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先進生產力的遷徙之路

1、技術創新的兩大關鍵因素

技術創新往往是隨機的，所以較大的試錯容量和較強的社會技術需求就有利于其發展，在一些小集團林立的社會環境中有利于其孵化。比如軸心時代的希臘、戰國時期的三晉、漢初的休養生息時期、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蒸汽革命時期的英國、電氣革命時期的德國、信息革命時期的美國等等。在不同時期，技術的創新驅動地區不同，但普遍的規律是：

（1）物質資源大量匯集

（2）社會有較強的技術發展需求

之所以物質太匱乏的地方很難技術突破，是因為當地科學研究缺乏必要的試錯容量，如中東、漠北。

而沉溺于壟斷收益的地方也很難有效發展技術創新，因為社會的資源被一些“沒本的買賣”大量吸收，使得社會的技術需求不強，如電氣革命時期的英國沉溺于殖民地壟斷貿易、沙特蘇聯等資源出口國沉溺于其自然資源，這都使他們坐擁大量資源而無技術革新的進取之心。

所以對于技術革新來說：物質資源少了不行——沒有足夠的試錯容量搞科研；錢來得太容易也不行——沒有技術進步的動力。

2、金融壟斷是技術創新之敵

今日之美國正是社會的技術需求出了問題。美國目前問題在于金融壟斷集團的對生產制造部門造成了嚴重的排斥，這是一種在生產力發展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以美國的醫療保險集團和軍工復合體為例就可見端倪：

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上來說最好掙的錢，就是價格彈性極低的商品。這樣的商品供給對價格影響不大，因為無論多高的價格消費者都會支付。簡單說就是“乘人之危”的東西，比如說成癮性藥物、饑荒時期的糧食以及危及生命的疾病治療。而美國醫療保險集團掙的錢正是如此，其業務無異于掐著老百姓的脖子逼著他們交錢。

醫療保險復合體在美國的不斷壯大，伴隨著美國債務規模的擴張，是美國的金融勢力侵入國民醫療體系的一個過程，當金融集團完全滲入這個壟斷生命的產業后，其自然成為了侵蝕美國財政和美國人生活的最大蠹蟲。

（數據來源：wind）

（數據來源：人大教授翟東升）

而軍工復合體則裹挾著美國的打了許多場失敗的戰爭：出兵伊拉克結果成就了伊朗的什葉派之弧；占據阿富汗二十年結果被塔利班奪取了政權。其中蹊蹺了的軍費那就更是數不勝數了。曾經特朗普想要調查，結果派去的財務核查人員就“意外”出事故了，最后美國在阿富汗投入了2.26萬億的美元，結果全都便宜了塔利班。

（這種事再調查就不禮貌了）

但醫療保險集團和軍工復合體有相似之處，醫療保險集團掙得是美國國內的人命錢，軍工復合體掙得是海外的人命錢，二者都是典型的壟斷型產業結構。

壟斷結構天然會對弱者下手，因為無論是對外開拓還是技術探索，都是不確定的事業，風險較大。而對內利用壟斷地位去“欺負”弱者，相對成本更低，收益可控。所以美國就用了發達世界最貴的人均醫療支出，達成了最低的人均壽命的“成就”，一個3億人口的發達國家連14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如：

2022年，中國的人均壽命（77.93歲）超越美國（76.1歲-2021年CDC數據），雖然人均壽命相近，但雙方在醫療上的投入費用天差地別；

2022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為11330美元，同期中國人均醫療支出為2120元人民幣，約306美元。（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國家統計局）

美國的軍工集團更是柿子專檢軟的捏，遇到伊拉克、阿富汗就重拳出擊，可是在南海遇到中國就唯唯諾諾；烏克蘭問題就是唯恐天下不亂，臺海問題面對封島就只能抗議嘴炮。

美國的軍工事業對比中國的發展已然大幅滯后，不但連F-22這樣先進戰機生產線廢棄了沒法重建復工，還點錯了科技樹發展了一大堆如武庫艦這樣應付治安戰的“虐菜玩具”——正所謂跟臭棋簍子下棋越下越臭。這使得美國的軍事力量不再適應與世界大國的博弈。美國這是在重走當年大英帝國的衰落的老路：決策機構受制于壟斷集團不能自我革新，社會資源沉溺于壟斷的超額利益不能自拔，技術革新無法得到大規模生產實踐的反饋。

應該說軍工復合體和醫療保險集團的膨脹與無能，只是美國金融霸權的一個側面。畢竟連醫療都能跟金融相結合，戰爭自然也能為了金融目的而進行，可以說盎撒貿易文明這是打算把人命錢賺到底了。祖宗們稿奴隸貿易用黑奴摘棉花，子孫們吃包裝金融外殼的人血饅頭，也算是一種傳統的繼承了。

