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強律所副主任、高級合伙人，專注于非法集資、金融犯罪辯護，今日頭條財經領域年度最具影響力創作者，網貸之家年度優秀專欄作者、清華五道口金融研究院未央網年度優秀作者，其帶領曾杰非法集資金融犯罪案件辯護團隊辦理了多起P2P融資中介、私募基金、傳銷、非法經營類非法集資案件，力求以專業態度辦好每一起案件。

曾杰律師

專注于非法集資、金融犯罪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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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副主任暨 非法集資案件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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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22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的第十一條規定的內容，對于交易價格有異和認定掩隱罪進行了規定。因此有觀點認為，只要是交易價格異常，就可以認定為掩隱罪的主觀明知。但實際上，這種觀點存在法理邏輯的爭議問題，《司法意見二》第十一條的原文為：

“ 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轉賬、套現、取現，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個非本人身份證明開設的收款碼、網絡支付接口等，幫助他人轉賬、套現、取現的；
（二）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通過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轉換財物、套現的；
（三）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 “手續費”的。

實施上述行為，事前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

兩種爭議理解：

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是采用列舉的三種行為或者類似行為進行了交易或者相關行為，就直接能構成主觀上明知“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 ”。

甚至在司法實踐中，也會有不少辦案機關或者律師會有此種觀點。

因此該觀點屬于直接把第十一條作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主觀明知判定的標準。

第二種觀點認為，該意見的第一句，就是前提就是已經明確了“ 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 ”，即只有在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產生的收益的前提下，進行了相關異常交易行為，才能構成掩隱罪，這意味著《司法意見二》的第十一條，并非關于主觀明知的判斷標準，而是在主觀明知已經有其他證據明確的前提下，對于客觀行為的判定標準。

從文義解釋角度和系統理解角度，第二種觀點更加符合法理邏輯。因為第一種觀點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沒有解決，即如果把異常交易行為等同于主觀明知，且這種主觀明知還需要是明知“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 ”的程度，這已經完全屬于缺乏事實依據的推斷。因為僅僅是異于市場價格收到贓款，推斷的主觀明知，僅僅是“幫助他人進行網絡犯罪活動”，而不可能得出是“犯罪所得或者收益”的結論，這超出了正常人的一般認知。

實際從目前來看，關于幫信罪，刑法目前明確規定的行為模式，包括提供技術支持，宣傳推廣，支付結算等，但是當前的司法實踐，是 另外兩類，即 兩卡類幫信 案 和交易收款類幫信案件居多。

所謂的兩卡類幫信案，包括 出售、出租 （也包含 出借 ） 信用卡手機卡支付賬號等等 引發的幫助他人網絡犯罪案件；

而交易商品 收到贓款 被指控構成幫信罪，也屬當前的高發 類案件類型。

不管是哪種幫信罪案件，都需要對主觀明知問題進行嚴格判定：

1.廣義的幫助類：

《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兩卡類：

兩卡類幫信罪案件的主觀明知判定問題，在 2022 年《關于斷卡行動中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

另外，在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中，對于兩卡類幫信罪行為人主觀明知的問題，也從行為對象和行為主體角度提供了認定標準：

3.交易商品收款類：

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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