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英文版已發表在SSR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10 Issue 6, 1-8, Nov-Dec 2023

摘要：2021年國家重拳出擊整頓資本無序擴張，政界、商界、學界對市場機制和政府管制的評價既有支持也有疑惑，然而溯源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適用情境，以及古今中外數百年的資本運作實踐，我們看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處理不當恰恰會成為導致資本無序擴張的根源之一，當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侵蝕公共利益。政府的天職是給市場創造公平、透明、有法可依的誠信營商環境以保障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充分發揮，并需及時糾正市場失靈，引導資本健康運行，我們應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組合，在法治的軌道上給資本的發展設置“紅綠燈”，抵制和防范資本的無序擴張，捍衛和引導資本的有序擴張，實現經濟社會繁榮發展。

Abstract:In2021, the state launched a heavy campaign to resis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The political, business and academic circles have both support and also doubt for the evaluation on both market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However, tracking back to the application of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as well as the capital operation practice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hundreds of years, we can kn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if handled improperly, will precisely the source for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will certainly damage the public interes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create a fair, transparent, lawful and honest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the market to guarantee the market fully play its role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timely correct market failure, and to guide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 We should set “traffic l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by law through a series of effective policy combinations to resist and preven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to guard and to guide the 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to achiev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s and society.

Key words: capital; regulation; market

關鍵詞：資本；管制；市場

一、引言

從2021年政府重拳出擊堅決抵制資本的無序擴張開始，市場震動預期轉弱，觀點分歧十分明顯，有的厲聲抨擊資本擴張十惡不赦，有的強烈反對政府管制。眾所周知，資本是用于生產經營過程能夠帶來其增殖（即增值，亦稱投資回報）的資金，它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與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代批判性地指斥“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不同[1]，當代經濟生活中，“資本”已不再是貶義詞，而是指生產要素的一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完善之中的中國，既有國有資本，亦有民間（民營）資本，本身都是中性概念了。

通常情況下，資本在積累到足夠大的數額后會向租金的形式轉化，這既是資本的使命，也是其邏輯終點。資本的內在屬性是尋求持續的投資回報，即保值基礎上的增值，也被人們表述為資本的擴張。而這種擴張，可以區分為有序與無序的兩類。本文的基本觀點是：抵制資本的無序擴張正是為了捍衛資本的有序發展。有關資本的無序擴張，比如疫情當前驚爆人們眼球的核酸檢測造假、社區保供壟斷，以及前一時期媒體熱議的房地產、義務教育階段培訓、娛樂圈、互聯網寡頭、互聯網金融等領域出現的擾亂經濟健康秩序、破壞公平競爭市場、侵犯勞動者權益等由資本無序擴張催生的市場亂象，政府到底該不該管？毋庸置疑是應該管的，但又需要指出：恰恰又是因為政府管制不當，缺位與越位并存，才往往形成資本無序擴張、市場預期不良、信心不足等亂象。本文試對此作理論聯系實際的分析探討。

二、資本

一直以來資本都是備受關注的話題，這是由于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具有使個人財富集中，甚至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放眼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最近幾十年都在不同程度地出現資本/勞動收入比率升高的趨勢。如果資本是以“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的野蠻模式無序擴張，那么無疑會進一步固化并加劇這種趨勢，直接的結果就是貧富差距擴大，衍生諸多社會問題。如果我們想要扭轉這種趨勢，那么必須要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模式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公共政策集合，引領資本在公允獲利的同時盡可能對社會整體福利有所貢獻，比如保障市場機制暢通無阻，這亦是資本健康有序發展賴以生存的土壤，將帶來資本/勞動收入比率趨于合理，以及消費提振、科技繁榮、經濟繁榮的效果。

