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永遠值得我們銘記的日子，同時我們還應該知道，侵略者向來都是狼子野心。貪婪的征服欲背后，他們在表明上，往往會以“受害者”的姿態來行侵略之實。

自1894年甲午戰爭到1945年的抗戰勝利，軍國主義下的日本，開展了五十余年的侵華活動。可謂是罪行滔天，罄竹難書。

在牢記歷史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去了解事件背后的動因，以儆效尤，而不是一味地宣傳無差別的仇恨。縱觀“九一八”事件的前后數十年，不然發現，日本法西斯，一直在以“受害者”的身份，行侵略之實。

軍國主義下的日本，很典型的魔怔人治國，在他們看來，只要符合大和民族的生存利益，就可以無視一切公理準則，畢竟行為合理化的說辭還是很好找的。

壹

貪得無厭

讓我們把時間追溯到1868年，統治日本兩百余年的德川幕府在內憂外患之下倒臺，幕末將軍德川慶喜戰敗之后，將大權奉還給了天皇，拉開了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的序幕。

久居幕后的天皇重新當政，維新改革，又會觸犯太多既得利益者。加上自改革開始，“富國強兵”就成為了既定的三大國策之一。

因此，對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就成了明治之后的日本，轉嫁國內矛盾，賺取生存空間的最主要方式。自從效忠天皇的武士道與“富國強兵”相結合，日本軍政要員，就在策劃著對朝鮮和大清的進攻。

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日本借著朝鮮的內亂、與大清在邊境海岸上的“擦槍走火”，挑起多次爭端。后來借著鎮壓朝鮮東學黨起義，入朝干涉，與清軍發生直接沖突，并于朝鮮海岸附近襲擊清軍運兵船，這就是甲午戰爭的爆發。

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后，逼迫滿清簽訂《馬關條約》，賺取大量的賠款與通商建廠利益。還企圖獨占遼東半島，作為主要的生存空間。后在俄、法、德的干涉下，被迫中止。

但是貪婪之口一旦開啟，就再也停不下來，進入二十世紀以后，日本對遼東半島的野心，愈演愈烈，日俄戰爭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在后來一戰爆發之后，日本對當年德國參與“三國干涉還遼”懷恨在心。便加入協約國作戰，出兵進攻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擊敗德軍之后將其據為己有。

一戰之際，中日同為協約國陣營，日本以幫助民國政府擊敗德軍為理由，自然不愿意輕而易舉撤出在山東的駐軍。餓狼怎會吐掉到嘴邊的肥肉，便開始坐地起價，獅子大開口。

日本當局，先是洞察到袁世凱的野心以及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借口管住日本國的浪人，不讓他們參與孫的革命活動，以此要挾袁世凱簽訂著名的“二十一條”，企圖鯨吞中國，后激起大量的愛國反日狂潮，不得不作罷。

袁世凱由于復辟風波而倒臺，段祺瑞接管國民政府之后，與日本當局“各取所取”。段祺瑞政府問西園龜三提出借款以穩住統治局勢。

日本當局在借款的同時，提出了在蒙滿一帶修建鐵路，開發煤礦、森林等一系列要求，段祺瑞當局答應下來，為后來日軍的侵占東北，埋下了伏筆。

除了不平等的條約出來，日本當局，多次以保護僑民的利益，出兵入境干涉中國。難得有一些理智的人士，都被軍國主義分子的狂熱給掩蓋下去。

最典型的，北伐戰爭期間，1927年，英美軍艦炮擊南京城，日本軍艦沒有參與開炮，在國內被批為保護僑民不利，招致一片罵聲，甚至艦隊指揮官被迫自殺謝罪。

軍國主義下的日本，貪得無厭，得寸進尺的舉動昭然若揭。但是正如戰犯重光葵在回憶錄中所寫的那樣：日本的二十一條是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失誤，失誤之處在于并沒有看見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想

貳

“隱憂”下的干涉

日本在干涉中朝的過程中，一直以來有個不得不擔心的鄰居——沙俄帝國。日俄戰爭中，雖然沙俄的外強中干暴露無遺，但是日本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沙俄的基調，從君主制轉變成了紅色，并且開始向全世界輸出紅色革命。日本境內也出現了不少受紅色蘇維埃影響的團體。

其中最為激進的，就是日本共產黨了，從誕生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在黨章中宣布，要廢除日本天皇的統治地位。這就跟日本的帝國憲法中“天皇萬世系于一表”、“軍隊的統領”相沖突了，因此日本當局對日共采取了強硬的抵制態度，且嚴防外部紅色革命的輸入。

