠完全掌握的，這有幫助到我去理解跟運用這次的AI工具。

OK!:跟AI的互動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感受嗎？

蔡寶豐：這次我在使用AI的過程中，更多運用的是它不完美的部分。那些破碎的點，反而融入了某種感性上“情緒崩塌”的感覺，這本來是AI中“錯誤”的，或者是沒有計算到位的部分，但它就像是我和另一個攝像的合作，我在傳達的時候，對方大部分能拍到我想拍的東西，但對方也會有自己的觀察，這些細枝末節我沒有發現的東西，在最終剪輯成片時反而成了創作過程中最精細的部分，這個過程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OK!獨家對話

王歌詞、王一冉

青年導演

《吃飯了媽》

用數據，拼起媽媽的記憶

超短片入圍作品《吃飯了媽》的靈感來自一位阿爾茨海默癥患者的故事：母親總記著要做飯，卻忘了家人已難聚首。這也是青年導演王歌詞與王一冉這對“兄妹組合”在日常生活里最想表達和留住的珍貴瞬間。王歌詞從小喜歡寫小說，觀察生活，長大后熱愛影像創作，他發現“我創作最大的原動力是因為我對這個世界感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我就希望能夠拿起影像的武器去捍衛和發聲”。王一冉學的是動畫專業，生活中的經歷和情感記憶一直都是她的靈感創作來源，“我自己有一個親情三部曲，想做關于媽媽、爸爸和哥哥的故事”。相似的影像學習經歷和來自家人間的默契，讓他們選擇一起創作一份關于“時間與記憶的禮物”送給媽媽。

創作中，AI修復的畫面突然清晰又模糊，像“記憶偶爾的閃回”；母親做飯的特寫與空蕩的餐桌交替，藏著“愛與失落的共生”。后期“刻意破壞”的影像數據——畫面的波紋、偶爾的卡頓，更像是患病者的記憶狀態，AI在此刻實現了技術與情感的平衡。拍攝時偶遇的拆遷取景場地，更像是這部影片同期的消逝“注解”，一邊在搶時間拍攝，另一邊在快速地瓦解消散，看似波折，卻意外呼應了拍攝主題，一切仿佛都是最好的安排。

OK!:為什么會選擇超短片這個形式，在5分鐘內，會不會縮短了本身的表達？

王一冉：超短片恰恰是我們認為最合適的容器，阿爾茲海默癥侵蝕記憶的過程，往往也是碎片化瞬間的一些閃回或者丟失。超短片這個形式本身就呼應了這種記憶碎片的特質，它不是長片敘事的縮略，而是試圖在極短的時間內，像詩歌一樣捕捉最核心的情感意象，還有這種頓悟的時刻。

OK!:用手機拍攝有沒有帶來一些新的經驗和感受？

王歌詞：這次我們有5部手機拍攝，相當于多機位。原本我一直很疑惑，手機能拍片嗎？但在實際創作過程中我發現，手機真的好厲害，它的感光在夜晚的處理、灰邊拍攝都不輸專業拍攝設備，我感覺手機的技術發展真的很快。

從發條青蛙的隨機軌跡到監控鏡頭的日常切片，從膠片的意外到AI的破碎，本屆FIRST超短片單元像是一場實驗革命，它們證明：5分鐘的邊界里，藏著影像最自由的可能。正如這些年輕創作者所做的，他們用輕量化的設備、無拘的創意，在有限的時間里，為影像注入了無限的生命力。請繼續按下REC鍵吧！捕捉那些精彩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