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我們在《在烏克蘭戰火中拍下紀錄片 西恩·潘：壞小子總是在一線》一文中提到，由于形勢危急，西恩·潘被迫逃離至波蘭境內。對于享受和平的人們而言，在戰區做新聞報道、拍攝紀錄片聽上去又神氣又刺激，但每時每刻與死神擦身而過的危險卻總是被忽略。

上周日在烏克蘭首都基輔附近，發生了美國記者、紀錄片導演布倫特·雷諾德（Brent Renaud）遇難身亡的悲劇，再次提醒人們，身處戰爭前線的殘酷與戰地記者的處境。

布倫特·雷諾德

為了自己的新聞理想，雷諾德從事這項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超過20年，最終將生命永遠地留在了斯拉夫大地上。他的正直與勇敢，值得每一位媒體人與紀錄片人牢記。

撰稿｜許 靜

編輯｜鮮 于

校對｜張 帥

出品｜Figure紀錄片

根據目前的新聞報道，當地時間3月13日，51歲的布倫特·雷諾德在基輔城外的伊爾平小鎮（Irpin）拍攝戰火中逃亡的烏克蘭難民時，遭到了槍擊，頸部中彈身亡。一同被襲擊的，還有世界新聞攝影獎得主、攝影記者胡安·阿里丹多（Juan Arredondo，曾受雇于《國家地理》《紐約時報》等），他隨后被送往當地醫院救治。

布倫特·雷諾德的媒體工作證

盡管目前還無法證實，雷諾德在烏克蘭的拍攝工作是受雇于某一媒體，還是在完成獨立紀錄片。但因為其遺物中有一張過期的《紐約時報》媒體證，當他遇害的消息第一時間傳到國內時，一部分人的關注點竟然是《紐約時報》不認自家記者、甩鍋「臨時工」，還有人言之鑿鑿地斷定雷諾德隸屬CIA（美國中央情報局）。

事實上，雖然在互聯網上能找到的關于雷諾德的信息并不多，但在過去近20年時間里，他與兄弟克雷格·雷諾德一起已經完成了多部紀錄片，題材大多圍繞反戰和反種族歧視主題，包括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2010年海地大地震、埃及及利比亞的政局動蕩、墨西哥毒品戰爭，以及中美洲難民危機等（詳見雷諾德兄弟網站：https://www.renaudbrothers.com）

布倫特·雷諾德出生于1971年，曾為美國多家新聞和媒體機構包括HBO、NBC和《紐約時報》工作，后來成為一名獨立新聞記者和紀錄片導演、制片人，并獲得美國導演工會「紀錄片杰出導演成就大獎」。

雷諾德兄弟是普利策中心特許獎金的獲贈者，還是小石城電影節的創始人。2015年，他們為Vice拍攝的芝加哥一所學校的紀錄片《Last Chance High》獲得獲得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佐治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設立的媒體行業獎項）。2019年，布倫特·雷諾德被阿肯色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同年成為哈佛大學年度尼曼學者（Nieman Fellow，哈佛大學尼曼記者基金會專為新聞從業者創立的獎項）。

正如《紐約時報》副總編輯Clifford Levy在聲明中說：「布倫特的身故無疑是可怕的損失。像他一樣勇敢的記者們，冒著巨大的風險，見證現場，讓全世界知道，俄羅斯給烏克蘭帶來的毀滅和苦痛。」——戰地媒體工作者是全人類的守護者，失去一個這樣優秀的生命，讓這個世界比前一天更加糟糕了。

2011年，曾執導《動物莊園》《硅谷傳奇》的好萊塢導演馬丁·伯克（Martyn Burke）拍攝了紀錄片《硝煙下的戰地記者（Under Fire: Journalists in Combat）》，將鏡頭對準世界各地的戰場，將人物訪談、戰地照片和影像編織在一起，揭示了這些傳奇記者的所見所聞、想法和感受。

直面死亡時，才是對生命感受最強烈的時刻

在英國倫敦，有一條大名鼎鼎的「艦隊街」。對于全世界的新聞工作者而言，那里是圣地般的存在。1702年5月，英國第一份日報、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定期出版的報紙：《每日新聞（Daily Courant）》在艦隊街發行。鼎盛時期，《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獨立報》《衛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100多家媒體總部集中在這條短短幾百米的街道兩側，成為英國媒體的代名詞。

