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名叫慶元，據說是全世界最早發現香菇的“菇城”，祭拜著“菇神”；這里坐落著全國最多的廊橋，擁有全省第二高的山，和全市第一低的GDP。

除此之外，慶元和中國任何一個縣城沒有什么不同：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三輪車和電動車，街上兩個陌生人聊起來，會發現彼此不是朋友的朋友，就是親戚的親戚。

在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縣城里，出現了一家顯眼的當代美術館，泥鰍美術館。

四年前，從事策展工作的胡丁予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慶元，準備青瓷博物館的開館工作。建筑落成后，二、三層的空間，跟隨山脊呈現出自然的動線，裸水泥的風格灰色、野生，讓她感到縣城美術館的某種可能性。

胡丁予希望美術館不只是“純白的”“殿堂的”，也有可能是“灰色的”“大眾的”，是“縣城人的詞匯表里會出現的”，也希望作為“真問題”的縣城能不再被藝術忽視，泥鰍美術館由此落成。

開館至今，天南地北的藝術家來到這里生活、觀察、創作，被逼問，被激發。一開始，縣城的觀眾并不歡迎當代藝術，他們不解、不滿、指指點點甚至憤怒。但慢慢地，從一點意外的互動，到一點奇妙的理解，再到最近一些熱鬧的共同創作，縣城和美術館正在逐漸抵達一種默契和共識——關于藝術和表達，也關于生活本身。

這些鮮活而略顯荒誕的碰撞，讓縣城不再被動地成為一種奇觀、一個符號，或是社交平臺上流行的“縣城美學”。在一次次“交手”中，縣城和美術館，共同探索著藝術的方法和自由。

第一次交手

2023年的秋天，一輛“慶元戰車”開上了縣城的街頭。那是一輛改裝后的電動車，顫顫巍巍地搭載著塑料泡沫。車上裝了一個喇叭，循環播放著：“這是在做什么？做它有什么用？”

從小鎮的入口出發，再穿過鬧市，電動車最終開進了泥鰍美術館的展廳。這是藝術家石冰為開館展創作的作品之一，《電動車騎士》，靈感源自他對慶元的第一印象：無所不在、川流不息的電動車大軍。泡沫意味著漂泊和不確定，循環播放的問題，則是他創作過程中最常聽到的兩句話。

石冰的創作幾乎和泥鰍美術館的完工同步，這意味著他的創作環境不是以往城市里白盒子般的美術館，而是敲敲打打的施工現場。工人、閑逛的縣城居民每天來來往往，安玻璃、裝燈、釘螺絲，然后在他身后拋出疑問，無所顧忌。

在石冰看來，“想到的所有回答都顯得有些尷尬”，于是他把電動車開上街頭，想對縣城做出一些回應。但街邊店里的打折促銷聲很快壓過了喇叭聲，開電動車的藝術家，被當作縣城里常見的、收廢品的人。人們和藝術品共用車道，沒有違和，也沒人驚訝。

泥鰍美術館的館長胡丁予把這形容為和縣城的“交手”，“有一點謹慎，一點迂回，一點退守，一點謙卑”，“然后輕輕地和縣城打個招呼”。

最開始，他們都有一些緊張，畢竟在泥鰍美術館開館前，沒有人能想象，縣城的當代美術館應該是什么樣子的？縣城的觀眾，又會是什么評價？

正式開館前，展覽團隊嘗試了一些“縣城的方法”。比如在展簽上用盡可能多、盡可能大的文字為作品解釋；比如在當地的公眾號“愛慶元”、“掌上慶元”發文宣傳：《慶元又多一個文化新地標，慶元首家美術館國慶開放，免費！免費！免費！》。

布展的焊工師傅吳爐家把胡丁予拉進了一個本地生活群，讓她把展訊轉進去，并且“要發一個10元紅包”，這是約定俗成的規矩。美術館開館的通知，就這樣和甜品店開業、鹵味店打折的消息混在了一起。

