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消息，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執行死刑命令，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對罪犯張維平、周容平執行死刑。張維平、周容平上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刑事判決，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認為，第一審、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法核準對張維平、周容平判處死刑的判決。

2017年6月9日，張維平在廣州增城的沙埔鎮指認作案現場。受訪者供圖

張維平是牽涉“梅姨”的拐賣兒童系列案主犯，曾先后三次因拐賣兒童被判刑，交待拐賣兒童共14人，其中經司法機關核實的案件11宗、被拐兒童11人。而這些15年前被張維平拐賣的孩子，大多是一兩歲的男童。每一個孩子背后，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11個孩子就意味著11個家庭悲劇。所以無論從主觀惡意、犯罪性質還是社會危害性上說，張維平都是罪大惡極、罪無可赦，判處死刑是他應得的下場。

對于張維平判死，輿論場上也是一片歡呼之聲。雖然只是遲來的正義，但最起碼可以安撫民心，撫慰那些受害者家庭。為了尋找被張維平拐賣的孩子，這些家庭無一例外地都發生了巨大的變故，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然而尋找被拐賣的兒童談何容易？有些孩子被找回，人生已經發生改變。而有些孩子卻可能永遠找不回了。這正是像是張維平這樣的人販子最可恨之處，他對受害者的傷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因此，對于拐賣兒童的罪犯，公眾都有一種樸素的正義觀：人販子一律判死。

張維平被判死，似乎回應了公眾的訴求。但其實，這只是一個特例，人販子判死并不是常態。以張維平為例，他拐賣的兒童多達11名，數量特別大，這還僅僅是經過司法機關核實的，而且曾先后三次因拐賣犯罪被判刑，可謂劣跡斑斑，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才最終被判死刑。而且從一審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經過了四年之久。可見，對人販子的死刑判決還是相當謹慎的。

回顧張維平包括此次死刑判決在內的三次因拐賣兒童被判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對人販子是否太過寬容？

張維平第一次因拐賣兒童被判死，發生在1999年7月，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3000元。

但該案并非張維平第一次拐賣兒童，當年他隱瞞了更早的一宗發生于1997年的拐賣兒童案。此案于12年后的2009年告破，法院再次以拐賣兒童罪，對他判刑七年并處罰金4000元。

按照我國刑法，犯販賣婦女、兒童罪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所以從法律規定來看，這兩次判決都沒有問題。但不得不說，這種僅比“壓線”期待稍微嚴厲一點的懲罰，沒有起到震懾犯罪分子和預防犯罪的效果，某種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比如相關報道中就提到一個細節，因為有了兩次被判刑的經歷，張維平拐賣兒童更加有“經驗”，作案時也更加謹慎。他時常在廠區附近尋找下手目標，鎖定目標后也不急于動手，先電話聯系“梅姨”，尋找好買家。下手前與孩子混熟，“以后抱走他的時候不哭不鬧。”養虎為患，兩次被判刑、兩次出獄后的張維平沒有絲毫的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變得更加瘋狂，最終拐賣了多達11名兒童。

代價何其慘重？假如第一次犯罪被判得重一點，他或許就沒有這么多機會做案。事實上，公眾呼吁“人販子一律判死”，并不單純是一種情緒發泄，也不是超脫于法律之外的以暴制暴，而是因為拐賣人口犯罪有其特殊性。因為突破人性底線的犯罪，犯罪行為人改過自新的可能性極低，而且大多屬于社會最底層，沒有太多的生存能力，也沒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一旦給他們機會，大概率還是會卷土重來，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罪刑法定。對于拐賣人口罪的，當然不是一律判處死刑，但法律許可的犯罪，理應頂格處罰。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不要給人販子任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