艦隊街上有一座名為圣布萊德教堂（St Bride's Church），由于所處的特殊位置，素有「記者教堂」之稱，也是媒體人的精神家園。在教堂的東北角，有一座新聞記者圣壇，專門用來紀念每一位在戰地報道中被挾持甚至犧牲的媒體工作者。英國皇室成員會親自出席他們的紀念儀式，表示對這些勇士的尊重。

伊麗莎白女王親自出席紀念儀式

面對著整整一面墻的記者照片和名字，神父回憶：（1980年代）他剛到這座教堂的時候，圣壇上的名字并不是很多——那個時候新聞記者在前線犧牲的事很罕見，現在已經稀松平常了。

有數據統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僅有兩名記者喪生，但在過去20年中，每周幾乎有一名戰地記者死亡。

蘇珊·奧米斯頓 (Susan Ormiston，當時她是加拿大電視記者、CBC 電視臺The National記者）在紀錄片中揭露：「現在（戰地）記者的處境甚至比士兵更加危險，因為士兵被殺死是很正常的事，但記者被綁架或殺害時會登上頭條。」

芬巴爾·奧雷利（Finbarr O'Reilly）是一名獨立攝影師，同時兼任《紐約時報》定期撰稿人，曾經長期在戰亂的阿富汗從事新聞報道。幾乎每次重返阿富汗，奧雷利都能聽到新的噩耗：曾經熟悉的人死于交火或者爆炸。

芬巴爾·奧雷利攝影作品

當紀錄片導演遠程連線他進行拍攝時，奧雷利透露了心底的不安：「我犯了一個錯誤，看了一個英國記者被地雷炸掉的鏡頭，心里面開始打鼓。但是在前線，你真的不能想太多，只管去做好工作就行了。」

在不安全感的驅使下，奧雷利決定暫時撤離阿富汗。他從開羅穿過沙漠，在五六天里走過了五個國家，最終抵達利比亞。他說：「我得趕快逃，離開這個前線戰場，越快越好。」

美國戰地紀錄片導演喬恩·斯蒂爾（Jon Steele）說：「我和我的同行們就像是能提前預知毀滅、死亡與苦難的先知。和大多數‘先知’一樣，我們的下場也不會太好。直面死亡時，才是對生命感受最強烈的時刻。」

對于女人來說，永遠都擺脫不了母親的角色

和普通人一樣，戰地媒體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愛人和孩子。但這份工作的特殊性質讓他們與家人的關系變得微妙。沒人可以忍受自己深愛的人時時刻刻處于危險之中，但他們只能選擇尊重。于是，幾乎所有的記者都很少和家人談自己的工作，對其中的危險性更是絕口不提。

與男記者相比，那些為人母親的女記者無疑更加艱難。蘇珊·奧米斯頓說：「最難的部分就是出發前的那個星期，看著孩子們鼾甜地睡去，你會質疑自己為什么要離開。」

蘇珊·奧米斯頓在工作中

當代文明社會對女性的職業限制已經少之又少，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對于女人來說，永遠都擺脫不了母親的角色。即使身處戰區，作為母親的蘇珊也要通過越洋電話哄孩子，于是很詭異的一幕出現了：她一邊在電話中對孩子說：「你是對的，復活節兔子并非真的存在，但如果你不信的話就收不到禮物。」一邊站在坎大哈的開闊公路上，準備登上武裝運兵車前往作戰基地。

時任《星期日泰晤士報》首席外國記者的克里斯蒂娜·蘭姆（Christina Lamb），也是一位聲名顯赫的的女性戰地記者。30多年來，她先后報道了從伊拉克、利比亞、安哥拉到敘利亞的戰爭，從厄立特里亞到津巴布韋的鎮壓，從尼日利亞被博科圣地綁架的女孩、伊拉克的雅茲迪性奴隸到阿富汗婦女的困境等問題，曾獲得了十五個主要獎項，其中包括四項英國新聞獎和歐洲戰地記者貝葉-卡爾瓦多斯獎。

對這位戰績卓越的記者來說，戰爭報道是令人興奮和著迷的，即使危險重重。但女性的身份依然給她帶來極大的挑戰。在中東國家，女性戰地記者經常會被人亂摸騷擾，蘭姆只能強硬地架起胳膊推開那些人。不僅如此，為了尊重中東國家的宗教習慣，她還要帶上頭巾，穿上寬大的衣服，把自己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