而美國最大的壟斷集團，實際上就是金融壟斷集團。因為這個集團生產的產品比較特殊——美元。制作成本是美國立國200年打贏了兩場世界大戰外加一場冷戰的功績、再加上從19世紀末以來一直到20世紀后半頁為止的全球第一大產能國的歷史慣性。而其收益就是可以隨時隨地用任意的美元換取各種商品。這種吃祖業的敗家生意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頂級的壟斷業態。而代價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想練成“金融神功”，必須要對自己痛下殺手——完成去工業化。

因為強勢美元與世界制造業中心的角色天然不相容。要想做白吃白喝的世界貨幣供應者，就必須維持強勢美元，而強勢美元會讓出口商品失去價格優勢，必然會導致生產制造業萎縮不振。美國的選擇是用三個沒有主權的國家來作為生產國承接生產工作（日本、德國、韓國），而美國自己脫離勞動去徹底擁抱金融霸權。

至于今日，美國的第三產業的GDP占比已經高達80%以上，第三產業的服務就是加在制造業身上的沉重鐐銬，美國不過一共2.49萬億的制造業規模（2021年數據 Wind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其法律、會計服務、企業管理（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等項目創造的產值也能達到兩萬多億，可見美國的服務業對制造業盤剝之重。

美國的政治系統中有著大量法律背景的人士，因此也被人戲稱是“訟棍治國”。如奧巴馬、克林頓、希拉里、拜登都是法律專業出身。而美國的法學院就是美國特色的科舉體系，篩選嚴格而學費高昂，是美國用來生成盎撒系“士大夫”的重要人才綠色通道。所以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美國政壇格格不入就不難理解了，也難怪美國討論的社會問題都很奇怪，比如是否應該將性別分成96種，如此刁鉆的角度，哪里是碳基生物能整出來的活兒，可見美國的盎撒大儒們脫離生產日久，已然是異化為人類的一個亞種了。

經濟上有金融壟斷集團算計，政治上有脫產大儒們搞一堆白左教條瞎指揮，對外沒有價格優勢，對內則是靠奶頭樂政策對民眾娛樂至死以消沉其意志，甚至為了麻痹其神志給毒品解禁。面對如此局面，縱使是羅斯福復生，也難以讓美國制造業回流，實現美國的“再次偉大”，就更別提特朗普了。可以說美國想要制造業回流，只可能發生在納粹化以后，軍工領域還有些許可能。

3、技術的首創地與技術的發展地為何會兩分離

在壟斷集團勢力過大的情況下，如果缺乏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就會發生技術的“創新中心”與“發展中心”相剝離的情況。因為技術離不開應用，而應用成為產業必然生成撼動原有的格局的強大能量，此時若無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正確地駕馭這種能量，那么這種能量對于召喚者來說也可能是極具破壞性的。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的調整那可不是“請客吃飯”，技術革命也是革命，也是一個新的階級通過技術革新的方式推翻原有統治體系的過程。如果社會的落后壟斷勢力過強，那么在技術水平落后的地方，可能是技術創新無法出頭；但是如果在技術水平先進的地方，如果其沒有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替先進的生產力開山劈路去調整全社會的生產關系，那么就會發生壟斷集團把持技術成果，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道路導向錯誤的方向，最終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導致先進生產力從其原產地“遷徙”出來，自己找到更適合的國家來落腳發展的情況。

古希臘由于專精于當時的地中海貿易，所以引領了一時的技術及文化創新，但是由于其內部結構松散沒有完成有效整合，最后其文明成果為羅馬所吸收而發展，并最終為羅馬所兼并；

戰國時期韓、魏、趙三家本為中原霸主晉國，占據中原四通八達沃野千里的豐饒之地，但是由于其內部的分化，導致“冠履倒置”公卿各自為政，最終一分為三之后，其魏國的政治創新、其韓國的武器技術創新盡數為秦國所吸收。于是秦國用著魏國人商鞅按照魏國的李悝變法進行組織革新，用韓國的間諜鄭國來進行水利建設-鄭國渠，三晉的先進生產力發展成果最終都變成了秦王掃六合的“墊腳石”。

電氣時代的德國也是如此。德國在神圣羅馬帝國之后碎了一地，遍地是城邦，最終被普魯士整合統一。但是由于其統一未久加之外部壓力過大，結果就是由無數城邦轉化而來的德意志，處處都是“聽調不聽宣”的大爺，普魯士對南方諸邦的統治力尤其堪憂。一戰時“內鬼”巴伐利亞國王拒絕向協約國開戰，在帝國內部釀成巨大危機，德皇只得許諾戰后將比利時賞給巴伐利亞國王，于是德國率先發兵比利時。所以一戰的導火索發生在南歐巴爾干半島，但德國卻率先向比利時出兵擴大戰爭規模。但打比利時就等同于直接向英國開戰，而英國又拉來了盎撒系的“新貴”美國，最終導致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

