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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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是有名的硬漢，納粹德國的轟炸機和導彈不曾讓他屈服，但當聽力障礙落在他身上時，他也像普通人一樣，畏懼、逃避。

1944年，私人醫生發現丘吉爾聽力出現問題。六年后，他的聽力障礙已經非常嚴重，才愿意接受聽力測試、驗配助聽器，但他仍然拒絕佩戴——哪怕在下議院開會時要吼著說話，哪怕在家庭聚餐時因聽不見大家說什么而只能默默地蜷縮著坐在椅子上。

| 溫斯頓·丘吉爾

丘吉爾不是個特例。不敢直面聽力損失、不愿使用聽力輔助設備的心態，一直普遍存在于聽障群體里。他們害怕戴上助聽器之后，會把“隱形的身體殘疾”公之于眾，被歧視或被憐憫。在助聽器200多年的發展史里，大多數發明家、廠商的努力，都是為了消除這種“病恥感”。

在聽力障礙逐漸被正視、污名化減輕的今天，另一個“老大難”問題又橫亙在聽障者的面前——用不起。

動輒上萬的價格，使用3-5年需更換的消費頻率，讓最需要助聽器的一群人無法負擔。而助聽器“高價攻堅戰”的戰火，也從上世紀一直燒到了今天，在美國，在中國。

價格攻堅戰

1996年，助聽器邁入數字時代，從單純地線性放大聲音到能過濾噪音、補償聽力。技術上的大突破也給行業注入了活力，千禧年前后，聽力行業快速洗牌，一連串的收購催生了六家規模更大且日益全球化的公司，它們在全球聽力保健市場占據了九成份額，被稱為六巨頭（現已合并為五家）。

聽力損失發生率高的美國是助聽器的主要市場之一。美國患有聽力損失的人有大約4800萬。美國波士頓的提琴手貝蒂豪克，因為聽力障礙不得不放棄從事了40年、無比熱愛的演奏事業，從樂團提前退休。負擔不起助聽器費用的她，在家人的資助下才得到了一臺助聽器。

貝蒂豪克的家人為此付出了5000美元——這是助聽器在美國的平均售價。

| 貝蒂豪克，樂團成員也是聽力損失的重災區，圖源WBUR

一方面，好的助聽器研發成本和零部件成本的確不菲。另一方面，美國有著嚴格的相關法律規定：助聽器不能直接出售，購買者須提供聽力驗配師6個月內的處方驗配證明。這意味著驗配師可以和制造商合作，一起把助聽器價格維持在高位。

與此同時，消費電子廠商即使做出更便宜、功能接近助聽器的耳機，也不能向聽障人士出售。因此，有人將助聽器驗配看作美國醫學界的騙局之一。

很多負擔不起數千美元高價助聽器的普通人，無法通過助聽器改善自己的聽障問題，只能在日益安靜的世界里萎縮著、沉默著。在美國，70歲及以上有聽障的成年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0%）的人曾經使用過助聽器；20至69歲的該群體使用過助聽器的人數更少，只有約16%。

自1993年以來，一直有倡導者呼吁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管局（FDA）放松驗配助聽器的規定。

201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名為“非處方（OTC）助聽器法案”的法案，該法案要求 FDA允許用戶在沒有處方的情況下使用助聽器，允許助聽器在柜臺銷售。目標是消除行業壁壘，引入低價競爭。

但制造商和診所組成的聯盟不可能輕易就范。美國語言聽力協會（ASHA）聽力學首席專家尼爾·迪薩諾的觀點受到業界支持：聽障人士以非處方渠道獲得助聽器可能會有風險。“聽力損失是一種疾病”，迪薩諾說，“政府很少會要求你給自己看病，比如沒人會讓你自己治療高血壓。對待聽力損失也一樣。訓練有素的聽力診療專家值得被重視，因為如果沒有適當的檢查，就無法知道聽力損失是否由嚴重的潛在疾病（如腫瘤）引起。”

迪薩諾認為，國會不應該拿處方診療開刀，而應該從保險政策入手，讓公共和商業保險覆蓋助聽器的驗配，因為助聽器驗配不在醫療保險及許多商業保險項目的承保范圍內。有公益組織調查發現，有40%的聽障人士雖然有健康保險，但里面不包含助聽器保險。

