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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星計劃-這次認真寫一部自己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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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月的女性小說獎到暢銷書排行榜，作家們正在不斷突破小說在性描寫上的界限——而讀者們對此欲罷不能。

當評委們上月將女性小說獎授予范·德·沃登（Yael van der Wouden）杰出的首作《保險箱》（

The Safekeep

）時，他們表彰的并非僅僅是一部碰巧有幾個香艷場景的書。他們是在回應一部作品，這部作品觸及了當前文學界對性的興奮程度，并將這種興奮與宏大的歷史視野和獨特的情感融為一體。

與它一同進入決選名單的還有米蘭達·朱莉（Miranda July）關于中年欲望的奔放漫游《四腳朝天》（

All Fours

）以及努賽巴·尤尼斯（Nussaibah Younis）的《本質而言》（

Fundamentally

），這是一部關于一位年輕學者為聯合國去激進化項目工作的犀利而迅捷的敘述，將中東宗教政治世界與對女性性欲的特寫式品味并置。

盡管近年來，至少年輕一代曾表示他們希望在銀幕上看到更多柏拉圖式的友誼和更少的性愛，但閱讀的胃口似乎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浪漫小說和“浪漫奇幻”（romantasy）——由TikTok以及麗貝卡·雅羅斯（Rebecca Yarros）和莎拉·J·瑪斯（Sarah J Maas）等作者的成功推動的浪漫與奇幻混合體——呈現爆炸式增長。我們對性都有著強烈而復雜的感受，文化景觀反映了從癖好到心理障礙的整個光譜。這意味著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像沃登、朱莉和薩莉·魯尼這樣的作家，他們拓展了文學小說在性描寫上的尺度，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想象欲望如何在當今生活中運作的新方式。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身份政治與色情文化并存的雙重時代。我們似乎從性中獲得身份認同——酷兒或異性戀，泛性戀或“非自愿獨身者”（incel）——但它也是身份融化的熾熱競技場。在#MeToo運動之后，在色情內容無處不在、吉蓮·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以人類學般的熱情收集了成千上萬個性幻想之時，我們似乎仍然需要文學來告訴我們關于性的新東西。我在閱讀魯尼、沃登、珍·貝金（Jen Beagin）、K·帕特里克（K Patrick）和艾默·麥克布萊德（Eimear McBride）等作家近期的作品時發現，這兩種沖動以不可預測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戀人們白天盡職盡責地關注著身份問題，卻發現到了床上他們可以超越自我，超越他們的身份。

放棄個體性并接受自我的消解，迷失誰在掌控的方向——這些可能性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就困擾著情色文學作家，那時性描寫首次在文學小說中成為可能。當時有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

），將人類的救贖押注于性的變革。在勞倫斯之后，出現了亨利·米勒（Henry Miller）、阿娜伊斯·寧（Ana?s Nin）和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他們的作品都關乎沉淪與打破禁忌。

此后是引起巨大爭議的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他們對女性身體坦率的迷戀招致了女權主義的強烈抨擊。它以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0年機智論戰的《性政治》（

Sexual Politics

）和一波由女性創作的、新的露骨性愛小說的形式出現，這些小說與其說是頌揚性，不如說是為性去魅。埃麗卡·容（Erica Jong）具有劃時代意義的1973年作品《怕飛》（

Fear of Flying

）引入了“無牽絆性交”（zipless fuck）——無需承諾的性行為——并允許一代女權主義者嘗試濫交，盡管該書在精神分析和婚姻方面寫得精彩絕倫，關于性的描寫卻相當糟糕。

需要另一場反彈——這次是在女權主義內部——才讓性重新變得美好。1967年，蘇珊·桑塔格寫了《色情想象力》（‘The Pornographic Imagination’）一文，為巴塔耶等作家辯護，使其免受假道學的指責，并努力將色情寫作歸類為文學，尤其是當它超越現實主義時。“盡管它可能已被馴服，但性欲仍然是人類意識中的惡魔力量之一，”她寫道——那么為什么不將其作為“突破意識界限”的資源呢？安吉拉·卡特在她1978年的研究《薩德式女人》（

The Sadeian Woman

）中接過了桑塔格的思想，反駁那些致力于取締色情作品的女權主義者，并為所謂的“道德色情作家”（moral pornographer）辯護——即“將色情材料作為接受一個所有性別都擁有絕對性自由的世界之邏輯的一部分”的藝術家。

