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性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會經歷哪些困境？

在我國，失獨女性是一個需要被看見的龐大群體。根據2024年《人口與經濟》雜志刊發的文章推算，全國當前50歲及以上“曾生子女無子女”婦女規模約為288.8萬人。

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種形式，它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是痛苦的開始，是失獨女性與孩子建構一種新的關系的開始，是她們不得不正視自我的開始。

她們往往還要面對針對女性的指責，社會默認養育孩子是女性的主要責任，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壓力下，母親更容易被貼上“失職”的標簽。

她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還會面臨婚姻關系的結束。有的家庭里，丈夫會想盡辦法再要一個孩子，如果妻子沒有生育能力或者生育意愿，他們會提出離婚，與他人再婚生子。在我們聽到的故事中，最極端的例子是丈夫為了再有一個孩子，甚至使用了代孕這一手段。

失獨是一種什么感受

失獨帶來的痛苦，讓“生不如死”一詞變得具象。

把女兒的骨灰從馬來西亞帶回來后整整一個月，田夢待在家里不出門，只是閉著眼回憶女兒的過去。每天想的也不是好好活著，而是怎么樣能快點兒死去。晚上睡不了覺，她就在音頻軟件上挑民間鬼故事聽，心里卻一點不害怕，“我就想見見鬼，問問鬼為啥這樣。”

2016年，田夢的女兒在馬來西亞旅行，因潛水時溺水而意外去世。一年后，田夢和其他失獨父母同去青島海邊散心，到了海邊，她無法抑制地崩潰，不敢看大海一眼。

后來再出行，她會回避一切會路過海邊的路線。

比起如何理性面對死亡，擺在一些失獨母親面前急需被回答的問題是：自己該活著還是死去。

每次乘坐的飛機一著陸，田夢的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淌，因為她沒能在自己假想的空難中喪生。

“早晨一睜眼，眼淚就又下來了，洗臉都是混著眼淚一起，我根本不想活這一天。”田夢說。

葉靈也有過類似的感受。她曾聽說一位失獨母親在孩子去世的第三年選擇了自殺。她產生了困惑和恐懼：當下的痛苦已經無以復加，如果隨著時間推移，痛苦不減反增，那她該怎么辦？好比治療癌癥，如果配合手術、參與化療的結果還是死亡，那離開是不是最好的選擇？

葉靈的兒子是在國外去世的。意外發生后，她無法入睡，好不容易睡著了，幾分鐘就又醒過來。“醒來的那一秒鐘，悲傷就像海水一樣把身體里的每一個細胞都浸透了。”

她是醫生，職業的本能讓她第一時間去尋求藥物和醫生的幫助，她服用抗抑郁藥物和安眠藥，去看心理醫生，可是坐到心理醫生面前，母親的身份又讓她恨自己，恨自己為什么這么理智，“我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孩子走了？”

葉靈做的各種嘗試，都是為了避免自己陷入延長哀傷障礙。延長哀傷障礙又被稱作病理性哀傷，區別于正常哀傷，它更難療愈。哀傷咨詢師劉新憲這樣解釋：“一般來說，正常哀傷的反應隨時間的流逝會減輕，病理性哀傷不會減輕，甚至會更嚴重，并對生理、心理以及正常的社會功能造成巨大損傷。”

在所有人群里，喪失子女的父母最容易出現延長哀傷障礙。據統計，喪失子女的父母比正常父母的壽命更短，尤其是喪失子女的母親。

兒子離世的前兩天，葉靈還在應聘一家二級醫院的院長，她已通過多輪面試，考核流程幾乎都要完成了。那時，她已經快到了退休年紀，這份新工作并不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收入，但因為兒子正在美國讀書，準備申請碩博連讀，她想要用行動告訴兒子，“媽媽和你一起在做一些更好、更辛苦的事情，而且我也想給自己鼓一點勁”。

她這么形容孩子的突然離世帶給她的震蕩，“我潛意識里以孩子為中心構建了一個大廈，結果現在這個大廈土崩瓦解，甚至不覺得自己有必要繼續生活下去。”