助聽器制造商為了影響政策，同樣不惜血本。在2016年的選舉周期中，知名助聽器廠商斯達克捐款13.7萬美元；而在2022年的選舉周期中，它又捐了 80.6萬美元，在游說上花費了62.6萬美元。

直到2021年10月19日，FDA最終發布了一項與非處方助聽器有關的擬議規則。這一政策下，聽障人群重新聆聽的渴望能否沖破現實的閘門？無數人翹首以待，但結果仍未可知。

高價助聽器在中國

如今的中國，也有為數眾多的聽障老人也在日益安靜的世界里萎縮著、沉默著。

中國助聽器產業起步較晚，1960年天津助聽器廠生產了中國第一臺盒式助聽器，這種助聽器是把器件裝在盒子里，由電池供電，體積較大，助聽效果也不好。

| 早年間的盒式助聽器

改革開放后，國外知名助聽器公司相繼進入中國。它們在推廣產品的同時，也與權威機構合作，展開聽力科普。這些助聽器廠商進入中國市場后，由于渠道成本、營銷成本、品牌優勢等原因，本就高昂的售價比國外還抬了一抬，某品牌同樣型號的產品可能比在德國高出30%-50%。進口助聽器便宜的要大幾千元，貴的甚至能賣到8、9萬。

據《中國聽力健康現狀及發展趨勢》報告顯示，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群罹患聽?障礙的?數?前已達1.2億，需要助聽器干預的人數有6300萬，但實際佩戴助聽器的人數卻不足6.5%（410萬）。

進口助聽器能降噪、分頻段增益，輔聽效果好，價格卻像一道柵欄橫亙在很多老人面前。2021年，企業退休職工月人均養老金為2987元，城鄉居民月人均養老金為179元。

近40年，中國采礦業、基建業、重工業迅猛發展。許多工人每天長時間暴露于噪音環境中，逐漸患上了聽力障礙。

以礦工為例，下井是辛苦且危險的工作。三人一組，背著幾十斤木棍，在地下三四百米處打洞，一人用風鎬鉆開煤層，一人架棚支護，一人落煤。密閉空間里噪音非常大，但當時的礦工能采取的防護措施有限，條件好點的礦會發耳塞和護耳器，但多數人都只能塞兩團棉花，幾乎不能隔絕噪音。還有人連棉花也不塞，靠意志力忍受噪音。

| 礦洞的密閉環境容易造成極大噪音，礦工的聽力損失也相對普遍

一份關于職業病危害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約有3260萬接觸噪聲勞動者，可能導致聽力障礙人數達900萬以上。職業性聽力障礙已經成為繼塵肺病之后的第二大職業病。

除了職業環境，年齡和疾病，是帶來聽力障礙的另外兩種因素。由于不易察覺、容易被忽視，年齡和疾病帶來的聽力損傷一點點展露它的殘酷性：因為聽不清他人的說話聲，就不愿主動交流，最終認知能力退化，甚至可能誘發阿爾茨海默癥。

正如聾啞作家海倫·凱勒所說：“如果讓我選擇恢復視力或聽力，我希望自己能聽見。因為看不見讓我與物隔絕，聽不見卻讓我與人隔絕。”

與人隔絕，是可怕的。

居住在韶關市董塘鎮的邱辛娣，69歲。七八年前，她患上了淋巴癌，去市里的醫院做了手術，化療一個月后病情控制住了。因為腫瘤太靠近右耳，手術后她的右耳幾乎完全失聰。

聽力嚴重下降讓從前開朗愛笑的邱辛娣變得內向孤僻、不愿和人交流。因為聽不見，邱辛娣的脾氣變得很大，老伴剛開始很難接受，覺得她好像變了個人，時間長了，就“只能慢慢習慣了，沒辦法”。

| 邱辛娣與老伴

同在董塘鎮的陳熊芳，年輕時靠賣豬肉為生，工作比較辛苦，導致神經性耳聾。因為耳朵不行、說話非常大聲，有時候晚上會嚇到老伴，時間長了，老伴也就不和他交流了。“我越樂觀，越想說話，老伴就越生氣；老伴越生氣，就越打擊我的樂觀心態。”聽不見，成了他的心頭大石，“聽力問題真的可以毀掉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

