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以減稅為核心、削福利為配套的“逆向再分配”，加劇貧富分化，引爭議無數——或斥其倒退，或疑其針對中國。然深究其里，這既關乎特朗普陣營對傳統美國定義與變遷，也關乎亨廷頓理論視角下的美國文化沖突與國家認同。

法案的推行，伴隨著清晰的“犧牲”圖譜：國內削底層福利、撼民主黨根基、抑激進思潮；國際棄盟友、破舊序、滯發展中國家前路。只是，政治碎片化、資本失控、技術沖擊與政府角色迷思，讓這場“里根革命2.0”充滿變數。當技術顛覆就業、政府角色被刻意弱化，特朗普的“美國夢”或許只是一場豪賭——賭注是整個社會的撕裂與全球秩序的動蕩。

這不僅是法案之爭，更是“誰的美國”之爭。答案，仍在風中飄蕩。

一、“大而美”法案的核心內容與爭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于7月4日簽署“大而美”法案（OBBB），世界輿論一片嘩然。人們普遍認為，“大而美”法案本質上是一次以減稅為核心、以壓縮社會保障支出為配套的財政重構工程，因此展現出高度結構化的“逆向再分配”特征。

的確，很多數據都指向這個方向。法案將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的多數條款永久化，未來十年減稅規模高達4.5萬億美元，其中企業與高收入群體獲益最大。與此同時，約1.7萬億美元的財政缺口將通過削減底層民眾依賴的福利項目填補：包括對醫療補助（Medicaid）和食品援助（SNAP）實施新的工作門檻、設立聯合支付機制、推動各州分擔SNAP誤差成本等，預計將有1180萬人失去醫保，另有300萬人失去食品援助。

法案對老年人、殘疾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制度性支持空間被顯著壓縮，但對高凈值人群和資本收入減稅條款卻得以延續乃至擴大。據耶魯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未來十年，美國收入最低20%人群的年均稅后收入將下降2.9%，而最富裕20%人群將上升2.2%，貧富分化在稅制層面被制度性固化。再者，大學捐贈基金課稅上調、匯款附加稅、清潔能源補貼取消等條款，都將影響教育、環保與移民群體的可獲得性與權利保障。

因此，整體上看，該法案以犧牲基礎公平為代價強化“選民經濟”，重塑美國社會分配格局，其政治本質是對“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模型的系統拆解。

如果從這些角度看，這個法案無疑是倒退的，甚至是落后的和反動的。一些批評者更是“無中生有”地認為，這部法案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而是“讓中國再次偉大”。（當然，在中國，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針對中國的法案！）

“大而美”法案旨在延長減稅政策并削減社會保障項目，國會預算辦公室報告稱該法案將導致美國國債在未來十年內增加至少3.4萬億美元。圖源：紐約時報

二、法案的政治本質：“美國保衛戰”

不過，一位朋友剛剛從美國考察回來。他拜訪了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多所大學，和那里的教授們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被多次告知，特朗普所進行的是一場“美國保衛戰”。盡管這場“美國保衛戰”很難如特朗普所愿那樣進行下去，但的確是“特朗普（們）”“保衛美國”的最后一次機會。

這一觀點盡管沒有在西方流行開來，但較之任何其他觀點都更為深刻，直指“大而美”法案的本質。也就是說，討論“大而美”法案不僅僅要看法案本身的條文，更需要理解其背后的議程，即“美國保衛戰”。

1.傳統美國定義與變遷

說其是“美國保衛戰”，那么問題在于“保衛什么樣的美國？”

這里的“美國”由誰來定義呢？特朗普是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產物。他的第一次當選被普遍視為是美國白人（即MAGA運動的支持者）的公投。那么，人們不妨從這些“白人”的角度來定義他們所認知的“美國”。

今天人們所見到的美國由17世紀從英國出發的清教徒定居者所創建。此后，不同國家的移民來到美國，但當他們來到時，美國已形成了盎格魯—新教文化。21世紀前美國的移民一直不占主流：從1820年到2000年，外國出生者平均僅略高于全國人口的10%。

因此，美國的文化主體是盎格魯-新教文化，其主體要素包括：英語、基督教、英式法治理念、司法、限制政府權力的傳統和個人權利理念；新教的價值觀，包括個人主義，工作道德；源自歐洲的文學、藝術、哲學和音樂傳統。

