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0日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獲得這一獎項，以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據悉，三位獲獎者將平分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約合人民幣630余萬元）。

本·伯南克1953年出生，曾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現就職于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戴蒙德生于1953年，現就職于美國芝加哥大學；迪布維格1955年出生，現就職于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諾貝爾委員會介紹，3位獲獎者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學術工作“顯著提高了我們對銀行在經濟中作用的理解，特別是在金融危機期間”，并說明了為什么避免銀行倒閉至關重要。這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和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是無價的。

與其他諾貝爾獎不同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唯一一個并非根據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愿設立的獎項。該獎正式名稱為“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于1968年設立，旨在表彰在經濟學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人。

瑞典皇家科學院從1969年開始受命負責評選該獎項，該獎項由瑞典皇家科學院根據與其他5個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相同的原則頒發。

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每年9月至次年1月底接受推薦，從每年2月1日起進行篩選和審定，在每年10月公布，并于每年12月10日的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頒獎。公開資料顯示，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至2022年期間共頒發了54次，有92名獲獎者。

全球滯脹危機下，

諾貝爾獎聚焦銀行與金融危機

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官方發布的新聞稿中，以“他們的發現改善了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為標題，介紹了這3位諾獎得主的研究。他們的貢獻簡單來說，就是強調了在銀行系統中“流動性”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期間，為什么避免銀行倒閉至關重要。

要使經濟運轉，儲蓄必須用于投資。作為中介機構，銀行接受儲戶存款的同時也向借款人提供長期貸款。然而，銀行卻容易受到有關它們即將倒閉的謠言的影響。如果大量儲戶同時跑到銀行取錢，謠言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銀行發生擠兌，導致銀行倒閉。

本·伯南克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他研究發現銀行擠兌是導致危機變得如此嚴重和持久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當銀行倒閉時，有關借款人的寶貴信息丟失了，而且社會將儲蓄用于生產性投資的能力因此嚴重削弱。

通過政府提供存款保險和充當銀行的最后貸款人，可以防止這些危險的蔓延。此外，戴蒙德演示了銀行如何執行另一項重要的社會功能，即作為信用中介，銀行更適合評估借款者的信用度，并確保貸款被用于良好的投資。

伯南克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銀行信貸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這和戴蒙德與迪布維格的研究模型相互形成了補充，這也是三人聯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

諾貝爾委員會委員、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家哈斯勒（John Hassler）在宣布該獎項時表示，他們的研究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被證明是無價的，這場危機一度使全球金融體系瀕臨崩潰。

談及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在應對全球所面臨的滯脹風險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認為，全球央行在收緊貨幣的過程中，要考慮流動性的沖擊，這就離不開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

“當前流動性風險和經濟衰退成為了影響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短期債相關的流動性風險往往是金融風險的來源，這是Diamond-Dyvig模型帶來的啟示，對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非常有意義”王永欽表示。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

“不惜一切代價”防止經濟崩潰

本·伯南克當過一任美聯儲主席，可以說是盛名在外。授予伯南克的獎項引用了他1983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該論文指出，在1930年代那場20世紀最嚴重的大蕭條中，銀行倒閉是經濟衰退最終轉變為大蕭條的關鍵。這一觀點與當時的主流看法截然不同，當時人們認為，銀行倒閉是危機的結果，而非原因。

本·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國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并在南卡羅來納州長大，父親是藥劑師，母親是老師。伯南克先后從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獲得文學學士和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17年，研究大蕭條和央行業務。2002年他被時任總統小布什任命為美聯儲理事，并在2006年出任美聯儲主席，接替格林斯潘，直至2014年卸任。

歷史學家們稱，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迅速制定了激進的貨幣政策，包括逐漸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近零水平，向銀行提供貸款，率先實行大規模購債（即量化寬松）等，從而避免了一場經濟災難的發生。

這期間，伯南克反復強調將“不惜一切代價”防止經濟崩潰。在很大程度上，他確實做到了。危機開始大約兩年后，美國經濟開始復蘇，這一復蘇也成為該國經濟歷史上最長的擴張期。

他還改進了美聯儲與公眾的溝通，通過定期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市場傳遞該央行的想法和意圖。現在這些慣例已經成為美聯儲穩定市場和支撐經濟的標準做法。

2014年2月3日，伯南克成為布魯金斯學院（Brookings Institute）經濟研究計劃的杰出院士。他在2015年出版的《行動的勇氣》一書中，談到了他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的經歷，并揭露了全球經濟在2008年接近崩潰的危險。

不過伯南克本人也受到很多批評家的指責，經濟學家批評他通過債券購買計劃向經濟注入了數千億美元，這可能增加個人和公司的債務，并導致通貨膨脹。此外，外界對于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允許雷曼兄弟倒閉一直存在爭議，破產帶來的漣漪效應加劇了金融危機。

雖然質疑聲存在，但伯南克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舉措對整個國際股市以及美元價值都產生著深遠影響。