悲傷和抑郁情緒的肆意蔓延讓人加劇悲傷，而尋找生命意義則是很多失獨母親找到生活動力的重要支撐點。

田夢做過很多努力，去老年大學、學唱歌、學非洲鼓……可是，她最初很難適應，“融不進去，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失獨者很難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走出傷痛，他們需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而失獨女性要面對的，還有“媽媽”這一身份的困惑和因偏見而帶來的二次傷害。

“在老年大學，大家總是上來就問，你家孩子多大了？男孩兒女孩兒？現在在哪兒？”對別人來說只是普通的寒暄，對田夢來說不亞于傷口上撒鹽，有時她只能強顏歡笑著撒謊，撒完謊，心里卻更難過。

女兒走后，田夢只參加過一次家族聚餐，但身處在鞭炮齊鳴、煙花四起的情景里，她眼里看到的是大家庭里的所有孩子都在那兒，“人家熱熱鬧鬧的，我們是越過人越少。”

于是，她偷偷地跑進洗手間洗一把臉，好讓自己安靜地哭一場，“讓洗臉水和淚水一起沖下去。”

后來，田夢不再參加家庭節日聚會，春節也不去。時間一長，家里的人替她著急，有一次，一位親戚直接說，“你咋還沒完沒了？”，她形容那種不被理解的感受“被傷得體無完膚。”

田夢曾想過輕生，她想要把積蓄捐給失獨群體，就在網上搜到了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尚善創始人毛愛珍打來的一通電話，讓田夢改變了主意，她說基金會恰好需要人手，希望田夢可以參與進來。

毛愛珍和田夢、葉靈有過相同的經歷，她的兒子在2011年因患抑郁癥而去世。兒子離開后，她創辦了尚善，關愛失獨群體精神健康是公益項目之一。

她答應毛愛珍，負責與失獨父母互動的文化板塊，每天在失獨父母的微信群里發送詩歌或者散文，讓大家練習朗讀，每一個月舉辦一次線上朗讀會。

朗讀一定程度上幫她轉移了注意力，但朗讀時，只要看到“媽媽”這樣的字眼就會哭，“我覺得曾經自己是一個媽媽，現在和以后永遠都不會是了。”

婚姻與生育

兒子走后，毛愛珍沒有搬家，還住在一家人曾經居住的別墅里。兒子的房間被她改成了辦公室，墻上還掛著他的照片，衣柜里的衣服保持著原樣，她每天在這里工作。

不同的是，如今，毛愛珍一個人住在這里。在兒子離世一年后，丈夫想要孩子，毛愛珍索性提出了離婚。那一年，毛愛珍57歲。

研究喪親哀傷咨詢多年的劉新憲在《哀傷療愈》里提到，失獨父母的離婚率遠高于同齡人，有的經濟狀況較好的失獨夫妻中的丈夫提出離婚后會再婚，并與年輕的妻子再生育；有的丈夫則獨自出走、離開家。

美國學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失去子女的家庭比普通家庭的離婚率要高出8倍。中國失獨父母的婚姻狀況方面暫時沒有統計數據可參考，但透過毛愛珍創辦的公益組織，我們看到了許多樣本，離婚不是個例。

一位女性的丈夫婚內出軌，婚外情對象還有了身孕。還有一位女性的丈夫提出了離婚，后來因生活過得不如意又回過頭來尋求復婚。

毛愛珍認識一個失獨女性，她曾從事早期教育工作，女兒出生后，她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照顧家庭、陪伴女兒。而在女兒意外去世后不久，丈夫就提出離婚，很快便再婚再育。

她這么和毛愛珍形容自己拿到離婚證時的心情：“還沒從失去孩子心被撕碎般的痛苦中緩過勁來，整個人又被（離婚）連根拔起，完全沒了生的希望。孩子沒了，家也沒了。”