學界在這些方面的研究已經有非常豐碩的成果。Chun，Yi與Tse指出資本壟斷雖然導致生產率提高但會帶來就業率下降，對工人的綜合福利影響是負的，低技能工人的就業和收入受影響更大。[2]Harms與Hefeker指出資本投資多元化有助于減少失業。[3]Michl指出工人福利因資本家控制資本積累過程而受到嚴重限制。[4]Amitava, Krishna與Dult指出隨著壟斷資本的興起可能會帶來價格理論的修訂。[5]Sawyer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指出壟斷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阻礙。[6]Connolly與Mcafee經過研究發現高科技資本與生產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無法證明其與超額回報的關系。[7]Glomm與Mendez指出更具競爭性的市場以及對資本更少的管制會提高資本的收益率，消除壟斷權可以顯著增加總收入。[8]Antoci, Sabatini與Sodini建立了一個理論框架用以分析在社會資本侵蝕下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作用，并指出在一定的參數條件下技術進步與社會資本的關系可以呈倒U型曲線。[9]Thompson認為社會資本刺激創新活動，導致更高的壟斷利潤，從而產生更高的社會資本，形成一種自我強化機制。[10]從前人的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自由市場機制下的資本自由發展不但能夠給經濟注入活力，更能增進全民福祉。與之相反的是，管制滋生更多壟斷，壟斷資本野蠻生長的弊端在實踐中不勝枚舉。

三、管制與市場

人類管理世界通常有三大方法：意識形態方法，行政方法和市場方法，而其中的管制（行政）方法與市場方法都是政府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最常使用的工具。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替代、互補等問題既是經濟學問題，也是政治學問題，涉及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如何劃定政府與市場以及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問題。在傳統公共行政時期，很多國家的政府規模都趨于龐大。而政府規模大，意味著大量的管制、大量的公共服務供給任務與分工，以及大量財政資金支持，這將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擠占市場的生存空間，導致尋租盛行，形成管制加持下的壟斷，與市場失靈造成的壟斷殊途同歸。

（一）政府與市場的替代、補充

管制與市場，從來都不該是彼此隔絕與撕裂，更應該是相輔相成，彼此成就。政府可以通過管制規范市場，從而將市場限定在越來越有限的范圍內。但是不得不承認，政府一般比非政府組織的效率更為低下——以前我們經常會將其歸結為機構臃腫、公務人員的官僚作風濃郁，但這些只是看起來的表象與部分原因。政府與私營部門是有顯著差異的，這種差異導致私營部門的直接效率更高，但這種效率不是源于組織形式，而是源于目標的單純。如果定期派給公務人員任務，讓他們用“商業方法”改善行政效率，這意味著誤解行政效率這個概念。在許多情況下，需要讓政府做事的原因之一，恰是我們并不想讓這些政府行為按利潤最大化的方式來運行，而必須在權衡取舍、組合中追求多元目標。如果政府想一味追求直接效率的話，他們能夠成功地用謀利的方式來經營自己。政府賦予自己一種壟斷地位便會使謀利來得更容易，[11]但那卻是背離了政府履職行為的正軌。隨著上世紀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政府權威在這場運動中得到削弱，政府規模相應減小，甚至于一直以來屬于政府職責的公共事務，也可以在這場市場化的浪潮中通過簽約外包、PPP等創新形式進入市場體系。上世紀80年代出現在西方國家的“私有化（股份化）”浪潮中，對市場的過分崇拜顯然又有忽視市場的天然缺陷之處，“華盛頓共識”在其啟發性的正面效應旁邊，亦往往表現有市場對外部性、公共服務供給、社會公平正義、長期的經濟宏觀平衡的無能為力，這是其主要缺陷所在。因此，即便市場具有很多政府無法比擬的優勢，政府依然需要通過制定和施行公共政策來管制、管理、服務于社會，從而彌補市場失靈，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和目的，也是政府被市場（以及發展中的第三部門——公益組織與志愿者組織）替代的限度，即使政府因為文牘主義、繁文縟節而飽受批評，但是必要的政府規模也一定還是要具備。也可以這樣理解，市場不能完全替代管制，但管制決不應該無處不在。只要存在壟斷因素、自由的市場競爭被扭曲的因素，就需要有政府管制以保護同業競爭者、消費者和勞工方的利益。但這種管制亟應與時俱進地動態優化，尤其在“審慎包容”地處理好創新中直觀必帶“寡頭壟斷”特征的數字經濟平臺頭部企業的合理監管等問題。對資本管制的本質是讓市場在政府的保駕護航之下，讓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盡其所能，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讓市場時刻都充滿正義的活力。