二戰時期，又是因為其軍隊中的容克軍事貴族集團盤根錯節勢力龐大，以希特勒之極端者尚需對其妥協以籠絡之。故德國遲遲沒有進行總動員，直到著名的二戰轉折點：斯大林格勒戰敗后，德國才開始匆忙進行總動員（1943年2月），但戰機轉瞬而逝，最終又是戰敗為結局。于是其自普魯士一統德國以來的技術積累如核技術、火箭技術等盡數為美國所吸收，積數代之功最終只能成為一個被閹割了主權的制造基地。一個引領過技術革命的強國，最終成為了他人霸權的“嫁衣”。

德國在電氣革命中率先實現了技術突破，但是卻連遭兩次亡國之苦，正是因為德國沒有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來調整理順內部的生產關系，所以其過度依賴對外的軍事手段來解決生產力發展空間的問題。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德國搞反了內因外因的原理，自然是生產力越發展其國家面臨的風險就越大，最終由一個工業革命后的歐陸巨頭淪為了美國的掌中之物。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沒有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一個國家是架不住先進生產力的。因為先進的生產力對外會改變世界強權的實力對比格局，對內也會改變一個社會的內部結構。此時如果存在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就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封鎖，完成內部的革命式迭代——技術革命會引發階層的強烈變換和社會結構的大幅度變化，只不過是以整體都能受益的增量改革形式來實現，繼而可以整合起內部的力量來統一對外，抵御外部的敵對力量，為新的生產力的擁有國爭取到適當的國際分工地位。

古希臘就是因為城邦林立，貿易致富的城邦貴族不愿意整合，最后為羅馬所滅；韓、魏、趙是因為公卿貴族力量過強，所以不愿意接受鐵器時代最優解——商鞅制定的秦制，最終為秦所并；德意志則是過分受制于容克貴族的軍事集團的制約，處處以其軍事集團的利益為要，甚至不惜為此去打世界大戰，最終為他人做了嫁衣。這些失敗的技術創新者們，都曾經一度擁有過當時先進的生產力，但是最終由于缺乏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沒辦法調整內部的小集團和既得利益者，進而導致內部失衡而引起外部競爭不利，最后為人所圖。

自古無德讓有德，有道伐無道，即是此理。先進生產力，豈為西方所獨設，唯能抑制壟斷者得之，唯社會化大生產者用之。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生產力也是一樣，先進的生產力會找到其最適宜的生產關系完成匹配。

4、先進生產力的“擇婿”要求

所以技術創新的原產地，不一定是技術發展、技術革命的最終發生地。先進的生產力也是一個“大家閨秀”，要出得起豐厚“彩禮”，對待它“精心呵護”才能把它“迎娶過來”，并且跟它“過上日子”，最終誕生出技術革命引領世界。要如此，沒有誠懇的態度不行——要抑制壟斷勢力；而另一方面，沒有雄厚之力不行——生產規模要大。

技術的突破實現以后，就是世界各個國家在規模上的比拼了，誰的規模大誰就能最終“迎娶”成功“先進生產力”。因為在現代社會，本質上技術的封鎖是無效的，因為技術封鎖會給技術信息帶來極高的超額收益，而在超額收益面前沒有資本家能保得住的技術秘密，而在西方社會，恰好是資本家掌握著這些技術信息，于是一個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中，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不斷地富集全世界的先進生產力，最終將倡導“門戶開放”兩百多年的美國逼成了“貿易自閉”——又是貿易戰，又是技術封鎖，完全違背了美國的“祖宗成法”。

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生產力是長著腿的，它不管你是什么人種？不管你供奉的經濟學牌位是什么？不管你信的是個啥？哪里能得到發展的能量就去哪里。對于生產力來說，生產規模就是它最重要的“食糧”。曾經美國擁有過世界第一的產能，那時候也確實掌握了世界先進的生產力。但是如今美國自己已經“神功大成”徹底閹割了自己的實業體系。

美國的水泥產量還是世界第三，雖然在世界上還是領先的，但是其產量跟世界第一中國比起來只是二十七分之一。

美國鋼鐵產量世界第四，但總產量不過是排名第一中國的十分之一。

而外包了美國生產任務的德、日、韓三個無主權的生產國體量加在一起也遠遠不如中國，自然是天下之先進生產力匯集到中國后形成的結果。至此，貿易文明世界秩序的終結者、西方五百年來優勢地位的逆轉者，發達國家的粉碎機——新中國，就讓華夏生產文明再次恢復到了漢唐時期的世界格局：東方與西方相峙而立，天下之機自華夏出。華夏文明之所以是生產文明，就在于：