開館當天，美術館吸引了上千慶元人。盡管胡丁予做好了心理準備，想要“誠懇地交流”，觀眾的反應還是出乎意料地激烈。

那是一種完全正面的相撞。縣城的觀眾第一次看到整個建筑，也第一次看到泥鰍美術館，或者說，第一次接觸當代藝術。無論是近似毛坯的裝修風格還是材料看似“廉價”的作品，都讓他們疑惑，甚至憤怒。

有觀眾說：“我以為是來看油畫的。”館里的保潔阿姨被觀眾問：“泥鰍在哪里？”阿姨回答說她也不知道，也看不懂。一些人質疑這些作品“破爛”、“亂七八糟”，“這也是美術館嗎？”

比起當代美術館里的這些“垃圾”，樓上青瓷博物館里的展品，雖然離生活更遠，以縣城的目光來看，離藝術更近。

沖擊過后，種種激烈的反應反而讓胡丁予有些興奮。她從最開始就認為，要求縣城理解美術館“不太公平”。在泥鰍美術館，觀眾們可以抽煙，可以理所應當地批評，在她看來，美術館可以是，甚至應當是這樣的，“更接近一種縣城生活的日常”。

縣城的文化圈，則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了對這座美術館的不理解。在開館文章里，一位慶元當地的攝影師這樣寫道：“我叫了一些人來看，但他們告訴我，下次別再帶他們來這種地方了。”

其實早在開館前一個月，“這種地方”就經歷了縣城文化人的指點。“這里要裝一個燈”“那里要刷一下墻”，他們接受不了美術館看上去像沒裝修的毛坯房。某次領導視察，太多人提出意見，趁胡丁予不在，海報墻被偷偷刷了一層薄薄的漆。

胡丁予的家人負責青瓷博物館的工作，擔心這樣下去，泥鰍美術館會被當作是“糊弄”，于是建議在序廳掛上一塊“九龍壁”。這個方案起初沒人認可，某天大家忽然都覺得不錯：這或許能真實呈現縣城和藝術的關系。

展覽團隊不想讓美術館成為縣城的乙方，但也希望誠懇地面對沖突，于是就想了一個折衷的方案。最終，一個飄動著的虛擬“九龍壁”，出現在了開館展的前引視頻中。

工作進行到這個階段，盡管時常緊張，她還是覺得，“這是與這個地方最具體的關系”。

水泥地上的舞會

閉塞又開放，傳統又包容，冷漠又親密，縣城充斥著一對對反義詞。人們好像很快又習慣了這里有一間嵌在博物館里的美術館，免費，空曠。

縣城人熱衷于線下生活，美術館距離城區有5公里，需要經過一段蜿蜒的山路，并不妨礙人們特意去一趟，哪怕只是單純地打發時間、散步閑逛。今年除夕時，美術館上山的路邊停滿了車，連草坪上都坐滿了人。

那時的展覽，來自一個由六個女孩組成的藝術家團體，“老妖精ensemble”。起初剛到慶元時，她們一個是綠頭發，一個是粉頭發，一個是橘頭發，一個是藍頭發，還有一個腳上打著石膏、坐著輪椅，就這么迎上了街上路人駐足圍觀的好奇目光。

作為擅長田野調查的藝術家，老妖精一到慶元，就立刻沿著主動脈般的兩條主街，深入這座陌生縣城的枝枝蔓蔓：美甲店里沒有想象中的獨特風尚，而是參考小紅書上的“高級感美甲”；坐在煙酒店柜臺后的老板，宣稱自己已經游遍了全中國；餐館后廚工作的女人，是從東南亞“嫁”過來的新娘……

這些見聞，最終讓她們把塑造了縣城的街，平移到了美術館里，創造出了一條可以逛的新街。這里有可以打卡的小商鋪，有擺著當地家常菜譜的聚會圓桌，有會出現在電動車和電線桿上的高薪招聘廣告，而“街”的盡頭，是在慶元已經消失的舞廳。