中國有無數的邱辛娣和陳熊芳。

老人們自己買不起，又怕給兒女家人添麻煩，不敢言說，也找不到解決辦法，只能任由“聽力障礙”這個看不見的妖怪在本來平靜的生活里狼奔豕突。

技術破局

中國的助聽器產業比起英美、丹麥等國，晚了一百多年。但人口規模大、老齡化加快，助聽器市場擴張很快。到2020年，中國助聽器市場規模達到58.21億，7年間增長了152%；消費量也從2013年的480.9萬個，增長到2020年的1363.4萬個。

由于高端市場大部分被幾家國際大廠占據，國內諸多中小企業經營的業務中，低端模擬助聽器占據銷量大頭。A股唯一一家助聽器企業“錦好醫療”，2020年模擬機營收有1.36億，占助聽器總營收的87.78%。

這也是買不起高價助聽器的廣大聽障者的主要選擇。

兒媳給邱辛娣買過三副這樣的助聽器，1000多一副。它無需驗配，即買即用，但不能像進口助聽器能過濾噪音、補償聽力，而是放大所有聲音，不僅對解決聽力問題無甚幫助，還損害了老人殘余的聽力。陳熊芳也收到過村委發放的類似助聽器，因為“越用越聾”，也不再戴了。

這種低價但也低端的模擬助聽器，因為使用體驗不佳，最終歸宿都是被塞進抽屜積灰。

| 低端“助聽器”實際是聲音放大器，對聽力會造成損傷

高端數字機“貴”不可及，低端模擬機體驗不好——數千萬聽障老人正面對著這種兩難局面，找不到出路。

國內助聽器企業自然也想打破僵局，但他們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技術專利。全球助聽器市場的專利池集中在一家名為“助聽器制造商專利合作伙伴”（HIMPP）的公司中。如果一家新公司想進入市場，很可能會侵犯其中某項專利，它就不得不付出每年250萬美元或相當于年利潤1%的專利使用費。

準入門檻高、資金壓力大，且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難以獲得真正的長足發展。近些年來，國內企業也在努力縮小和巨頭的技術差距，但目標卻并不容易實現。助聽器最核心的競爭力是降噪，即過濾環境噪音、增強語音，這是助聽器不會“越戴越聾”的關鍵。

噪音種類眾多，不同環境下人們對噪音有不同的理解，就像音樂聲，在工作環境是噪音，在音樂廳卻不是。如何識別不同的聲學場景、予以不同處理，讓用戶體驗處于最佳狀態，就是一個不得不克服的技術難關。

此外，因助聽器通常一戴就是9、10個小時，就要求功耗低、計算復雜度低，但又要盡可能壓制噪音和讓語音失真降至最低。如何做到“既要還要”，這又是一大難題。

長期的技術積累、多元人才儲備、充足科研投入，都是不可或缺的。兩年前，騰訊會議天籟實驗室的工程師們就關注到了這一問題：他們采集過上千小時的語音噪聲數據，利用天籟AI算法和深度學習，能消除300多種噪聲。而這一技術不正是國產助聽器所欠缺的嗎？如果將它遷移復用到助聽器上，是否能解聽障人群的燃眉之急？

研究改進后，他們將國產助聽器在復雜場景下語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了85%，也和國內助聽器企業合作，把萬元進口助聽器才具備的高性能，塞進了千元國產助聽器里。

助聽器使用的另一門檻——驗配。因驗配師少、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短時間內無法改變，天籟實驗室的工程師們為助聽器配套了驗配APP，只需在手機上自己操作，就能調到適合自己的聽力增益區間；使用過程中，因內置算法會實時檢測麥克風輸入信號，判斷當前聲學場景，一旦場景發生變化，立刻切換聲音處理邏輯，使用體驗會大大提升，也能減少驗配次數。

價格和技術這兩大難關，一次性被攻破。認知和驗配上的短板，也用聽力篩查、科普和康復的小程序和驗配APP補齊了。

今年4月，這種AI技術加持的助聽器被送到了韶關500位聽障老人的手中，唐臣、陳熊芳都在這次捐助名單中。

| 韶關老人唐臣，戴上助聽器后終于可以清晰聽到自己的琴聲

多年聽障生活，就像行走在黑黢黢的隧道里，孤獨、寂靜、漫長，這次他們重新擁有了“聽清”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