（二）正確理解斯密的“看不見的手”

有一點需要厘清，一提到“看不見的手”，走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鼓吹完全自由的市場，言必稱亞當·斯密，認為“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一切，殊不知這是對斯密的極大誤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道德情操論》里首次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12]在《國富論》里斯密強調每一個個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3]這兩段話看起來似乎是“看不見的手”通過人的自利行為可以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但須知亞當·斯密所指的市場里的個人，已經是“社會人”而不是“自然人”。斯密說得非常清楚：沒有政府的保護，純意義上的市場一天也存在不下去，這就引出了后來著名的市場失靈學說。既然人類天性決定了離開“共同體”狀態，就會陷入無序的“戰爭狀態”，那么政府從哪些方面把人類拯救出“自然狀態”呢？具體來講，抑制市場失靈，最大化公共利益，處理市場失靈、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依照法律的政府管制就被引入發揮作用。毫無疑問，當資本市場陷入純“自然狀態”下，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也會紊亂，政府要以充當“守夜人”為底線，爭取“更好發揮作用”。由此我們看到，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靈藥，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才能發揮作用，政府管制可以保障“看不見的手”穩健運行，可以在“看不見的手”失靈的時候出手相救，“看不見的手”高效運行的前提恰恰就是有政府做后盾。政府與市場，一個像后臺，一個像前臺，前者是本質，后者是現象。通常情況下，我們能很輕易地看到、感知到前臺的存在，因為它生動立體，與我們直接相關，而往往對與我們間接相關的后臺比較無視。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以及民生福祉的角度來看，在規范資本運行這件事上，我們更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政府與市場，很難評價誰比誰更重要，當市場在政府的支持下穩健運行的時候，作為后臺的政府最好不要走到前臺進入我們的視野。

四、資本與政府管制 （一）政府的職責

作為市場后臺的政府到底有多重要？即便人類歷史證明，市場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它是資源配置最基本、最有效、總體而言應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場也有不適用的時刻，即市場失靈，它只適用于依法實現規則平等和機會平等下的“社會公平”，對依法實現適當結果均平化取向下的“社會公平”，則力所不及。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市場調節機制就有必要讓位于政府調節機制。政府可以以下述方式矯正市場失靈：一是政府直接的貨幣補貼，比如減免退稅金返還；二是政府通過控制許可證的數量限制或者禁止后來的競爭者，如福利企業退稅資格；三是政府管制與本產業有替代或互補關系的行業和部門；四是政府管制價格，如固定價格。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最重要提供者，其權力的性質屬于公共權力，其使命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回應民眾訴求、維護和弘揚公共利益；其主要職責體現為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其行為必須處于責任狀態并承擔相應的政治、行政、法律與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公共責任；其運行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等公共價值和公共精神；其管理與服務過程應當體現民眾參與和社會監督，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有效配置公共資源。政府的核心功能是把有關利益矛盾以及沖突，力爭控制在社會秩序能夠允許的范圍內，平衡好各方利益。縱觀世界近現代史300年來的發展歷程，從政府職能角度看，也有一個明顯但相對緩慢的進步過程。發生在19世紀英、德等國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遭到社會主義者的強烈譴責，也促使這些國家進行反思，逐步加強在規范市場、勞動保護、養老保險、婦女兒童權益保障，以及教育、醫療與公共衛生、住房、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公共職能，各國政府開始較大規模地介入宏觀經濟管理和多種公共服務。[14]這是民眾對政府顛覆性認識的開端，更是保障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有效運行的切實基礎。