悲劇不止于此。一位女性參加了兩三次尚善的活動就不再出現，電話也不接，田夢后來聽說，因為丈夫對她不好，她自殺了。

田夢也曾受到過丈夫的間接指責，丈夫認為她用過于嚴格的方式管教孩子。她理解丈夫在經歷急性哀傷期時會感到憤怒、無處發泄，但并不認為自己理所當然要承受一切。

她還記得女兒在高考得知分數后給她發信息說，“媽媽，感謝你的嚴格管教。”也記得自己曾經向女兒道歉，不該在小時候動手打過她，已經成年的女兒卻勸慰她說：“媽，你別這么想。往往好事容易被遺忘，不好的事情記憶卻很深刻，所以你不要自責，你對我很好。”

因為總是吵架，她做過最壞的打算——離婚。他找丈夫認真談了一次，“你怪不到我的頭上，咱們不能這么折磨自己，如果要是活，我們就好好活。”丈夫說自己沒有離婚的想法，談話過后，關系才逐漸緩和。

除了要面對種種社會壓力和偏見，女性的生育功能依然被當作籌碼，衡量其在婚姻中的價值。

田夢和葉靈都是70后，失去孩子那年，50多歲的她們都曾被人勸說通過再生育來面對創傷。這其中包括田夢咨詢過的心理咨詢師，對方曾勸田夢通過試管技術再生一個孩子。

雖然有相當一部分的失獨父母都把心理療愈列為社會支持的主要訴求之一，但真正走進心理咨詢室的失獨群體仍是少數。這其中不乏失獨群體對不當的心理咨詢會帶來二次傷害這一顧慮。

心理咨詢師張春解釋：“心理學這個學科只有多年的發展歷程，心理咨詢這一應用在中國也僅有三四十年，實際上，咨詢師這一群體對失獨這一課題的研究還不夠。”

葉靈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一次同命人見面的活動中，同有失獨經歷的一些男性在第一次見面時就提醒她：“很多男的都離婚了，還會在找人結婚再生育的，我們幾個人都是厚道的好人，才湊合跟你們過。”甚至信誓旦旦地說：“以后你一定會離婚的。”那時葉靈剛失去孩子不久，心里非常憤怒、不服氣，卻沒有心力反駁。

毛愛珍接觸過一個失獨家庭，這對夫妻在再生育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丈夫無論如何都要再生一個，妻子情感上無法接受，卻礙于感情好，不愿意離婚，最后，她做出了妥協。

理解死亡

在兒子的追思會上，葉靈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以為我離開人世的時候，你在身邊，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愛小寶，然后你跟我說愛媽媽。”

“媽媽愛你”這句話是葉靈曾想過未來一天自己老去離世時，與兒子道別的最后一句話。

后來每每想到他，她安撫自己的方式是說“媽媽愛你，我非常愛你。”

在兒子去世前，葉靈沒有組織過葬禮的經歷。她的父親曾在一次意外中離世，那時她懷著孕，家里人沒有讓她參與。也正是因為這次的缺席，她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么舉辦儀式送他離開。”

心理醫生的話安撫了她：“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對，所有的儀式都是為了活著的人。”

年老父母的自然死亡往往比孩子的死亡更容易被接受，因為它看似更符合自然規律，而年輕人的死亡打破了一種心理定式。于失獨女性而言，似乎在理解死亡、解開困惑以后，才能以一種新的姿態去重新面對世界和人際關系。

毛愛珍退休那一年開始全職做公益，這件事的起由是因為兒子。

毛愛珍的兒子是演員尚于博，2011年10月25日的中午，因患抑郁癥跳樓離世。那天，朋友來北京約她見面，講著話就開始哭了起來，吃完飯，又提出要送她回家，她原本照舊想打開電視看兒子正在衛視播出的劇《瑤山大剿匪》，卻被朋友以聊天為由阻止了。