在阿富汗，蘭姆和美軍部隊一起經歷了被塔利班包圍，命懸一線。當時，蘭姆腦子里想的是自己六歲的兒子再過一個星期就要過生日了，她答應過會回家為他辦一個足球生日派對。

女性戰地記者克里斯蒂娜·蘭姆

幾天后，僥幸逃生的蘭姆回到家，放下行李，喝了一個月以來第一杯「像樣的茶」，然后就去超市開始采購火腿和切片面包，準備為20個七歲的孩子準備火腿三明治。

蘭姆不喜歡人們將她母親的身份和戰地記者的職業相聯系，在她看來這似乎是在暗示身為一名母親，她不應該從事這么危險的工作，這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但是很多男性戰地記者也同樣是父親，人們就不會去問他們如何履行父親的職責。這很不公平！」

重新回到生活中，對這些女性戰地記者是很難的，因為回到家中要面臨巨大的角色轉換，重新做回母親和家庭主婦。

面對鏡頭，蘇珊自問自答：「你丈夫對此理解嗎？是的，他理解。他對此滿意嗎？不，他不滿意。」

干我們這行的，有些人結過三次婚、四次婚，有些人酗酒、有些人吸毒，有些人自殺

因為曠日持久的阿富汗戰爭，原本擅長人物攝影的芬巴爾·奧雷利幾乎是無意識之中成為一名專職的戰地攝影師：「拍照會驅散我的恐懼，但它并不會消失。當你想撤離的時候，你仍然會兩腿發抖，摔倒在地。」

每一個戰地記者都被問過無數次，為什么要從事這樣危險的工作。對此，奧雷利回答：「我不是冒險狂，我不是為了追求刺激。但與此同時，當你長年累月地生活在戰火紛飛的地方，這當然會改變你對事物的看法。當你有了這樣的體驗，就會覺得其他的選題都不重要了。」

來自戰場的體驗固然難得，但對于當事人來說可能意味著災難。當奧雷利完成報道回到倫敦的時候，發現自己出現了幻覺：「我有一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好像在天上注視著自己穿過人群，看著自己和同事們開會。我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不久之后，奧雷利被確診罹患了抑郁癥。

喬恩·斯蒂爾覺得自己有負罪感

在薩拉熱窩，喬恩·斯蒂爾目睹了一位小女孩被子彈射穿頸部。當時，這個小女孩正在斯蒂爾的門外等待發放糖果。在醫院停尸間見到小女孩尸體的瞬間，斯蒂爾悲痛萬分，感覺腳下的大地都在晃動。斯蒂爾選擇立刻離開薩拉熱窩，但在機場候機時，他還是沒能控制住自己，精神奔潰，無法自制。這種由巨大的悲痛引發的心理創傷，以及失去同事的打擊、親眼目睹血腥場面的刺激、被綁架的經歷、受到致命槍傷的后遺癥……幾乎是每一位戰地記者無法擺脫的噩夢。

在過去，戰地記者都不屑于討論抑郁癥或應激性創傷障礙（PTSD）。他們喜歡把這種感覺稱作「我需要喝上一杯」或者「我需要吸點大麻」。喬恩·斯蒂爾說：「干我們這行的，有些人結過三次婚、四次婚，有些人酗酒、有些人吸毒，有些人自殺……」

在盧旺達，喬恩·斯蒂爾在一家兒童醫院里目睹成群年幼的孩子們陷入饑餓中慢慢等死的慘狀，但卻無能為力。巨大無助感似乎喚醒了他內心的惡魔，他瘋狂地想殺人，「把子彈打進那些人的腦袋里」。

這些經歷讓戰地記者們很難與人建立正常、穩定的情感關系。于是他們結成了互助組織，從一個戰場奔赴另一個戰場，抱團取暖，但這并不能讓他們的情緒好轉，反而會互相感染。

芬巴爾·奧雷利在跟心理醫生通話

近年來，媒體決策人逐漸意識到心理問題對戰地記者的影響，并開始采取措施進行干預。在紀錄片中，精神科醫生安東尼·范斯坦（Anthony Feinstein）與記者一起治愈創傷，對報道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一一進行討論和應對。因為曾在南非擔任軍醫的經歷，范斯坦可以得到大部分戰地記者的信任和認可，雖然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通過電話進行心理治療。

戰地記者、普利策獎得主保羅·理查德·沃森（Paul Richard Watson）說：「無論入行多久，我認為每個深陷其中的人都是受困于他們自身的問題。但一旦你選擇干這一行了，就不要在事后乞求同情。既然是你自己做出的選擇，你就要自己承受。」