桑塔格和卡特看到性的力量在于它以夸張的力量向“他者性”敞開自我。“他者性”與創新相伴而生，因此關于偉大性愛的偉大寫作始終具有激進的潛力。她們設定的參數仍然定義了性愛寫作所能達到的最佳可能性，盡管期間有許多男性——從菲利普·羅斯到米歇爾·維勒貝克——試圖證明男性的欲望依然迷人。

在我們這個時代閱讀，我發現自己最著迷的是那些延續卡特傳統的作家。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索菲·肯普（Sophie Kemp）的《天堂邏輯》（

Paradise Logic

），諷刺地講述了一個年輕女子試圖將自己塑造成理想女友的故事，并在此過程中暴露了色情文化的父權本質。不過恰恰因為它如此聰明和犀利，它揭示了諷刺的局限，而其他當代小說家正以一種更具超越性的方式將色情與超驗結合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家描寫同性之性多于異性之性。加思·格林威爾（Garth Greenwell）曾形容自己想寫“100%色情又100%高雅藝術”的場景，與艾倫·霍靈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寫《泳池圖書館》（T

he Swimming-Pool Library

）時相比，他更受身份問題的束縛——格林威爾稱這本書是他的靈感來源。格林威爾是在“知情同意”和盡職盡責的身份政治時代書寫性愛，但可以說正是這些限制推動了他對存在意義的追尋。

在格林威爾2020年的作品《潔凈》（

Cleanness

）中有一個場景，色情與超驗明確地交織在一起。敘述者與一位他稱之為“小圣人”的保加利亞男子進行了一場BDSM體驗。通常處于順從地位的敘述者同意扮演支配者。

這是一個殘酷的場景，更加令人恐懼的是它映射了敘述者先前一次被危險侵犯的遭遇。我們既擔心他會重演那種暴力，又擔心他無法勝任這個新角色。但隨后情況變得明朗，他樂在其中。在相互的、意料之外的超越感彌漫下，這對因色情激發而建立關系的伴侶，其身份同時瓦解并綻放。斯維切托笑著舔去敘述者的眼淚。“你明白嗎？你不必那樣，”他說，“你可以像這樣。”

珍·貝金、K·帕特里克和沃登則描繪了女同性戀者的欲望，其動人而有力的側寫，充滿了解剖學般的細節。貝金的《大瑞士》（

Big Swiss

）講述了一個心胸寬廣的愛情故事，主角是弗拉維婭（Flavia），一位美得荒謬的婦科醫生以及格蕾塔，一個更笨拙、更落魄的作家，她受雇于弗拉維婭的性治療師，負責轉錄治療談話內容。“她的私處看起來像高級折紙。一朵由大師折疊的鮮粉色蓮花。格蕾塔用嘴短暫地重新整理了它。”

帕特里克《S夫人》（

Mrs S

）中的性愛場景則較少調用隱喻，更充滿令人窒息的渴望，盡管其散文在抒情上很凝練。可能會讓人覺得情節——一所女子寄宿學校里22歲的新教師與校長妻子的戀情——只是性愛場景的借口，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重點。

在這兩本書中，性愛多么迅速地揭示了對變革的存在主義需求，這一點令人震驚。即使在第一次性愛場景中，格蕾塔也感覺仿佛到達了一個“她在夢中造訪多年卻遺忘的地方”。《S夫人》的背景設定在20世紀80或90年代，較為隨意，這意味著其身份政治可以是隱含的：敘述者穿著束胸衣，但書中并未提出跨性別身份的問題。相反，它關注的是身份的喪失，因為敘述者感覺自己被重塑為在愛人口中成為的那個“你”。“仿佛她一直在等待這個時刻，我進入我身體的時刻。你。我沒有名字。沒有名字，直接從云端墜落，難道不是好得多嗎？”

沃登《保險箱》中的性愛場景更為震撼，因為主題是如此嚴肅。這是一個關于猛烈爆發的激情最終發展成為一段戀情的故事，發生在伊娃，一位流離失所的猶太人，與伊莎貝爾，一位對她擁有未覺察權力的非猶太女性之間。該書背景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鑒于題材的嚴肅性，一些評論家曾質疑這些性愛場景是否必要。不過這恰恰錯過了重點，即只有這段關系讓兩位女性完全失衡，這本書才成立——利用色情的邊緣來展示性愛不僅顛覆了她們的生活，也顛覆了她們的自我乃至顛覆了傳統的小說形式本身。伊莎貝爾在一個陌生的身體里發現自己脆弱而欣喜的無力狀態：“在伊娃的掌控下，困在她牙齒的牢籠之間，她長出了新的形狀。”沃登堅持認為她關于角色成長的復雜感知證明了性描寫直白的合理性。不過她在采訪中也明確表示無需辯解：“女孩們應該享受一些樂趣。這是我寫作時的座右銘：讓她們享受一些樂趣吧！”

