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東杭律師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公司每個月處理那么多違規投訴，你怎么會不知道公司是做什么的？“

當公訴人在法庭上問出這個問題時， 坐在辯護人席上的我就已經知道，被告人提出的“不知情”抗辯不會被采納。

這是一宗“公司出事，全員被捕”的犯罪案件，近年來相當常見。這家主營社交平臺App的公司被指控為詐騙團伙提供技術支持——具體為App中的某一個功能被犯罪分子用于犯罪活動，而司法機關認為研發、運營該App的公司與詐騙團伙勾結，致使公司連帶涉案， 上至總經理下至普通員工均遭逮捕及起訴。

庭審中一名員工表示，自己只負責公司App運營，對App是否被用于犯罪并不知情： “我只是一名做技術的普通員工，領導讓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知道App的整體情況。”

我想到一位前輩曾對我說過：“刑事訴訟最復雜的莫過于推論主觀，最簡單的也莫過于推論主觀。復雜在于人心隔肚皮，一個人心里想什么，有沒有想要做某件事情，你就算把他的心掏出來，也未必能查明，簡單在于只要你認為他有做某件事情的動機，那么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將是他主觀的佐證。”

1.

近年，“平臺經濟”被多次提及，中央明確指出， 平臺經濟要成為引領經濟發展新動力、成為就業和科技創新的新動力。政策推動下，許多互聯網平臺乘東風迅猛發展，各種小型互聯網平臺企業也在利好政策中得到發展，漸顯規模。

然而，資本市場天然具有逐利性，另一方面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健全，近年來平臺涉罪案件屢屢爆發。以2023年為例，我在全國范圍內經辦的平臺犯罪案件至少有五起，這些案件具有以下共同點：

第一，嫌疑人年齡普遍較低，25-35歲年齡段居多。涉案人員（包括公司老板、股東）鮮少大于35歲，員工也大多剛大學畢業，工作年限較短，即便是部長級、經理級員工，從業年限也大多不足五年。

第二，嫌疑人都就職于同一家公司，一般分為實際控制人、經理、主管、組長、普通職員等，因公司業務相互之間產生緊密聯系，并基于核心業務、產品的模式、種類進行分工協作。

第三，被指控罪名都與公司日常經營活動密切相關，這便是我們常說的“營業犯”，其犯罪行為出自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且社會危害性均由經營活動整體或其中某一環節造成。 如平臺因設置概率性玩法，符合“賭博閉環”后，被指控開設賭場罪；比如平臺的個別功能被認為為電詐團伙提供了幫助，被指控詐騙罪等等。

有些信息網絡公司的負責人、網絡平臺的經營者打著開發、運營網絡產品，提供網絡服務的幌子，與犯罪分子共謀實施網絡犯罪，甚至其本身便是網絡犯罪的主要實施者。

由于信息網絡傳播速度快，波及范圍廣的特性，相關案件 往往涉及眾多被害人，嚴重侵害人民群眾財產權益，以至于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時，容易抱持對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立場和態度。

2.

然而，針對涉及信息網絡犯罪的打擊容易引發爭議，其中爭議最大的是對于涉案企業中普通員工的處理。

當下司法實踐對于普通員工是否構成故意犯罪的常見認定方法，是通過基層員工業務操作中的不規范或其他不合理情形，推定基層員工對公司業務違法性的明知，認定員工成立共同犯罪，其本質是將普通員工與企業的“犯意”進行綁定。

理論上講，這種做法頗具合理性——明知道公司、他人在實施網絡犯罪，不僅不告發，甚至通過日常工作為其提供便利， 變相促成了犯罪行為的實施，應當認定構成共同犯罪。

比如，設計師設計海報是業務行為，但若明知公司要求設計的海報包含色情淫穢內容仍然為其設計，那么即使“設計行為”是中性的，設計師仍可能構成犯罪。

比如，程序員搭設App是業務行為，但若明知道他人要求搭設的App具有網絡賭博功能功能，仍接受安排實施搭設，那么即使“軟件開發”“代碼編寫”行為是中性的，程序員仍可能構成犯罪。

同樣的道理在傳統犯罪中也曾出現。比如，你是一名小旅館的前臺、財務人員，接待客人、整理營收是正常業務行為。但如果你明知旅館內有組織賣淫活動，仍然接待嫖娼人員，甚至直接收取、整理嫖資，那么便可能構成犯罪。

3.