正是因為美國是個移民社會，并且大都是反抗舊制度或者對舊制度不滿的移民，因此，美國人形成了特有的所謂的“美國信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兼有自由和平等的個人主義、人權、法治和私有財產制等。與母國文化相比，美國清教徒的持異議色彩帶給了美國信念的更加“強烈自由精神”。

在過去，人們經常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縮寫），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來形容美國。《劍橋詞典》把此解釋為“祖先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白種人，也被認為是美國社會中勢力最強大、最富有的白人”。

這個概念最初（1957年）由政治學家安德魯·哈克（Andrew Hacker）所使用，但當時的“W”代表“Wealthy（富有）”而非“White（白人）”，后來的人們則以“W”來指稱白人。不過，這一字之改，使得這個詞更直接指向了這個群體的種族本質。德國社會學家維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是在信奉新教倫理的人口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亨廷頓理論視角下的美國文化沖突與國家認同挑戰

但是，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美國已經不是原來的美國，所有這些傳統特征不再能夠定義美國。不僅如此，這些特征的“流失”被視為是已經威脅到人們傳統所認知的“美國”的存在了。

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人相信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文化多元主義盛極一時。盡管對多元文化論題的討論不時在美國發生，不斷有人提出質疑，但“左派”沿著這個思路不斷發展，形成了今天特朗普陣營所竭力反對的“多元化、公平與包容”（The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DEI）。

不過，更早的時候，對這個問題的系統論述和質疑的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3年，時任哈佛大學教授的亨廷頓在雜志《外交事務》上發表了題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沖突？》）的文章，即刻在美國內外引發巨大而持續的討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在蘇聯解體之后，伊斯蘭必將成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的最大阻力，因此，西方的下一次大戰對象必然是伊斯蘭世界。

1996年，在此基礎上擴展，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

亨廷頓曾預測，美國的內部多元化可能會使美國逐漸失去“西方文明代表”的身份。

在這本書中，亨廷頓再次強調，蘇聯解體之后，冷戰期間資本主義的西方集團和共產主義的東方集團之間的沖突會被文明之間的沖突所取代。亨廷頓界定了9個主要的文明，包括1）西方；2）拉丁；3）伊斯蘭；4）中華；5）印度；6）東正教；7）日本；8）非洲；9）佛教。

他認為，要理解當前和未來的沖突，就必須理解文化沖突，“文化”（culture）——而非“國家”（the State）——成為戰爭的理由；如果西方不承認文化緊張的不可調和性質，那么西方就不可避免失去其主導地位。因此，亨廷頓建議，西方必須從文化上強化和鞏固自身，而放棄“民主普世主義”和對他國的軍事干預。

在很大程度上說，亨廷頓的著述是對其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論”的回復。在“歷史終結論”中，福山認為，蘇聯集團解體之后，西方民主就可以終結歷史了，即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歷史所能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政體。現在看來，亨廷頓是正確的，而福山則是錯誤的。

亨廷頓并沒有就此為止。2004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即《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將“文明沖突”觀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論述了“美國國家認同”所受到的種種“挑戰”，并把此提高到“國家安全”的層面。

亨廷頓明確指出，美國認同在迅速減弱。從歷史上看，美國的認同涉及四個主要組成部分：人種、民族屬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或者說，對一個國家的認同（即所謂國家凝聚力）一般由種族、民族、領土、文化和意識形態組成。但是，在美國，對國土自豪的人，僅有5%，對政治體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國人有85%。可見，對于美國人來說，意識形態重于疆域。人種和民族單一的美國不復存在；美國的文化受到解構主義的攻擊；美國認同只剩下意識形態。但蘇聯的解體表明，在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的黏合力是弱的。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是永恒的。正如盧梭所言：

“既然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什么國家能希望永世長存呢？”

即使是最成功的社會，也會在某個時候遇到內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脅，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無情的外部“野蠻”勢力的威脅。在亨廷頓看來，美國最終也會遭受斯巴達、羅馬等國家的命運。

亨廷頓進而認為，盡管美國社會的生存受到嚴重挑戰，但通過重新振作國民認同意識，振奮國家的目標感以及國民共有的文化價值觀，能夠推遲其衰亡，遏制其解體。

概括而言，亨廷頓要表達的意思就是：如果說在冷戰期間，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外部的蘇聯集團，那么在后冷戰時代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則主要來自美國內部。

如果從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來理解MAGA運動和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是否可以看到其更為深一層次的含義呢？

紐約市的反特朗普示威集會。圖源：法新社

三、法案隱含的“犧牲”