我以前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但我現在不這么覺得了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有各種各樣的個人原因，只有在戰場上才能感覺到掌控力，或者迷戀死里逃生的感覺，或者是逃避現實生活的庸常。但在骨子里，他們都有悲天憫人的高貴本性，痛恨謊言和殺戮。在不同的文化、宗教、歷史面前，在國家與政治前面，在生與死面前，媒體倫理常常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在阿富汗，芬巴爾·奧雷利被當地民眾懷疑是政府方間諜。他們圍攻他的車子，試圖把他拖下車處置，幸虧當地司機和翻譯及時關上了車門，開車沖出了人群。

喬恩·斯蒂爾曾在伊拉克的美軍部隊中獲得不受限制和未經審查的拍攝權限，記錄了士兵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戰場到生活日常，并拍成一部系列紀錄片。在他出版的書中，曾坦白自己有很深的負罪感，因為他「需要那些人去死」。

「當那些小臉孔望著你向你乞求幫助時，你能做的只是拍照，因為那是你的工作……我又能怎么辦呢？」

「拍下那些正在受苦、將要或者已經死去的人，這或許是下作的行為。」面對鏡頭時，斯蒂爾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當我說我需要他們去死，需要他們去受苦的時候，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冷血。因為我要做的是，通過電視屏幕把人們從舒適的沙發拖進我的鏡頭里，告訴他們：瞧，世界還有這一面！」

保羅·理查德·沃森是一名加拿大攝影記者。1993 年，他為多倫多星報報道索馬里內戰時，拍到了一架被擊毀的美國「黑鷹」戰斗機和美軍遺體殘骸。但當他通過媒體發表這些照片時，美國軍方卻公開否認戰機被擊落的事實。

一周后，沃森得知又有一架「黑鷹」戰機被擊落。為了揭露美國政府的謊言，他冒著巨大的風險，進入憎惡外國人的索馬里人群中，拍攝到美軍上士威廉·克利夫蘭的尸體被索馬里人拖過摩加迪沙的街道的照片——好萊塢影片《黑鷹墜落》即是根據這個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這張照片不僅讓美軍徹底顏面掃地，也令世界震驚。

保羅·理查德·沃森攝影作品

沃森極為出色地完成了一位戰地攝影師的工作，因為這張照片獲得了1994 年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這場戰爭的終局。但他卻因為向世界公布了威廉·克利夫蘭遺體被辱的照片而飽受折磨——時至今日，沃森都覺得自己的行為，是參與了對逝者的褻瀆。

沃森回憶當他看到遺體的那一刻，聽到一個聲音對自己說：「如果你這樣做，我會讓你一輩子不得安寧。」然而他只能在心里回答那個聲音：「請你理解我，我這樣做是事出有因的。我必須把這個展示給世界看，因為軍方很清楚發生了什么事，但卻矢口否認。」

從理智上，沃森知道自己并沒有做錯，但他無法逃脫良心的責備：「我以前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但我不這么覺得了。我認為自己配不上好人這個稱號，我只想獲得解脫。」

沃森與另一位知名的戰地攝影師凱文.卡特是老朋友——后者憑借一張舉世聞名的照片榮獲1994年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

獲得1994年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的照片

但在后來的日子里，這張照片讓卡特陷入了無盡的深淵之中。在鋪天蓋地的輿論與生活重重壓力下，凱文在拿到普利策新聞獎不久后「畏罪」自殺。

在卡特死后，關于這張照片的拍攝背景和「攝影師見死不救的」真相才開始浮出水面：照片拍攝于一座難民救濟營附近，離畫面中小男孩不遠就是人群，他并沒有活活餓死，成為禿鷲的美餐，而是和自己的母親繼續生活在一起。

沃森與卡特這樣多年的冒死拍攝的戰地攝影師，即使拿到普利策獎，功成名就，依然無法靠作品賺得豐厚的收入，生活時常陷入困頓窘迫。他們是一群完全靠著理想主義在支撐自己的人，他們為歷史記錄下了無數震撼時刻，也間接拯救了無數人。然而這些為人類盜取希望火種的人，卻很難為自己尋找希望，甚至只能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

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說，戰爭永遠是罪惡的、泯滅人性的，是人類數千年來無法根治的毒瘤。正因為如此，那些在戰場上為了他人命懸一線的人們——媒體工作者、醫務工作者、援助志愿者、法律工作者等等——都是在努力療治這無望的絕癥。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人類的英雄。他們需要的，或許僅僅是普通人的一份善意和理解。

圣布萊德教堂新聞記者圣壇

2010年倫敦圣布萊德教堂舉行的一場紀念逝世記者的儀式中，神父在悼詞中說：「向這些為了從世界新聞發生的最前線向觀眾報道事實而獻出寶貴生命的記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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