然而，細想之后不難發現，通過“發掘員工對公司涉罪行為的主觀認知”來構建員工與公司存在“犯意聯絡”，認定構成“共同犯罪”的做法看似合理，然而最突出的矛盾也正是“發掘員工對涉罪行為的主觀認知”這一點，因為其發覺路徑往往是基于員工日常工作中的“不正常情形”和“不合理操作” ——尤其在某些新興的行業領域。

這種矛盾與不合理主要體現在四點：

首先，員工處于知情權和決策權的末端。企業內部必然存在層級劃分，處于基層的普通員工并不必然知曉管理層的業務安排、決策及目的，這也必然導致員工對于所謂“不合理情形”的感知能力相對較低，這種情況下，以“感知不合理情形”來推斷員工是否具有犯罪合意是極不合理的。

其次，員工并不了解非本職工作。互聯網企業乃至任何一家初具規模的企業都存在分工協作，這也是現代企業管理的特性。以語聊平臺為例，渠道工作人員與技術工作人員雖然在業務上有協同和聯動，但對不相鄰甚至相鄰工作崗位的職責、原理未必知曉，技術工作人員對渠道工作人員的行事準則、工作慣例也未必了解，如果僅以公司業務中個別“不合理”情形直接進行明知推定，實在有失偏頗。

此外，許多工作崗位，在校學習的專業和入職后的職業具有較大區別。以律師為例，法學專業學習更多關于法學理論和法律規定，對律師實務里細致問題鮮有涉及，許多大學畢業生離開校園后會發現，所學的不足以應對工作遇到的問題。對于其他行業職業也是，普通員工，尤其是剛離開大學的年輕員工，即便受過高等教育、專業化教育，也不必然能夠洞察或業務工作中的不合理情形。

最后，嚴峻的就業現狀使得員工告發“不合理情形”“輕微違規行為”的期待可能性降低。司法審判必須考慮到普通員工對于“不合理情形”“輕微違規行為”乃至“違法犯罪行為”的認識程度，尤其在就業環境日益嚴峻的當下。

也正是這些個“不合理”，使得司法機關對員工的犯罪指控和審判易遭受質疑：對基層員工“推定明知”的標準是否過于嚴苛？司法機關是否存在預設立場的傾向？公訴和審判是否忽視了基層員工的現實困境？

4.

現行法律對不少罪名作出了關于“推定明知”的規定，這些罪名不乏經濟犯罪和信息網絡犯罪。

譬如，2019年 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羅列了七種推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犯罪的情形，其中常見的情形包括“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等。

但這種標準在實踐中也易受詬病。譬如將“價格交易或者方式明顯異常”作為“推定明知”的情形，但對何為“價格明顯異常”，何為“交易方式明顯異常”卻沒有明晰的界限。

價格高于或低于往常的多少是價格明顯異常？使用“對私”轉賬、現金支付，或者用虛擬貨幣支付又是否屬于交易方式異常？

控罪標準不確定，在商事活動多樣化的今日，成了許多企業主、員工涉罪的隱形炸彈。

再比如，規定“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但是，對于“專門用于違法犯罪”應如何認定卻也鮮有官方觀點。

使用未經實名認證的賬號，或使用與真實身份不符的用戶信息，是否屬于“使用虛假身份”也都存在爭議。這種情況下，企業尚且未能完全分清犯罪與否的邊界，剛離開大學校園的年輕職員們又如何分辨和規避呢？

5.

刑法第一條闡述了立法的宗旨——懲罰犯罪，保護人民。要想懲罰犯罪，保護人 民，就應當在司法實踐中綜合現實的考量，注重不同行為主體對于犯罪行為的認識，從而更加準確、科學地提出追訴及作出刑罰。

現實中，許多企業普通員工因公司的業務行為被卷入犯罪指控之中，或是因為“沒有在發現可能存在違法情形后及時離職”，或是因為“沒有向上級部門提出異議“”沒有向司法機關告發”導致最終被定罪，這種對案件粗糙定性的做法，與連坐有何異？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實現這個目標光靠嚴刑峻法還不夠，最關鍵的是兩點，一是在刑事訴訟偵查、公訴、審判每個階段都要實事求是，不為從重從快就一股腦將涉案公司的所有人員草率逮捕、起訴；二是要端正司法觀念，真正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基于事實與證據，主客觀相統一，判斷相關主體是否具有實施犯罪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險性，是否確有追訴、予以刑罰處罰的必要性。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律師

葉東杭律師系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金橋百信刑事法律事務部副秘書長，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性犯罪辯護，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