盡管特朗普自認為其有“神助”，但他還沒有把自己視為神。要重振美國，他需要依靠力量。重振的過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有犧牲者，也有獲得者，犧牲者的反面即是獲得者。無論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無論是犧牲者還是獲得者，都表現得清清楚楚。

概括地說，“大而美”法案隱含著美國內部的三個相關的“犧牲”和外部的三個相關的“犧牲”。

1.美國內部：三個“犧牲”

在內部，第一個最大的“犧牲”便是美國的“社會底層”。正如前面所論及的，這一點人們都看到了。不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特朗普并非要犧牲整個社會底層，因為他宣稱他要代表美國大多數勞工基層的利益。在“大而美”法案里，他要犧牲的是依靠福利而生存和生活的社會底層。特朗普反對歐洲式的福利主義。

如同新教理論，特朗普相信人們所獲得的應當是人們努力的結果，而非天生的“權利”，更不是不勞而獲。因此，在削減福利的同時，特朗普也免去了“小費稅”，鼓勵底層人群通過工作而有所獲。這一思路和傳統的自由主義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即強調資本的作用，強調“一次分配”而非政府的“二次分配”在增進全社會利益過程中的作用。

第二個“犧牲”是美國的民主黨。在很大程度上說，“大而美”法案是對民主黨的所有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反動。這不僅表明今天美國政黨政治的撕裂程度，更重要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對“何謂美國？”的完全不同的認識。

第三個“犧牲”是極端或者激進力量。極端的“左派”必然是被打壓的對象，尤其是大學。特朗普對哈佛和哥倫比亞等大學一直充滿敵視，認為這些大學并沒有培養出美國所需要的人才，而是充斥著LGPTQ文化、“覺醒”文化和DEI文化，從而培養了反美國的“人才”。特朗普的這種反對充分表現在“大而美”法案系統性削減聯邦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向精英階層傾斜的趨向性。據New America估算，法案對教育整體削減額度達3500億美元，其中3000億集中于高教與貸款系統。

這一財政重構通過如下機制推進：一是對佩爾聯邦助學金（Pell Grant）項目附加嚴苛的修課要求，顯著提高獲取門檻；二是取消聯邦研究生貸款（Grad PLUS）和家長貸款（Parent PLUS），設定研究生貸款上限（碩士10萬美元、博士20萬美元），大幅削弱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少數族裔獲取高等教育的能力。穆迪預測，美國最古老并且規模最大的非裔高等健康科學高等學府梅哈利醫學院（Meharry Medical School）將因本土生貸款額度受限與國際生拒簽率高達42%的雙重沖擊，陷入高達3700萬美元的年度赤字，這顯示出高教財政高度依賴政策設計的系統風險。

因此，有批評者認為，法案的推出是一場以財政與問責為手段、以意識形態重塑為目標的政治清算。或者說，特朗普想用他認為的“美國的意識形態”來替代他認為的“非美國的意識形態”。特朗普政府在教育領域推行的政策體系——從削減撥款、問責績效，到打擊國際生與特定高校——構成一場有組織、有目標的“去精英化”行動。

此前特朗普政府通過將聯邦資助與高校政治傾向掛鉤，以“反猶”“親巴抗議”為由，凍結常春藤高校撥款，要求其提交學生社團記錄與課程審查材料，甚至簽署“忠誠聲明”。這些本質上是以國家安全名義推進教育領域的意識形態治理，打擊自由派主導的學術機構與優績主義網絡。教育部權威被削弱，多元、平等、包容議程遭污名化，公共知識分子被邊緣化，大學從知識與批判的空間淪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延伸。法案通過財政杠桿和績效問責掩蓋其政治本質，其最終目標是通過制度性調整重塑教育的意識形態屬性，讓大學不再是多元與批判的空間，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鎮壓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園示威活動。圖源：BBC

2.國際層面：三個“犧牲”

在國際層面，第一個“犧牲”便是盟友。這很容易理解。特朗普認為，美國的盟友高度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愿意出錢支持美國，這造成美國內部發展和外部霸權的不可持續性。盡管傳統上美國精英認為，基于美國盟友體系之上的“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霸權的基礎，但特朗普對此并不感興趣。無論在國際安全層面還是在國際經濟層面，特朗普完全背離了傳統的同盟政策。這使得整個西方感到絕望，認為特朗普導致了“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

