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教條主義的背景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做出了著名的“秘密報告”，消息傳出后，舉世震驚，并在其國內和國際上引起了一系列的風波。

中國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是明確的：確實不應該迷信斯大林，但是轉而將其全盤否定，也是絕對不應該的。

蘇聯一直以來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率，然而它同樣在“秘密報告事件”上犯了這樣的錯誤，這讓我們看到了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的重要性。

那年4月，中央先后發出了關于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等5個文件的通知，并對克服我們工作中的教條主義、黨八股做出了明確的要求。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由劉伯承元帥擔任院長的解放軍軍事學院也迅速開展了一系列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

實事求是地說，劉伯承元帥絕對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身為一位深諳兵法之道的軍事家，他曾多次旗幟鮮明對對教條主義提出過自己的批評，他說：“同樣的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的就不是；龐涓的是，孫臏的就不是。同樣是讀馬克思，王明的就是教條主義，毛主席的就不是?！?/strong>

如果劉伯承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是怎么領導部隊打出那么多的勝仗的？

當然，劉伯承也承認我們的工作中確實存在一些教條主義的問題，因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

針對反教條主義的工作，他指示說，要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對的就發揚，錯的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斗爭……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者的責任”。

劉伯承元帥支持反教條主義的工作，同時更勇于在這項工作中承擔責任，他的擔當讓人感動。

軍事學院成了反面案例

在對反教條主義運動做出一些指示后，劉伯承在1956年11月因身體原因去了上海治療，臨行前，他推薦由陳伯鈞任代理院長，鐘期光為代理政委。

1957年春，反教條運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那年2月，國防部派人到軍事學院來檢查工作，隨后武斷地對軍事學院這些年的成績做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結論認為，“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I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教學工作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strong>

當時在上海養病的劉伯承指示陳伯鈞和鐘期光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

同年8月，劉伯承因為身體原因，向中央遞交了辭去高等軍事學院領導的報告，劉伯承離任時，學院政委鐘期光高度贊揚了劉伯承這些年來為軍事學院做出的貢獻，他的那些贊揚代表了軍事學院幾千師生的共同心聲。

然而，1958年春天，隨著八屆二次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的召開，軍隊中的反教條主義又被推向了一個高潮。

軍事學院這次成了全軍的反面案例，對它的批評有：沒把我們自己的軍事著作當成基本教材，只當成了參考材料；不講我們中國革命自己的經驗，卻專講“十大打擊”；提起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本國的東西卻被看成黃土……這些話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懷仁堂里的掌聲

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后，仍在外地療養的劉伯承被召回北京出席會議，到北京后，他就患上了青光眼，眼壓最高能到73度，劉伯承只能進入醫院一邊治療，一邊準備檢查資料。

看到此情此景，一向耿直的陳毅元帥對老戰友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我替你寫！寫一百個字就夠了！”

7月10日，劉伯承帶病出席了在懷仁堂召開的會議，并在會議上做出了自己的檢討。那一天，懷仁堂里座無虛席，劉伯承剛站到講臺上，臺下就響起了長達半分鐘的熱烈的掌聲，很多人還忍不住為劉帥流下了自己的熱淚。

這些掌聲和淚水中，都是大家對這位66歲的開國元勛的崇敬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