第二天早上，毛愛珍才得知了兒子已去世的噩耗。后來她才知道，丈夫事發當天下午就告訴了友人，但為了讓她睡個好覺，才暫時瞞住了她。

聽了消息的毛愛珍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流淚。在她心里，兒子一直是一個完美的人。“有時在家看見他從樓上走下來，覺得自己何德何能有一個這么好的孩子？又覺得提心吊膽，人世間這樣苦，我怕我守不住。”

兒子生前對哲學和佛學一直很感興趣，她記得，初中時他還和自己提過有出家的念頭。

兒子去世一年后，她前往寺廟拜訪一位大和尚，想探詢生命的究竟。大和尚先說著她和丈夫的事，卻突然頓住說，“你們有一個很好的兒子，很聰明，很善良，我要收他為弟子。”見毛愛珍沉默，和尚又解釋了一下，毛愛珍才開口說，“師父，我兒子已經走了。”

師父用手掐著算，朝天上看去，忽然笑了，“他現在在天上很好，是個花仙。”巧合的是，毛愛珍曾夢到過天女散花的場景。鄰居家的女兒也曾給她發來過信息，“阿姨，我夢見尚于博了， 他在一片花海里望著我笑。”

人不知道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需要尋找解釋，對這一代的父母來說，宗教是選擇之一。解開困惑，能很大程度上緩解父母們失獨后的孤獨和無助。

而因抑郁癥而失獨的父母還可能還需要面臨被誤解的境遇。張春在面對親人因抑郁癥去世的來訪者時，會反復強調一句話，“他是因病去世，請不要用‘自殺’這一死因來責備自己。”

如今，抑郁癥是一種精神疾病是被廣泛熟知的常識，可在十年前，人們對抑郁癥還缺少科學的認識。孩子的離世讓毛愛珍產生了一個很強的念頭，就是維護兒子，不讓他的死因被歪曲成違背事實的流言。

為了深入了解抑郁癥，她先是閱讀了大量科普書籍，又去美國哈佛、南加大等高校走訪，準備成立一個抑郁癥防治及知識普及的公益基金會。

她還采訪了兒子的同事、朋友、同學、老師甚至心理醫生，像拼拼圖一樣，一點點拼湊起對兒子完整、全新的認識。過去她更多地是從照顧兒子衣食住行的角度出發去了解他的需求，“在我的眼光之外，他怎么和別人交往，我是采訪了這么多人才知道。”

高中時的班主任，剛接手班級就聽說，他是班上的“紳士”，經常推薦書給同學們讀；大學同學形容他是“像雪蓮一樣的人”，從沒聽他說過一句臟話；意外發生前兩天，他還去郵局為在微博上求助的塵肺病人寄去錢和衣物。

毛愛珍曾以為兒子對現實生活的理解不深，“但我沒想到的是，他是這么的關心別人，關心世界。”

過去她責怪自己，為什么沒能對兒子生病的事再敏感一點，為什么沒能更深入地了解抑郁癥……重新認識了兒子，她開始釋然，“我的認知就到這里，對你，我已盡我所能，你也把你最好的一面留給我，我們對彼此只有感激。”

她決定以一個新的視角看待兒子離世這件事：兒子曾說要幫助更多的人，他把話說了就走了，實際上是用身體給出了一個啟示，啟示她要用后半生去完成這個使命。

在兒子離世一周年的2012年10月25日，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正式成立。基金會的批文是在10月24日那一天下來的，那一天，毛愛珍一夜都沒睡。

“我要在他一周年的時候，把所有為他做的事都做完，畫個句號。”毛愛珍如愿做到了。

重構生活

理解死亡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對失獨女性來說，與有著相似經歷的人互助是哀傷療愈的重要一步。

在失獨家庭眼里，那些象征團聚的節日格外難熬，“過節”對他們而言是“躲劫”。

尚善從2015年開始，在每個春節將失獨父母們聚起來，一起吃年夜飯，還會在清明節等傳統節日組織公益植樹等活動。

有一年春節，一位失獨媽媽參加了活動。過去在孩子離世的十年里，她沒有參加過任何社交。和其他“同命人”吃完年夜飯，她感慨：“感覺前十年躲在屋子里不出去，白活了。”

