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這位從小被高太后壓制的少年天子，他在位不過十五年，卻用七年時間把北宋帶出低谷，重現漢唐氣象。

儲位之爭打響于元豐八年，朝堂上新舊黨爭此起彼伏。支持神宗第六子趙煦的，多是新法派，他們認為立趙煦為儲君可以延續王安石變法；主張立神宗兄弟的，則是以司馬光、韓琦為首的守舊派，他們渴望清算新法罪狀。

一時間，各方官員或打著禮法旗號，或暗地籠絡禁軍將領，朝局險象環生。高太后面不改色，她先以“體恤病重皇帝”為由，限制了其他皇子的活動，又秘密調動左神策軍押衙，確保了軍權不落人后。

等到她一聲令下，朝堂上反對派根本來不及反應，趙煦被立為太子。看似順理成章，實則高太后心機深沉：立幼主可垂簾聽政，又能維護嫡長子禮法，不傷朝中大局。

可少年天子根本沒有像外界以為的那般溫馴。每天破曉之前，尚未及冠的宋哲宗就被召到保和殿大學士駐蹕的講堂。

司馬光朗誦《資治通鑒》，程頤解讀《春秋》，從儒家經典到宋初編年，無一不是“以祖宗之法為法”。他被迫背誦、默寫、日復一日。

宮廷內的宮女太監，都必須是持守保守立場的，否則一經查出，就被汰換。朱氏太后想會兒兒子，也要走過三重暗道、五道宮門。

有人說，宋哲宗這娃兒被“馴化”得連反抗力都沒了。可他心里清楚：高太后把他當傀儡，保守派官員要的，是一個臉上隨和、臺面上聽話的皇帝。

于是他暗自積蓄力量。他通過心腹太監收集了大量王安石的著作，私下翻閱。

更有幾位新法背景的教習，以走私書籍進宮為由，偷偷幫他傳授“青苗法”“均輸法”的細節。夜深人靜時，他會在宮墻下點亮油燈，翻看政令文書，模擬朝議對策。

那個表面上“聽從教導”“日夜勤學”的少年，實際上已經把父親留下的變法遺產看了個底朝天，心里暗暗下定決心：一旦高太后不在，這戲就要反過來演。

果然，當高太后駕崩的消息傳來，開封城立刻風聲鶴唳。年僅二十的趙煦改元紹圣，他沒有猶豫，就抓住了第一張王牌——為王安石平反。

朝會之上，他目光灼灼地說：“當年父皇用心革新，豈能因流言一筆勾銷？今朝當為憂國憂民之士昭雪。”他沒有急著恢復所有新法，而先從恢復名譽入手，又順勢奪取了保守派的精神高地。相反地，他剝奪司馬光謚號，點名批評他“擅自修改奏折”，這一步棋恰到好處——既打擊了守舊派的主心骨，又沒有挑戰全部傳統禮法，使得朝野上下對他的威望驟增。

接下來的人事布置，宋哲宗把持中樞，卻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對于那些溫和的守舊派，他讓他們兼任推官、知制誥，名義上保留體面，實則讓他們在瑣碎事務中消耗；對于那些骨干分子，他逐步罷免，或讓其“出京為吏”，讓他們在邊疆度日。

與此同時，他大量提拔以章惇、司馬綬為代表的新法官員，要求他們“穩扎穩打不冒進”，避免重蹈元祐時期極端變法的覆轍。短短數月，朝堂氣氛一新，異議聲四散，人心逐漸向他傾斜。

軍事上，宋哲宗更是展現了非凡才能。紹圣二年，他下令停止與西夏劃界，主動出擊。

停止劃界不是示弱，而是為了守住主動權。呂惠卿被任命為節度使，掌握西北漕運和屯田大計；種樸受命修筑平夏城，他們得到了充足的資金和糧草。

每當朝中大臣上奏城防圖紙，宋哲宗總要親自點閱，提出問題：“城墻厚度夠不夠？箭樓位置可否互補？

河流改道可有退路？”他連夜召見工程負責人，強調“防御要預留發展空間”，絲毫不馬虎。

一年多時間，沿葫蘆河谷修起了數十座城寨，形成環環相扣的防御網絡。平夏城更是被他選在水源要道，既可截斷敵軍補給，又方便宋軍屯糧。

當西夏三十萬大軍圍城時，這座依山筑墻、背水臨河的要塞亮出真本事。守城的宋軍利用強弩、投石機、火銃等武器，一面堅守城頭，一面派出輕騎切斷敵軍糧道。

十三天的圍困，西夏軍被射得魂飛魄散，終于在援軍到達前落荒而逃。此戰一勝，不僅打破了西夏軍隊“不可攻克”的神話，也為隨后談判贏得了有利位置。

可惜天妒英才。元符二年，他盼來的皇子降生，僅一個月便夭折；不久，愛女揚國公主也撒手人寰。

那段時間，他常常披衣夜行于御花園，一人在花木間抽泣。史書上寫他“咳血不止，卻仍日夜批閱奏折”，可想而知他內心的煎熬。

“國家大事不可耽擱”，這句話成了他最后的信條。終有一天，宮人發現他在御案前昏倒，再無力回天。

二十五歲的生命定格在夢剛要實現的時候。

宋哲宗在位七年，為北宋注入了久違的生機，可惜來得太遲，也走得太快。后繼者雖有新政之心，卻再無他的膽識與智慧。

北宋自此錯過了最后的中興機會，他留下的，不僅是一段傳奇，更是一聲嘆息。 信息來源：《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