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一

1938年到1946年，沈從文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凡事前注定，后來的汪曾祺，不止一次地說起“我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先生的學生……”

從1939到1988，師生相知五十載，彼此間有一種感同身受的默契。

汪曾祺最懂沈從文：”沈先生在一條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20歲以前生活在沅水邊的土地上；20歲以后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

而沈從文對著汪曾祺的作品，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二

1934年初，沈從文返湘。

當時社會非常亂，旅程又長，特別是沅水中游的急浪險灘，居家人莫不為遠行人擔一份心。為了不叫家人為這一切擔心，沈故意用輕松的筆調，對沿途山光水色、急浪險灘，風土人情，所見所聞，一一加以細膩描述，以慰遠人。

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湘行散記》。信是寫給妻子兆和的，兆和在張家行三，三三即是指這位三小姐——

……我這十天所見到的人，似乎皆并不想起這種事情的。可是，一個人不想到這一點，還能好好生存下去，很稀奇的。三三，一切生存皆為了生存，必有所愛方可生存下去。多數人愛點錢，愛吃點好東西，皆可以從從容容活下去的。這種多數人真是為生而生的，但少數人呢，卻看得遠一點，為民族為人類而生。這種少數人常常為一個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為的是他會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們皆應當莫自棄，也應當把自己凝聚起來。

三三，我相信你比我還好些，可是你也應得有這種自信，來思索這生存得如何去好好發展！

如今我不止看到這些人生活的表面，還用過去一分經驗接觸這種人的靈魂。真是可哀的事！我想我寫到這些人生活的作品，還應當更多一些！我這次旅行，所得的很不少。從這次旅行上，我一定還可以寫出很多動人的文章！

沈從文，這個本錢只就是小學畢業的人，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筆，打下了一個天下，呈現出一個絢爛的生命。

他18歲來到北京，住在一家會館的亭子間里寫小說。冬天來臨，下大雪，身上只有兩件夾衣，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仍在寫。

郁達夫敲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么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

吃飯時間到了，郁帶沈去吃飯，點上一道蔥炒羊肉片。飯后，兩人回到亭子間接著談。郁走后，留下他的淺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找回的三元二角零錢。此時，沈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多年后，沈對著郁的侄女郁風談起往事，仍是唏噓不止……

三

在昆明西南聯大，汪曾祺不僅成為沈從文的學生，而且是他最喜愛的學生——

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后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

沈從文在生活上極不講究。據汪曾祺觀察，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

有一次，他與汪曾祺上街閑逛。到玉溪街，沈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過茶館里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沈用蓋碗蓋子喝了點，其余的都叫汪喝了。

此時的汪，已初露日后“泡在酒里”的端倪。

多年父子成兄弟，這是汪父的一句名言。

汪十七歲初戀，暑假里，在家寫情書，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

汪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父親喝酒，給他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一人一根，父親還總是先給兒子點上火。父子間的這種關系，他人或以為怪。父親卻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無疑，汪是幸運的，又是逍遙的。在家中，有一鐵桿老爸；來到昆明上大學，又遇到一個文品出自人品的沈先生，師視生猶子。

日子天天過，生活即人生。

多年后，汪的筆下，我們看到——

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余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1947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1980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

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沈從文路有貴人相助。前文所述的郁達夫，再到老一輩的林宰平、徐志摩，沈提起他們時，充滿感情。當年正是由于徐向胡適推薦，沈來到中國公學任教，后與學生張兆和喜結良緣。這是后話。總之，沒有他們的提挈，沈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

當沈有能力幫助他人時，也是不遺余力。

在表侄黃永玉的筆下——

他一輩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對他反嚙，也是從不想到報復。這原因并非強大的自信，也不是沒有還擊的力量，只不過把聰明才智和光陰浪費在這上面，早已不是他的工作習慣。

四

走入新時代。1957 年反右，先是引蛇出動，沈這個人真心誠意，他完全有可能弄出些意見來。但這次，倒是逃脫了。

據說，鳴放期間，請在京的知名人士向黨提意見。名單上，沈與京劇名家小翠花的名字相鄰。這下，一向好脾氣的沈發火了，他覺得怎么能跟一個唱戲的擺在一起呢？就拒絕在那張單子上簽字。

一念之差，沈也就沒有成為向黨進攻的右派分子，躲過一劫。

而汪曾祺，就沒有這份幸運了。

鄧友梅在《漫憶汪曾祺》中寫道——

汪辦事處人，不靠做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憑一副真面孔，一個真性情。對誰都謙虛有禮，樸素實在。真談起問題來，你才發現此人學問有真知灼見，寫作有獨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愛而不生煩。

但汪還是成為右派，一直到1979年給全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平反，他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

二十年！

數年后，汪寫下《隨遇而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系統指標不夠。劃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么人所規定的。

讀到這，真是啼笑皆非。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么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么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隨遇而安。“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的。人的心，是脆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五

1978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創辦“國際寫作計劃”的聶華苓，來到大陸。

沈從文，是聶最佩服的作家。50年代在臺灣，凡是留在大陸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書。一位好友忍痛割愛，送給華苓《湘行散記》。離開臺灣去美，華苓只帶了那本書。