九十年代，交誼舞曾經是慶元最時興的文化活動。第一批從城市畢業的大學生把這股現代風潮帶回縣城，他們囿于政策留下，在舞廳里踏著皮鞋、旋轉花裙擺，又在往后的時間里，接二連三離開，帶著子女去往城市，時代的舞廳隨之散場。

在胡丁予母親的回憶里，“會跳舞的都離開慶元了”。但昔日的風潮還是留下了一些什么。老妖精發現，慶元的水上公園，仍然有一群人在“夜幕的掩護下，認真地轉圈起舞”，她們決定在美術館還原消失的舞廳，縣城曾經的朝氣與繁華。

老妖精采訪了那個時代跳舞的大學生、開舞廳的老板，以及現在仍在河邊跳交誼舞的慶元舞王，并錄下他們的“招牌動作”，和當年報道舞廳的剪報一起放在現場，喇叭播放《藍色多瑙河》、《今宵多珍重》這些舊時的音樂。

這是一個跳舞的無聲邀請，但“舞廳”會帶來什么效果，到底有沒有人會真的過去跳舞，她們沒有底。

除夕那個早上，陽光很好，臨時搭建的“舞廳”里，有阿姨們在轉圈，有叔叔帶著小孩跳交誼舞，下午，兩個小學女生把音響里的音樂換成了“科目三”，一邊跳，一邊錄短視頻。

老妖精曾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組織過一場秘密舞會。為了反抗“很大很厲害但身體很不自由”的美術館，她們招募了一群觀眾，每人領一只耳機，通過消防通道“溜”進展廳，然后沉默地跳舞，最后一起躺倒在美術館里。

而在這座縣城的美術館，她們隱隱覺得，身體好像是自由的。在那片灰色的水泥地上，藝術不被仰視，觀眾隨意地進出、舞蹈，無意間讓美術館“被點亮了一下”。

這是獨屬于縣城美術館的時刻，一切互動都不是被刻意邀請的，不是什么工作坊，不是硬來的，它們自然發生，仿佛天生就該存在。

同學們的美術課

石冰在慶元的時候，曾經召集當地的高一學生在周六下午來美術館參加一場詩會活動。十五名穿藍色校服的學生被分成了3組，開始了游戲一般的“達達詩”寫作。

他們在便利貼上隨意寫下詞語或短句，然后隨意撕碎，放到水泥地上，專注地拼成一首詩。一些同學受到啟發，開始自發地在帶來的答題紙和活頁紙上寫下完整的詩。

詩會結束后，同學們的詩被發到了泥鰍美術館的公眾號里，開篇就是他們的署名。學生們的反應意外地熱烈，有人興奮地說：“我要轉到朋友圈去！”

這場“高一詩會”，隱隱約約打開了美術館和縣城日常鏈接的一種可能。

今年春天，胡丁予和兩位藝術家，朱昶全和李明，做了一個決定：把藝術家們在中國美術學院自由藝術工作室教授的一堂實驗性的大二課程，同步到縣城的學校。

課程沒能像他們最初設想的那樣在大專院校的藝術專業進行，而是進入了慶元的高中——因為整個縣的最高學府只到這里。高中一共只有三所，慶元中學是唯一的一所普高，剩下兩所都是職高。所有的高中只有高二上美術課，一個禮拜只上一節。

兩位藝術家和胡丁予都覺得，這樣可能會更有趣。作為“老師老師”，朱昶全和李明希望課程能改變縣城孩子對美術課的刻板印象；作為在縣城度過大半童年的本地人，胡丁予則想讓慶元的孩子有機會更早地接觸到新的藝術和技術，希望他們在未來接觸到這些的時候，不會因為過于陌生而產生輕微的失落。