戴蒙德和戴布維格——

失去信心時金融危機會變得更糟

戴蒙德和戴布維格的獲獎理由是兩人同樣于1983年聯合撰寫的一篇論文。該論文解釋了作為中間機構，銀行是如何在儲戶和他們投資的企業之間發揮重要經濟作用的。

他們指出，借款人和儲戶的目的不同，借款人希望不必過早償還債務，儲戶則希望在緊急情況下快速取回資金，而銀行有助于緩解二者之間的緊張關系。

論文還指出，在吸收短期存款和提供長期貸款時，銀行“天生就很脆弱”，因為一旦有關其財務狀況的謠言開始流傳，他們就極為容易遭到擠兌。因此銀行可能比借款人更需要政府安全網，如存款保險制度。

諾獎委員會成員哈斯勒表示，戴蒙德的其它研究工作還指出，銀行代表儲戶對借款人進行審核，并且對那些即便破產、新來者也無法迅速取代的企業擁有獨特的洞察力，而一旦銀行倒閉，這些信息就會丟失，“這就是為什么銀行危機會產生長期影響的原因。”

戴蒙德出生于1953年，先后在布朗大學和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和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79年以來，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過去40年來，他的研究一直致力于解釋銀行在做什么、為什么這樣做以及這些安排的后果，”芝加哥大學在一份聲明中寫道。

戴布維格生于1955年，在俄亥俄州代頓長大，曾就讀于印第安納大學，獲得數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后來他在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進入華盛頓大學工作之前，他曾在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

戴蒙德在宣布獲獎的新聞發布會上通過電話發表了講話。當被問及他今天是否對銀行和政府有任何警告時，戴蒙德說，當人們開始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失去信心時，金融危機就會變得更糟。

他說:“我認為許多人對世界各地名義利率上升的速度感到驚訝，這可能會在金融體系中引發恐慌。”“最好的建議是做好準備，確保你所在的銀行部門被認為是健康的，并保持健康，并以審慎和透明的方式對貨幣政策的變化做出反應。”

但他補充說，與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相比，當下世界對金融動蕩做好了更充分的準備，因為銀行體系不那么脆弱。不過，他指出，他和迪布維格發現的漏洞不僅限于銀行，還可能出現在金融體系的其他領域，比如保險公司或共同基金。

附件一

最近十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021年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學家戴維·卡德、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以表彰他們在勞動經濟學及實證方法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展現了經濟學發展的主線，對經濟實踐與政策制定同樣有巨大影響。

2020年

202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以表彰他們“改進了拍賣理論和發明了新拍賣形式”。諾獎評審委員會認為，他們研究了拍賣的運作方式，還將其理論轉化為實踐，并為難以通過傳統方式銷售的商品和服務創建了新的拍賣形式。

2019年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阿比吉特·巴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提出的實驗性方法”。其中，巴納吉和迪弗洛還是一對夫妻，他們出版的《好的經濟學》也在獲獎后迅速成為暢銷書。

2018年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羅默（Paul M. Romer），表彰他們在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研究中的貢獻。諾德豪斯是環境經濟學的開拓者，奠定“綠色GDP”核算的理論基礎，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美國經濟周期，提出“機會主義周期理論”，與薩繆爾森合著教科書《經濟學》為公眾所熟知。

2017年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因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而獲獎。塞勒將心理學假設融入到經濟分析中，通過探討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及缺乏自制力等個人特質會如何影響個人選擇，從而影響市場。

2016年

2016年，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特·霍爾姆斯特倫（Bengt Holmstrom）因對契約理論的貢獻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哈特確立的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和霍爾姆斯特倫的契約和激勵理論有助于認識現實生活中的契約和制度以及合同設計中的潛在缺陷，研究在制定合同時如何平衡組織和個人的供應和需求、風險與動機。

2015年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因在“消費、貧困和福利方面的經濟理論貢獻”而獲獎。他提供了定量測算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這一工具有助于更準確地定義和測量貧困，對政策制定有重要意義。

2014年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讓·梯若爾（Jean Tirole）因對“市場力量和調控的研究”而獲獎。梯若爾在當代經濟學三個最前沿的研究領域——博弈論、產業組織理論和激勵理論均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2013年

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瑪（Eugene F. Fama）、拉爾斯·漢森（Lars Hansen）和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因“對資產定價的實證分析”而一起獲得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們目前對資產價格理解的基礎，資產價格一方面依賴波動風險和風險態度，另一方面也與行為偏差和市場摩擦相關。

2012年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阿爾文·羅斯（Alvin Roth）和勞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以表彰他們在“穩定匹配理論和市場設計實踐”上的卓越貢獻。傳統的經濟理論研究以價格機制為中心的市場如何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而兩位經濟學家研究了在價格機制無法發揮作用時應當如何匹配資源的問題，并設計出了優化資源配置的匹配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