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格特約作者 張明揚

7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中國經濟半年報，亮點、希望與隱憂并存。但具體到民營經濟這一塊，恐怕就是愁云慘淡萬里凝了。

民營經濟拾級而下

從工業增加值看，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8%，私營企業增長1.9%。2022年是近年來私營工業增加值增速首次低于全國增速，今年上半年延續了這一趨勢。

從固定資產投資看，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8%，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0.2%；民間投資占全國投資的比重，從2015年最高占比57.3%，降至今年上半年的52.9%。

在上月刊發的《民營經濟多項指標五年拾級而下》一文中，作者陳永杰提出了一個引發輿論熱議的現象：在持續五年的時間中（2017-2022年），民營經濟多項數據指標增速都呈現拾級而下的特征，五年（2017-2022）增速高于三年（2019-2022）增速，三年增速高于去年（2022年）增速，去年又高于今年前5個月。

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該著由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集體撰寫，陳永杰擔任主編，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

從上半年的數據情況來看，2023年的民營經濟延續了過去5年 “拾級而下”的整體趨勢。

民間投資是把標尺

而今但凡提及民營經濟的重要性，都會說到著名的“56789”：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貢獻了中國經濟60%以上的GDP，貢獻了中國經濟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貢獻了中國經濟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民營經濟的企業數量占90%以上。

但56789包含的另一層敘事是，正因為民營經濟之于中國經濟如此舉足輕重，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不確定性增大及相關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都能找到民營經濟不振方面的歸因。

說到底，民營經濟增速上不來，中國經濟如何重拾中高速增勢？

就業與民營經濟的景氣度相關性往往被忽視，但實則關系萬千重。

近年來，公共輿論討論就業時，重點都放在年輕人對“編制”的趨之若鶩之上，這樣固然也是一種問題意識，但也掩蓋了中國就業窘境的真實背景：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今年6月份，青年失業率達到21.3%的高點。公務員與其他編制類機構釋放出再多的崗位，央企國企招得再多，對整體就業形勢而言都是杯水車薪——更何況國企的整體用人規模一直在縮小，要解決就業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民營經濟有意愿招聘、有能力招聘。

所謂民營企業的就業吸納度，從根本上而言自然是信心問題，最直接相關的其實是擴張意愿，而擴張意愿的最真實尺度就是投資。

數據上，自2012年公布民間投資數據以來，2012年至2017年期間，民間投資與全國投資增速同步，都是10.4%；2017年至2022年期間，民間投資平均增速為4.4%，低于全國投資0.3個百分點；2019年至2022年，民間投資平均增速為2.9%，低于全國投資1.3個百分點。

2022年3月，民間投資增速還高達8.4%，而今年上半年，已變成下降0.2%，1年間增速下滑8.6個百分點。

同時，2022年，新增民營企業(含個人獨資企業) 數量出現下滑，較2021年少增91.7萬家，降幅高達9.96%，是近年來的首次。

民間投資增速負增長，新增民營企業數量下滑，你說就業怎么增長？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不投資不創業的就業增長。

新增投資，既是所謂的GDP三駕馬車之一，也是新增就業和技術創新的直接驅動力。

而今，在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中，伴隨民間投資退潮的，是國有投資所占比重的不斷上升。今年上半年，在民間投資下降0.2%的同時，國有投資的增速達到8.2%。

最近有一個很火的段子是，投資圈現在不流行打德州撲克了，源于蘇北的摜蛋正一統江湖。段子雖然是段子，但背后也有一個投資的新趨勢：有錢的投資方，都是省市政府產投基金了。

有人投資當然是好事，但且不說國有投資備受詬病的投資回報率，單單考慮到地方債的壓力，國有投資是否能長期保持增長尚是未知數。

課件從摜蛋的文化屬性、思維方式、戰略層面，甚至博弈論角度分析了摜蛋對于經營管理的幫助，還總結出了打好摜蛋的八字方針：定位、溝通、配合、記算

從長期來看，還是得靠民間投資。

國家發改委官方微信公號上周發布了一篇文章：《平臺企業在支持科技創新、傳統產業轉型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文章專門強調了平臺企業的投資問題，“從調研情況看，平臺企業持續加大在技術創新、賦能實體經濟等領域的投資力度，2023年一季度，我國市值排名前10位的平臺企業通過自主投資或子公司投資等方式加大投資力度”。

所謂民營經濟的信心，最根本的評估尺度也是投資和擴張。把大把的錢花出去，把大批的人招進來，是為信心。

民企發展觸達天花板

那么，是什么影響了民營經濟的投資意愿、擴張意愿，乃至信心？

這個話題過于包羅萬象，甚至可以說是這兩年探討中國經濟的“元話題”之一，很難給出一個畢其功于一役的解釋框架與解決方案。

在這個問題上，不能過于迷戀所謂根本性的解釋框架，更不必賭氣或喪氣的說“大趨勢已定”，而是要更多的從民營企業的真實需求出發，以日拱一卒的精氣神審視之。

最近，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史晉川領銜的課題組提交了一份報告：《如何以制度約束硬化來換取民企自我激勵與市場激勵強化》，提出了不少技術性改善方案。

史晉川領銜的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開創了溫州模式、臺州現象、蕭山民營經濟發展等學術研究領域

鋒芒最盛的有兩點。

其一，民營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市場監管的穩定。報告提出：審慎出臺市場監管政策，謹慎把握政策實施力度，謹防政策調整過快過猛……加快制定并向社會公布負面清單下的資本進入“紅綠燈”清單，該亮紅燈亮紅燈，該亮綠燈亮綠燈，亮錯燈處要及時改正，消除“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概念誤讀對民間投資信心的負面影響。

其二，民營企業產業拓展制度性壁壘有待進一步打破。報告提出，在民營經濟遭遇的諸多體制障礙中，“準入壁壘首當其沖，最為突出”。這造成了一個正日趨嚴重的問題：民營企業的數量和資本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中下游，“內卷”嚴重，轉型升級、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受限。

上述兩點互相纏繞彼此作用，結合當下的經濟境況，實則可以理解為一點：在民營經濟投資大幅下降背后，是很多領域根本進不去，或進去之后面臨著極強的監管風險。

或者說，在本文列舉的民營經濟各種“頹勢”背后，并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經濟大環境的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信心的問題，而是準入和制度性壁壘問題。

說白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已經觸及了現行政策的天花板，現在不是民營經濟想不想投資想不想發展的問題，而是投資領域發展空間被人為限定的問題。這就好像《三體》中的著名命題：用質子鎖死了人類物理學。

站在天花板的角度，這幾年圍繞民營經濟的一系列困擾、爭議和頹勢就有了新的思考方向、破局方向。

這與民營經濟的信心問題也并不矛盾：觸及到理論上的發展極限和天花板之后，尋找不到新的發展空間，或在尋路新空間時動輒得咎，這難道不是更大層面上的信心問題？

打破天花板，打破制度壁壘，以市場的激勵重新啟動民營的投資與擴張，如此，這盤民營經濟的珍瓏棋局可能就滿盤皆活了。

有了新增投資，就有了增長、就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