那么，那些敢于描寫露骨、極致的異性戀性愛作家呢？最引人入勝的是艾默·麥克布萊德（Eimear McBride）和薩莉·魯尼。麥克布萊德的《小波西米亞人》（

The Lesser Bohemians

）讓讀者感覺幾乎置身于主人公的身體之內。

而魯尼則隨意而權威地書寫著性愛場景，這些場景既光芒四射，又被她那些過度思考的角色細致入微地觀察著。與格林威爾一樣，魯尼在忠于當代身份認同和知情同意的觀念與探索消解和沉淪的吸引力之間取得了平衡。

在《間奏曲》（

Intermezzo

）中，年輕的國際象棋天才伊萬反復確認他的情人是否喜歡他所做的事，而他的哥哥彼得則半利用著娜奧米，一位曾出售自己色情照片并仍然過于愿意為男人貶低自己的年輕女性。不過在這些外在的性身份之下，是他們私密的肉體生活，而性是他們擁有的最佳成長途徑。

魯尼效仿麥克布萊德，令人暈眩地扭曲她的句子：“深壓著幾乎疼痛，她感到他在搏動，渴望著，而她也渴望著，體內濕潤，緊閉的眼瞼后是銀色的影像，噴射，傾注進她體內……”魯尼驚訝于人們不常問她性在其小說中的地位；她曾說：“情欲是我所有書中故事的一個巨大引擎。”

然而，正是在《四腳朝天》中，卡特的“道德色情”的全部可能性得以實現。朱莉的小說既是一部關于女性圍絕經期性欲的民族志記錄，也是一個關于一位女性實踐其性幻想的更為黑暗的反現實主義故事。敘述者花費巨資將一個小鎮旅館房間改造成奢華的夢幻場景，在那里，她與戴維——她在加油站遇到的一位美麗、充滿魅力但決心保持貞潔的年輕舞者——一起測試自己的愛與欲的能力。與戴維的相遇描寫得精彩而奔放——尤其因為朱莉從未忽視其中的喜劇性。在沒有性行為的情況下，他們在別處尋求圓滿，有一次戴維甚至幫她更換了衛生棉條。這個場景既滑稽可笑，又極度情色，還出人意料地感人。

直到她和戴維分開，敘述者與六十多歲的奧德拉發生性關系時，小說才變得熾熱耀眼。敘述者現在回家了，適應著以前的生活，但爭取到每周在旅館度過一晚。她找到了奧德拉，后者多年前與戴維有過一段關系，她迫切地想要交流心得。“幻想在某個年齡之前都很好，”奧德拉說，“然后你必須要有生活經歷，否則你會發瘋的。”于是奧德拉描述了她與戴維的性史，而兩位女性同時自慰，對敘述者來說，這種體驗“點亮了新的神經通路，仿佛性，整個性概念，正被重新繪制”。

作為一次性接觸，這既動人又新穎。作為對經歷巨變并直面死亡的女性氣質的描繪，它非同凡響。這個場景將我們帶到了現實主義之外。在朱莉敘述者的家庭生活中，她隨意而實事求是地與她當代世界的性問題糾纏在一起：她有一個非二元性別的孩子，并焦慮地意識到母親身份對她的性生活限制有多大。不過朱莉同樣利用敘述者在旅館房間的經歷來彎曲和測試我們對小說心理可信度的感知。這是一個可以拋棄和重塑身份的地方。

歸根結底，性仍然處于許多最佳小說的中心，我們需要強有力的虛構作品來向我們展示性是什么或可能成為什么。正是在這里，現實主義遭遇了更奇特的東西，身體與意識相互拆解又相互確證，因為它可以既如此平凡，又如此超驗。

作者：Lara Feigel

編譯：阿洛

審校：文穴編輯部

來源：TheGuardian

原文：More sex please, we’re bookish: the rise of the x-rated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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