能不能打破壟斷集團的桎梏，能不能一致行動統一指揮，能不能搞定內因而不依賴外因，這些才是為先進生產力的調整好適宜生產關系的關鍵。而中國，在文明的基因里就刻著這三條的解決方案：

（1）中國特色的反壟斷機制與中國人對強者的辯證觀：中國一直沒有貴族的概念，這是因為貴族的平均有效期一般不超過三百年，中國每隔二百年就會進行一次徹底的“武力選舉”，讓各派勢力大打特打各顯身手，最后勝利者接管整個文明的實體。所以像西方那樣幾百年的貴族我們這里基本是見不著的，從長期來看這個社會階層的更新率可以說是世界之冠了。即便在太平年月，中國的社會也會組織各種降低社會熵值的活動，比如遷徙豪強于茂陵等。由于中國人唯物辯證的世界觀，所以對于形勢變化的洞察力尤其深刻，更由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等觀，更讓中國人對于一時之強者沒有迷信，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滅亡的，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這種信仰，所以對于突破壟斷集團的桎梏沒有想不想的猶豫，只有能不能的權衡。

（2）中國自古以來的整體協調機制：為什么中國無論怎樣戰亂，無論有多少個割據政權，最后都要歸于一統呢，這就是因為華夏文明有著強力的整體協調機制——秦制。由于沒有權力的代理——封建主，來作為“中間商賺差價”，所以中國基本自秦朝以后就不存在歐洲那種形式的封建制度了。郡縣制中所有地方官員的權力來源都是中央政府，而權力對來源負責是客觀的社會規律。所以這種制度下基本上只要是生產力水平能夠覆蓋的地方，基本上中國人就能夠覆蓋。除了西部、北部的荒漠，西南的高原、東南的密林，基本上凡是適宜在農業時代進行生產活動的地區，就大部分都是華夏的領土。由于人種相同，制度相同，組織習慣一致，自然無論怎樣激烈的內部博弈，最終都要以統一為最終的結果。這就讓華夏文明在幾千年來都能夠一致行動統一指揮，以全民族全國家之力來應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挑戰。

（3）中國的戰略是基于內因利用外因的：中國的組織協調，是以內因作為主要方面的，正所謂內圣而外王。所以華夏生產文明的特點，就是能比較正確地認識外因和內因之間的辯證關系，能夠把解決內因作為主要的發力點。新中國是始終把獨立自主當作是立國之本的，在無論是美蘇爭霸還是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中，始終以現代化為發展目標。因為華夏生產文明自古以來，就是以內部建立生產秩序，有效組織生產為主要的治理目標，一些對外的戰爭往往都是自衛反擊式的動機，雖然有時候會力度大一些，比如對于匈奴和突厥。但是華夏文明從來不鼓吹侵略式的擴張，而是以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的方式來實現同化。由于中國內因問題解決的好，所以在對外的戰略上，就有了超長的規劃，可以幾代人做一件事，可以集全國之力做一件事，這種基于內因的強大戰略的規劃和實現能力，就完全超越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想象極限，所以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就被中國輕松地打破了，因為即便再精明的頭腦，也想不到中國能在25年間GDP增長了15倍，饒是如此還能不忘初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掌握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絕學。一個生產規模超過美國及其仆從國，組織能力優于蘇聯，人口規模等于全部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這樣的國家對于先進生產力來說，是最理想的棲居之所。雖然西方世界對此難以接受，但是對于華夏生產文明來說，這其實正是回到了漢唐時期的狀態：做好自己自然就雄立于世界了，華夏的強者往往只需要樸素的發展策略。所以《孫子兵法》說道，“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這說得就是要把握內因，才能利用好外因的的辯證博弈觀。

發現與利用客觀規律，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組織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這本來就是華夏文明幾千年來一直在專攻的“主營業務”。青銅器來自于西方，而我國最終出土了140多萬件青銅文物，而世界所有其他地區出土青銅器之總和不及華夏文明的一個零頭；煉鐵技術也來自于西方，但最終華夏文明在鐵器時代生成了秦制，建立了垂直管理的郡縣制，確保了在之后的2000年中國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佛教來源于印度，而今印度的梵文要靠華夏文明的記載才能解讀；馬克思主義來源于西方，但只有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用社會化大生產為全球輸出工業品；市場經濟也來源于西方，但中國是世界市場上最大的貿易國。

所以一個技術、一個思想從哪里來的對我們華夏文明來說并不重要，英雄不問出處，但是只要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規律，合于天道，那就是我們可以借鑒的素材。之所以中國可以做到幾千年來對世界的各種文明成果吸收之而超越之，就是因為我們華夏的文明基因中，實際上是以唯物辯證法為精神信仰的，唯事物的發展變化是永恒的。所以無論天地怎樣旋轉，只要人類還是依靠科學和理性的，那么華夏文明就將始終保持其生命力，不斷地為人類貢獻前進的實踐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