1964年，華苓到美國以后，遍尋沈從文的書。斜靠床頭，讀鄉下人的小說，磕五香瓜子，瓜子殼撒了一地，又回到故鄉的土地上了。

1980年4月，華苓夫婦來到北京，一進宴會大廳，她恍惚了一下，只見一張發光的臉，微笑望著他們——

我立刻知道那是誰，跑過去不斷叫著：沈先生，沈先生，沒想到，沒想到！

他握著我的手，仍然微笑著。

我轉身拉來和人寒暄的Paul ：你猜這是誰？

Paul兩眼盯著他。

就是那個在衙門口轅門上、云梯上看到許多人頭、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我說。

沈從文！沈從文！Paul驚喜大叫。他雙手捧著沈先生的手說：我在華苓的《沈從文評傳》里，讀到你小時候去看殺頭的情景。

每逢他講到中國人的處境，他就會講那小男孩看到的那一串耳朵。我告訴沈先生。

他仍淡淡笑著。

那天，我舉杯暢飲，一連干了幾杯酒。Paul吃驚地望著我，對在座的人說：華苓從沒這樣子喝酒。

1984年6月，北京，華苓再見沈先生。沒久留，也沒多說話，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個人，在為人和寫作上，沈從文是她仰望的天空。

六

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在1967年誕生。每年邀請外國優秀作家到愛荷華訪問交流數個月，寫作、討論、朗讀、旅行。他們是駐校作家。“國際寫作計劃”在華人世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臺港大陸作家與國際文壇接軌的平臺。

沈從文，是聶華苓最仰慕的作家；而她的大女兒薇薇，熱衷研究汪曾祺。

這邊是母女，那邊是師生。天下的事，總是有著難以想象的機緣。

1987年9月，汪曾祺來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在他筆下——

“國際寫作計劃”會期三個月，聶華苓星期六大都要舉行晚宴，招待各國作家。分撥邀請。這一撥請哪些位，那一撥請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

她邀請中國作家（包括大陸的、臺灣的、香港的，和在美國的華人作家）次數最多。有些外國作家（主要是說西班牙語的南美作家）有點吃醋，說聶華苓對中國作家偏心。聶華苓聽到了，說“那是！”我跟她說：“我們是你的娘家人。”——“沒錯！”

在愛荷華，汪多次來到聶宅。有時，夫妻兩人忙著，汪就自己動手，喝將起來——他們家放酒和冰塊的地方我都知道。一邊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邊翻閱一大摞華文報紙，蠻愜意。我在安格爾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輩子沒有喝過那樣多威士忌。有兩次，聶華苓說我喝得說話舌頭都直了！臨離愛荷華前一晚，聶華苓還在我的外面包著羊皮的不銹鋼扁酒壺里灌了一壺酒。

汪的酒聲，名揚海外。但他不光會喝，還會做菜。印象之中，大陸作家，似乎只有陸文夫筆下的《美食家》，可以PK。

1988年，安格爾和聶華苓訪問大陸。在家中，汪給他們露了一手，有一碗揚州煮干絲、一個熗瓜皮，大概還有一盤干煸牛肉絲。聶華苓吃得很開心，最后端起大碗，連煮干絲的湯也喝得光光的。

老師沈從文，也有一次機會，他到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汪，汪讓他過一會來吃飯——

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團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只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一邊為汪曾祺的廚藝叫好，一邊也為華苓回到娘家，品味故鄉感嘆，更為沈先生的直言而搖頭！

豬頭肉，似乎不太夠“格”……

七

1990年初秋，汪有個親戚到愛荷華去（他在愛荷華大學讀書）——

我和老伴請他帶兩件禮物給聶華苓，一個仿楚器云紋朱紅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純棉衣料。她非常喜歡，對安格爾說：“這真是汪曾祺！”

汪著實理解聶的鄉情，而聶更為汪的理解而動情。

但聶是否可知，背后有著汪師沈先生的影子呢？

在抗戰期間的昆明，沈有一陣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先買這種漆盒。

沈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涂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復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 。

有一次沈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志的封面！”

沈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汪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里有一聯：

玩物從來非喪志，

著書老去為抒情。

八

沈從文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

他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的先是五本醫書，從中知道魚刺卡喉時，用貓口涎液可以治愈。再讀《西游記》，培養了他的幻想，他說這使他明白與科學精神相反那一面種種的美麗。后讀一部兵書，本來他認為可以世襲云騎尉，但讀后有了一個轉變，發現自己沒有拘束別人的興味。沈說：“這三種書幫助我，影響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評價——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后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中，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后面寫道 ：“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無獨有偶，1987年在美國海明威農場，汪曾祺發現海夫人非常胖——我抱了一下，胖得像一座山。

師生二人，實在是異曲同工。只不過時光，穿越了數十載。

九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百歲后，誰知榮與辱？

1988年，沈從文逝世。

汪的筆下——只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約二十多個布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花、康乃馨、菊花、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制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后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汪曾祺懂老師，懂得他的心——

沈先生關心的是人，人的變化，人的前途。他幾次提家鄉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種“大力”所扭曲、壓扁。 “去鄉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一種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長河》題記）

待到1997年，汪曾祺離世，師母兆和說道：“像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

沈從文與汪曾祺，平生風義兼師友，寫下一段師生情。

用一首“十字令”結束此文——一見如故，兩心相印，三生有幸，四體不安，五內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難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