劉新憲和王建平在書中寫道：很多時候，失獨父母更愿意用自閉來取代對他人傾訴。同質互助群體即“同命人”的幫助在失去子女的初期極為重要，有助于失獨父母解決與社會“聯結或封閉”的危機，使其更容易接受自己。

2019年，尚善上線了暖心小程序，涉及失獨陪伴、健康咨詢、療愈講座、文化互動等多個板塊，女性用戶占比三分之二，年齡層在50歲到70歲之間，大家因此產生聯結。

尚善暖心家園執行團隊中大部分的骨干志愿者也是失獨女性。

兒子走后，葉靈放棄了可能成為院長的工作機會。“我很多事情一下子都明白了，其實我不喜歡行政工作。”

現在，除了負責醫生門診的日常工作，她還在尚善公益基金會里負責舉辦精神和身體健康講座，免費給失獨群體做健康咨詢。

葉靈觀察到，她接觸的失獨群體里失獨群體以60后為主，平均年齡為60多歲，身體多多少少有些疾病，但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身體健康并不在意，有一部分人還會在失獨后開始抽煙、酗酒。如果是孩子因病去世的家庭，還會產生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覺得健康管理沒有意義。

“有的人有潛在抑郁的情況，當中一些人已經確診是抑郁癥了。”她說。葉靈給自己的定位是“身邊的醫生”，有任何健康、疾病相關的問題都可以在失獨微信群里詢問她。

她的工作強度一點點恢復，去年開始，連續一整年幾乎每天都在工作。她做了評估延長哀傷障礙的問卷，評分結果指向她正在處于一個正常恢復的階段。

除了健康，養老也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毛愛珍原本沒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她獨居多年，買了泰康養老社區的服務，打算未來一個人住進養老院。但有天，她接到電話，對方是高校書記，經濟條件不錯，比毛愛珍還小了十幾歲。她很疑惑，“你也會擔心養老問題嗎？”對方說，“不是錢的問題，是身邊沒有人，老無所依。”

即便住進高端養老院，還是會擔心，沒有子女是不是會被欺負？患上突發性疾病會不會有人發現？

起初，毛愛珍的想法是：我們可以集體一起住在養老院，約到同一個養老院，我們就可以互相照應了。

但并非所有人都有住進養老院的條件。毛愛珍做了一個關于養老需求的問卷調查，結果有一項數據讓她感到驚訝：“70%以上的失獨群體退休金只有3000塊左右，但是現在要住一個像樣的養老院，至少要5000塊錢。”

對于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國家提供扶助金。但不同地區的標準不同，低的每月幾百塊，高的每月1500塊，很多地區按年發放。即便加上扶助金，一些貧困和患病的老人也面臨著養老困境。

毛愛珍的調查起到了一些推動改變發生的作用。在今年的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杜明燕提交了關于支持計劃生育特殊家庭異地入住養老機構的委員提案，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的調查數據被援引。

提案涉及鼓勵各地養老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鼓勵各地出臺計劃生育特殊家庭養老保障專項政策，對計劃生育特殊家庭異地入住養老機構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等五方面內容。

距離改變真正發生還有很長的路，但被看見就是改變發生的開始。

去年8月，田夢和丈夫自駕出行，從黑龍江出發，中途在廣東過了年，在路上走了八個月零二十天，去了十三個省份。

和以前不同，這次，田夢去了海邊。她想替女兒完成四處旅行這件事，大海是相通的，走近大海，對于田夢說，就離女兒近了一步。

在廣東的彩石灘，看著洶涌澎湃的大海，海浪一浪高過一浪，她說：“女兒，媽媽來了。”

田夢的心里總有一個意象：在一片麥田里，女兒戴著草帽，風吹著她的長發，她離自己很遠，但是她回了頭，看著自己。她記得，一年春天，女兒開著車帶她去了一片開滿黃花的田地，陪她采花。如今，女兒走了，但她相信她沒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