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讀《史記》的人，定然不會注意《史記·項羽本紀》中的這幾個字——“洹水南殷墟上”。

因為這幾個字，夾在一個故事中，司馬遷乃是敘事，只是敘事時涉及到一個地方，地方無名，只說“洹水南殷墟上”。

故事大約是這樣的，秦將章邯與項羽對峙，章邯內外受制，為秦之心動搖，故而欲投降項羽。

項羽本不愿意，但也無法一口吃掉章邯的軍隊。于是，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

這相當于兩軍要簽訂停戰協議，必須約一個地方見面。地點由項羽來制定，“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雙方結盟之后，章邯還給項羽哭了一鼻子，說趙高太壞了。

事情頗為精彩稀奇，于是人多重其事。

但《史記》短短一段文字中，卻包含無數獨特之處。

第一，無地名，乃曰“洹水南殷墟上”。

第二，字特別，“洹”這個字，無任何特殊意義，只是為了一條河水造了這么一個字。今日此水已不見，古稱洹水，在河南境內，亦稱“安陽河”。

第三，詞特別，“墟”字特別，此字指許多人家居住過而現在已經荒廢了的地方，常用的詞如“廢墟”，古代將墳墓也叫墟。墟與殷相連，意義大不一樣。楚漢之時，殷已遠矣，而司馬遷稱“殷墟”，是何意呢？難道此地是殷之墳墓？

此三件，在平常讀書人那里，并不重要。但在考古學家眼前，無異于電閃雷鳴。

中國過去幾千年中，一直有一個傳說被埋在地下，也許，它該靜靜地埋著，不顯于世，才是歸宿。

但在近代史上，因為出現了一場文化較勁，而使得這個傳說轟然出世。

先說文化交量的事。

王國維一肩撞開了甲骨文世界的秘密，而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可信，此后歷經無數搜集挖掘，老派的學者，比如大部分金石學和古器物學家認為，從王懿榮時代開始，30年間，甲骨這玩意兒已經被挖掘一空，地下已無寶藏。

王國維跳湖之后，此事更加無人能說得清楚。

而其跳湖離世、梁啟超病重日迫西山，留下了一個大隱患，那就是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似乎將要解散，趙元任要出國，陳寅恪獨木難支。

更重要的是，李濟要走。

李濟雖然不在四大導師之列，是不是大師的大師，但他要成為大師之心終不死，即便他在清華期間一直奔波在田野發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中。

而出身北大、從歐洲歸國的傅斯年瞧準了機會，要與國學一干到底。

此人是個徹底的新文化推進者，五四運動期間，他擔任過游行總指揮，雖然受了胡適的影響，最終“急流勇退”，但那股子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的勁頭尚在。據他的上司中山大學的校長朱家驊說，這是一個“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的人。

他主持著中山大學文學院，廣泛增進人才，無論中外，一律接納，后來大名鼎鼎的顧頡剛、楊振聲等均在列。

哦，對了，還有魯迅。

魯迅那時是中山大學的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公當然也是“目空天下士”的人物，且那時正是一肚子氣要撒。因為魯迅那時候剛經歷過北平“女師大風潮”，對包括胡適在內的一切“洋紳士”甚至沒有好感。陳源、徐志摩、胡適等皆在魯迅所罵之列。

而傅斯年主持的這個文學院，恰有一個特點，即特別偏向“海龜”、“洋紳士”。

而這些“洋紳士”們恰恰有一個習慣，都喜歡“攻擊”人，當然，魯迅也很有攻擊性。

顧頡剛等曾攻擊過魯迅。

魯迅大怒，立即還擊，還擊內容即是著名的《不是信》長文。

傅斯年的“門下”有如此人，于魯迅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魯迅火冒三丈，對傅斯年說：“他來，我就走！”

魯迅辭職，離開了廣州。那是1927年。

但傅斯年的腳步并不停下，他去挖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人。陳寅恪同意了，趙元任也同意了。

講師李濟沒有理由不同意。

但最吸引李濟的是傅斯年的許諾，李濟為中山大學史語所第三組——考古組主任，且一定要改正“口號將止于口號”的痼疾。

這中間的過程，確實頗為復雜，極像撕逼。

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震驚世人。

因為這堆人都比較“激烈”，就像他們的口號一樣，與一切傳統文化作較量，甚至是決絕。

比如，把那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等等！

其后，就是付諸實際，不要“口號將止于口號”，要干出一番事情來。于是，尤其是考古組，冒著被傳統金石學家和器物學家的反對，依然依照司馬遷的指示，去了安陽。

這一去，24天，安陽殷墟名聞天下。

其中的工作簡述如下：

發掘土坑40個，揭露面積280平方米；掘獲石、蚌、龜、玉、銅、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獲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豬、羊等骨架出土。

據說還挖到了“和尚墳”。

因為主持者董作賓是書齋里走出來的，沒見過骷髏頭，便以為挖掘出來的頭上無發的墓主人是一位和尚。因此又埋了回去。

而李濟、梁思永主持挖掘后，便注意到了人骨標本采集。

時年33歲的李濟，做出了重大而準確的決策，把中國考古學帶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再次的發掘，除了更多的器物，三千余片甲骨，還有兩大獸頭刻辭和聞名于世的“大龜四版”——即完整的刻滿字的龜殼。

陶片中發現了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質的彩陶。

傳說現世了，中國有文字記錄的最早的一段歷史與國際所謂的中國史前文化連貫起來了。

司馬遷看似隨意的幾個字，竟然是真的！

用新的方法，舉證了古老的傳說。

其間之神奇，令人感慨。

李濟在安陽

之是，那時候李濟之輩雖然知道這地下還有無數的寶藏，可是已經無法繼續進行下去了。1930年，河南冰雹成災，大者數斤，小者如雞卵，之后是旱災，據一些資料記載當時河南境內“每天平均餓死一千余人”。

李濟所率領的殷墟發掘隊又與河南地方勢力為爭奪器物而糾紛不斷。

緊接著就是中原大戰，河南大地在血與火中顫抖，挖掘工作難以進行。

而李濟等并未灰心，離開安陽，轉道山東濟南城子崖，繼續工作。結果，又一連傳說都沒有的文化現象——龍山文化現世。

1939年，一個農民帶著42個人，用了三個夜晚，從“洹水南殷墟上”的地下，挖出了一個重近900公斤的大鼎，即震驚世界的“司母戊方鼎”。而后又把它埋在了糞坑里，日本人死也沒搜到。只是，那時候李濟不在。

1952年，毛澤東主席沿洹水踏上了殷墟，望著漫漫荒野感慨道：“來到這個地方，也看不到多少古啊。”但他又說：“不，來到這個地方，連土地都是古的！”

這個地方，讓傳說變成現實，讓朦朧之史清晰。實在令人驚嘆，而且更堅定了中華文化之魂。

但我們不應苛責傳統派，過去幾千年，這些傳說也好好地在地下，孔子再圣，也不知甲骨文，但不代表他們不信。

其實那些不動手的人，或者不講科學的人，其實也相信，如魏晉時向秀的《思舊賦》便明明白白地說：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

他于幾千年前，望的是殷墟之地，嘆的是歷史，毛澤東于現代望的也是殷墟之曠野，嘆的也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