在和慶元的高中確認合作時，胡丁予用到了縣城典型的辦事方式：通過一個人，找到另一個人。她先撥通因詩會而結識的縣中老師的電話，由此獲得美術老師的號碼，再一位一位地聯系下去。中途，她還回過頭又聯系了一所學校的校長，以便說服“不一定接受這件事”的老教師。

前前后后，不到兩個小時，縣中和國美就這樣開始上同一門課。

得知這個安排，縣中的學生們都有點興奮，比起內容本身，他們更想看看大學的課是什么樣子的。

每周，胡丁予用手機錄下課堂內容，再發給對接的老師。慶中的美術老師陳平每次收到課程時會提前看一遍，把2個小時的視頻挑壓縮到40分鐘，再放給學生。

上課的過程并不順利，有時候美術課會被數學課占走，有時候上一節課考試，會拿走大半美術課的時間，有時候縣城的學生看不懂一些實驗影像，老師同樣沒辦法講得很明白。

但陳老師發現，學生們還是很感興趣，尤其是對創作過程，“因為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課上，學生們經常主動提問：“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這么做？”陳老師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答案變得通俗易懂：“藝術創作就是你有了一個靈感，再去呈現出來的過程，就像你為了表達一個想法拍一條短視頻，也是一種創作”。

對“看不懂”的交流，反而讓課堂活躍起來，慣常在美術課上低頭寫其他科目作業的同學，也會抬起頭來看。

在陳老師的理解里，“看懂”也并不是上課的重點，“就是一個概念，或者一種感覺，現在知道了，那以后就知道了，而總有那么一兩個人，會因此而改變些什么”。

到了期末的時侯，這門課布置了一個奇怪的作業：一個莫名的符號，沒有定義、沒有意義。

慶元的孩子們需要想象它的發音，最終錄音將會和美院學生們從符號出發的自由創作，一起在泥鰍集合成展覽，并用區塊鏈技術永久保存。

李明覺得，雖然藝術沒有方法，但這個符號有點像一座橋梁，能幫助學生們思考。每個人都能通過對它的理解去創作一個新的作品，找到介入藝術的方式、看待事物的觀點。

在錄制布置作業的視頻時，兩位老師一邊在學校門口吃拌面，一邊為慶元的同學們做開場白：“我們開始上課了”。

朱昶全播放了一個非洲原始部落的視頻，部落里的人與外部世界隔絕，語言的發音因此出人意料，一個名字甚至會有十幾、二十幾個音節。

他們期待，這個陌生的符號也將由慶元的學生們賦予全新的發音，甚至產生一種“共識”。如果有超過一半同學的發音都一樣的話，“從此就這樣叫它了”。

五百個慶元人，一個符號

在錄制作業時，胡丁予先去了慶中。接近飯點時分，學校在上朗讀課，讀書聲響亮而快速，每個人都專注異常。這群高二的學生將在這個暑假提前邁入高三，已經有種嚴陣以待的意味，下課鈴一響，他們沖出教室跑步去吃飯。

這是整個慶元最好的高中，幾乎是通向更大世界的唯一窗口，時間就是生命，就是命運。

胡丁予跟著學生們跑到食堂，通過校褲辨認高二學生，在他們吃飯的空隙錄制作業，“像一個豁口，從緊張中脫一下線”。

職高是另一種氛圍。胡丁予不確定同學們是否感興趣，于是在晚自習時再次播放了布置作業的視頻，結果大家充滿了活力。他們模仿李明吃面的聲音，關于符號發音的答案也五花八門，有人說了一句游戲里的日文，有人很浪漫，叫它“公園十字路口”，還有人說這叫“窟穴”——慶元方言里的”猴子“，而這恰巧是朱昶全經常創作的對象。