與盟友體系解體相關，第二個“犧牲”是國際秩序。從其第一任期到今天第二任期，特朗普已經從聯合國各個功能部門（例如教科文組織）和諸多國際條約（例如巴黎氣候協議）“退出”，同時也把被視為是國際經濟秩序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擱置一邊。盡管美國在二戰之后在確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方面扮演了主導角色，但特朗普認為，這一秩序多年來已經演變成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有利于其他國家的利益。

第三個相關的“犧牲”便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無論是特朗普的大規模反移民政策還是其“再工業化”政策都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美國一直是一個移民社會，移民政策有助于美國的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擴散，輔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向美國輸送了大量的留學生人才，盡管很多人學成之后留在美國為美國做貢獻，但也有很多學生返回了他們的母國，推動了母國的經濟發展。

特朗普的教育政策不僅對少數族群不利，更不利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同樣，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政策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甚至導致這些國家的“去工業化”。二戰以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了歐洲的復興，也幫助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實現工業化。今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繼續通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來實現工業化，而美國往往是這些國家的最重要出口國。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政策無疑決定了美國不再是這些國家工業化的助推力量，而是阻礙力量。

簡單地說，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想回答一系列相關的大問題：誰的美國？誰是美國的統治者？美國向何處去？

四、“大而美”構想所面臨的挑戰與不確定性

盡管這一法案遭到了最強有力的批評，甚至妖魔化，包括美國國內的左派力量，也包括來自整個西方世界的反對力量，但從美國民主黨潰不成軍的現狀來看，這一法案還是具有相當的支持力量的。因此，問題不在于這部法案的產生是否具有足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在于是否能夠真正落實下去而實現特朗普“大而美”的構想。有很多問題可能是特朗普回答不了的。

1.美國政治的碎片化

首先是美國碎片化的政治。在所有國家，政治決定一切。美國政治的碎片化不僅僅表現在共和、民主兩黨之間的黨政，更表現在兩黨內部和社會的各個領域。民主黨內部是碎片化的，共和黨內部也是碎片化的。最近億萬富翁馬斯克因為和特朗普鬧不和成立了新的政黨，“愛潑斯坦文件”也導致著特朗普和MAGA運動的分裂。政治的碎片化表明這些力量都可以隨時分化和整合。盡管在制度層面，正如很多觀察家所已經指出的，現在的美國趨向于“三權合一”，而非傳統上的三權互相制衡，特朗普似乎掌控了大權，但政治碎片化并非是特朗普所掌控的。實際上，在任何國家，民粹政治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易變性。特朗普通過民粹政治而掌權，但如果掌控不好，他也是可以被民粹政治所沖垮的。

美國紐約時報廣場的屏幕上此前投放有關愛潑斯坦檔案的圖片，并配文質問特朗普“為什么不公開文件？”。圖源：路透社

2.資本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其次是資本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也并非特朗普所掌控。特朗普想在最大限度上利用資本的力量來創造財富，在這個基礎之上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和培植美國的“白人中產社會”。但是，這里的風險極高。今天美國的問題本身就是因為資本坐大所致，特朗普的政策賦予資本更多的權力和權利，這可能不僅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惡化。正如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所指出的，“別想指望這份法案帶來美國經濟繁榮增長”。

3.技術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同樣重要的是技術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互聯網（平臺經濟）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不僅在導致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的消失，而且在促成財富掌控在社會絕少數個人手中，即那些“巨頭”手中。盡管特朗普“大而美”法案希望能夠再次做大白人中產，但當代技術的發展對白人中產同樣不友好。

4.政府的角色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特朗普想通過對資本的“去監管”和對地方政府的“分權”去構造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這是1980年代里根革命的理想，也是現在特朗普改革的理想。但問題在于，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恰恰是“里根革命1.0版”的產物，作為“里根革命2.0版”的特朗普革命可以解決“里根革命1.0版”所產生的問題嗎？無論是里根革命1.0版還是里根革命2.0版，都沒有觸及美國的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問題，而是強化了美國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

如果用馬克思的觀點來看，美國實際上并沒有很大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方面的問題，其問題在于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無論是上層建筑還是生產關系都是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是政府。想通過消弱政府的力量來解決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問題，無疑是南轅北轍。

里根在1981年7月在白宮向國民介紹經濟政策的電視廣告。圖源：網絡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校對 | 詹蘊第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

鄭永年：中國、美國和其它

鄭永年：驅動國家“軟力量”建設的思想引擎

鄭永年：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秩序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