因此，當孫中山開始提出新三民主義，接受蘇聯的援助，組織北伐軍，征討北洋政府的時候，日本當局擔心“赤化”的國民革命軍滲透，便與孫中山劃清了界限。即使是曾經與孫交好的日本首相犬養毅，也與其保持很遠的距離。

所以在北伐戰爭過程中，日本當局支持坐鎮北京的東北軍閥張作霖，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希望雙方能夠僵持下去，坐山觀虎斗，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可是沒有想到的是，張作霖的部下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勢如破竹。日本的態度只好轉變，勸張作霖撤回東北，以維持代理人，保障日本在東北的利益。

張作霖其人，工于心計，借助日本人的力量，維持其在東北獨立王國的地位。用個人財富表達感激的同時，對于日本的一系列要求，也陽奉陰違，盡可能地不出賣太多國家利益。

因此，日本軍部中的激進分子，便設想由于日軍直接掌管東北，廢去代理人的地位。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軍部中的激進分子河本大作炮制了皇姑屯事件，預先埋伏炸藥，暗殺了張作霖。

河本大作的所作所為，當時日本上下都心知肚明，這種行為本來是會引發嚴重的外交爭端，但是在軍國主義和激進分子的影響下，河本大作并沒有受到嚴重處罰。

時任日本首相濱口雄幸迫于壓力，只是對河本大作進行了秘密的審查，處罰結果不對外公布。從此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軍部激進分子可以打著為國家利益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采取無底線行動，且不用擔心收到懲處。這也是日本法西斯走向瘋狂的開始。

正是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爆發以后，軍部的激進分子越發狂熱，擴軍備戰，吸收了大量在蕭條中破敗的底層無業游民，四處宣揚對外侵略，擴大生存空間的重要性。

此時的日本，也有像幣原喜重郎這樣的人士，提出“小日本主義”，放棄海外殖民地，停止軍備擴張，專注于國內發展生產，但是很快被斥為“一個學法律的書呆子”外交，理智的聲音就被淹沒在魔怔與狂熱中。

叁

謠言中的“正義”

除了一些見不得光的野蠻手段之外，侵略者們，從來都喜歡用謠言和夸大無數倍的事實，來描繪自己的“受害”程度，獲取禮法上的“正義性”。

1928年在北伐軍進攻濟南城的時候，發生了十余名鴉片販子被殺的事件，日軍駐濟南的少壯派軍官，便向日本媒體宣傳，有兩百多名僑民被殺，唯恐天下不亂。

日媒自然去大肆宣傳一番，于是當局以保護僑民為由，侵入濟南，無辜屠殺平民數千人，還將負責外交的官員蔡公時虐殺。

九一八前夕的萬寶山事件與中村間諜事件更是如此。前者，本來只是中朝兩國農民為爭奪地權而發生的一些列沖突，鬧到警察處，日本巡捕也趕來鳴槍示警，但并未造成傷亡。

隨后日本的媒體，就大肆渲染中國邊境上，中國農民對朝鮮的民族壓迫，在朝鮮掀起了一股排華風潮，又是造成數百人死傷，給了日本關東軍維持局勢的借口，加以干涉。

中村事件，是1931年五月，日本軍人中村震太郎等四人，在軍事調查的過程中，由于沒有攜帶護照，被東北軍抓獲，并且在身上搜出繪制的地圖，測量工具等，間諜鐵證確鑿。

張學良下令將四人秘密處決，尸體焚毀，不料在這個過程中，行刑人員一時貪念，將中村等人的手表拿去當鋪換錢，后來日本情報部門順藤摸瓜，得知了間諜被東北軍處決的事實。

這一事件傳到少壯派軍官耳朵里，又是炸開了鍋，這是那些信奉武士道的戰爭狂熱分子所不能容忍的，他們在靖國神社門口聚集，商量著武力解決中村事件。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等人的策劃下，柳條湖鐵路爆炸，一出自導自演的戲，關東軍就開始了罪惡滔天的侵略行動。

縱觀九一八之前的幾十年，我們不難發現，侵略者一旦開啟擴張侵略的步伐，就像染上毒癮一樣，一發不可收拾，越發覬覦未曾染指的利益。明治維新之始的日本，就是如此，越發化身為一只罪惡的饕餮。

銘記歷史，牢記軍國主義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外，我們還要知道，侵略者，總是習慣用義正言辭的話術和夸張無數倍的事實為他們的動機洗白，這是歷史給我們的經驗教訓。

透過迷亂的話術本身，睜開眼睛看看他們究竟做了什么，相信事實，這是拆穿一切侵略者手段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