朱昶全將這些答案剪輯到一起，遙遠的聲音從耳機響起，他覺得是“宇宙傳來的”。

在展覽開幕的那一天，這些神奇的聲音作為展覽的一部分在美術館的上空回響，慶元學生們的名字和李明、朱昶全還有美院的學生們一起被放在了“藝術家”一欄，出現在展簽、展冊、公眾號的推文里。

展覽的另一部分，則是美院的7位學生在慶元駐留半個月的開放創作。

在這半個月里，美院學生負責埋頭創作，老師們和胡丁予負責解決其他問題，比如，對接來布展的師傅。

在北上廣做展覽，基本有團隊可以承包從布展到打掃衛生的一切，但縣城“沒有流水線”。需要電工，就得等電工下班，需要木工，就要約木工的空閑時間。

這些師傅沒怎么布過展，卻尤其有耐心。27張畫需要掛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但墻沒找過平、沒刷過膩子，電工鄭榮堂師傅就慢慢等待陽光暗下來，等水平儀的射線看得更清楚，再一張一張仔細把畫掛好。

被石冰稱呼為吳老師的焊工吳爐家，從泥鰍的第一場展覽起就在，幾乎成了美術館的固定人員。他最早覺得來美術館的藝術家石冰是“包工頭石師傅”，完全不理解“花這么大功夫做的展覽，三個月后要全部換掉”。

但漸漸的，他會在每次展覽開幕時到場，有時候帶著自己的孩子，好像逛美術館已經成為了他的一種日常。

這場展覽開幕時，美術館還邀請到了慶元的美術老師們、負責接送美院學生的出租車司機和其他布展師傅。然而，作為藝術家參與其中的縣中同學卻沒能到場。他們已經提前邁入了高三，美術老師也來不及告訴大家他們的聲音已經被放進展覽，因為“沒有美術課了”。

但在后來的一個月里，胡丁予遇到了來看展的學生。“可愛的臉，興奮地拿著展冊找認識的名字”，她就這樣認出了他們。

10月中旬，胡丁予印了兩批展冊重新回到縣中，發放給參展的高三同學。看到自己的名字作為藝術家被印刷，學生們的臉上出現了驚訝和雀躍。在經過高一班級時，胡丁予被高一同學熱烈地攔截，展冊迅速被分完，胡丁予讓這些同學也參與聲音的錄制。

錄制符號聲音的行動，還在縣城里更廣泛地擴散開來。在慶元的一些本地群里，胡丁予發了李明、朱昶全給學生們布置作業的視頻，隨后，有人發來一長串“噠噠噠噠噠”；有人發來一個名為“一群搗蛋鬼”的音頻，里面是一群孩子調皮地發出的“噗——”的聲音；有人用慶元人的口頭禪來念它，意思是“天，怎么了”。

而在這些聲音之間，穿插著縣城人的閑聊，怎么拼團，以及“活雞一只七斤買來，殺掉之后一般能剩多少斤？”

最終，500多個慶元人參與了符號的發音命名，這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和縣城共創的藝術——某一天，大部分慶元人認得這個莫名其妙的符號，就像作業視頻里說的那樣，他們會就符號的發音誕生出一個共識。

在慶元創作的過程中，李明和朱昶全感到了久違的自由和放松。從最開始就“不覺得杭州的觀眾就比縣城的觀眾更懂當代藝術”，他們沒有特意把“縣城的觀眾”單獨拎出來，反而做出了更大眾的藝術。

恰逢美術館開館一周年，胡丁予也發現自己和起初相比更放松了。一年前，比起觀眾不懂當代藝術，她更加擔心當代藝術不懂縣城，因此還與藝術家有過爭執。

而現在，胡丁予不再預設縣城與當代藝術的一種緊張關系，她想，當藝術家們在慶元做那些真正感興趣的事，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美術館和縣城共同的默契——就像這個符號一樣。

現在，一批新的觀眾來美術館參觀，還是會有人做出“破爛”的點評。但新的觀眾會變成舊的，“奇怪”會引發“好奇”。這是一件緩慢的事，但正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