（二）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分析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自有人類社會組織以來就有管制，管制是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的。最早的管制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時期。[15]無論是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共同體”，還是亞當·斯密的“社會人”，都是建立在“國家政府”的基礎概念之上的，承認了大“公”的存在，以及個體為了尋求政治保護和經濟利益而對個人權利的部分放棄。換句話說，公共利益及其所匹配的政府機制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也就是說，微觀經濟學里假設的純“個人利益”的“自由選擇”不能完全成立。在現代社會，人們被迫放棄他在自然狀態下擁有的絕對選擇權，接受共同體的保護和法則，所能做的就是追求這些法則的公平、公正、清廉和較高效率。基于此，政府管制是從公共利益出發針對個人或集團而制定的規則，其目的是為了避免資本主體和經濟主體侵犯雇員和消費者利益，后者表現為肆意控制他人進入、對價格進行壟斷、對消費者和勞工濫用權力、單方確定服務條件和質量等。正因為如此，政府應該代表公眾對市場主體與資本作出一定的理性規制；該管制思想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不僅在經濟上取得成效，而且促進整個社會的完善。所以在原理層面而言，對資本的無序擴張進行抵制和矯正是必要與合理的。在這里，行政適當介入可以看成是對法律的一種執行與補充，以最大可能糾正資本由于種種原因形成不當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以及對公共權力的裹挾綁架。誠然，我們在過往的資本無序擴張中已看到：房地產領域的內幕操作助長的賣方市場，最終導致恒大、碧桂園等地產商債務崩盤，幾百萬不能獲得房產的購房者卻依然要持續不間斷還房貸；義務教育階段“名校獨木橋”通道倒逼出來的非必要補課與學區房，在一定程度上擠占青少年兒童的必要娛樂和睡眠時間使其身心俱疲，鎖定民間資本使其無法進入市場流通；互聯網企業不當壟斷性質的“二選一”使市場自由競爭受到極大抑制，消費者不得不承擔更高的生活成本等等諸多資本野蠻生長亂象都是通過違法方式獲得的不正當競爭優勢。對于上述亂象，我們要有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勇氣和決心，在配套改革中打造合理制度環境和施以必要的政府管制。但是有關政府管制的恰當、合理性問題，即“適當性問題”，其難度亦不容小覷。

（三）政府管制的適當性問題

政府管制本意是糾正市場失靈，然而政府自身也會失靈。尋租現象剛好可驗證諾思對“政府失敗”的描摹：政府在致力于糾正市場失敗的同時，經常會引發自身失敗，即政府失敗，尤為重要的是，政府失敗的后果非常有可能比市場失敗更為嚴重。如果說抵制資本的無序擴張是一個解構問題，那么毫無疑問，捍衛資本的有序擴張是一個與之對應的建構問題。俗語說，解構容易建構難。我們看到，政府管制的初衷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在實踐中由于管制不足或者管制不當，政府不是缺位就是越位，背離公共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從管制的初衷來看，政府應該對社會公正及效率需求作出無代價的、有效的回應，是從公共利益出發制定管制，原則上說，哪里有市場失靈，哪里就可有政府相應的干預，但還是常出現力不從心，并事與愿違的窘境。不可否認，政府在處理市場失靈方面，確實也具備一定的能力與優勢。[16]剛剛過去的疫情中的封城管控，市場機制暫時基本癱瘓，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無法發揮作用，必須由政府管制在特殊時期作為特殊手段全面介入核酸檢測與物資保供。令人遺憾的是，各地又陸續爆出核酸檢測和保供丑聞。在這里，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管制來掌管市場準入牌照，那么哪個市場主體應該獲得核酸檢測以及保供牌照？其依據是否具有普適性和持續性，是否公平對待每一個參與競爭的市場主體？這些零星丑聞，恰恰說明在市場失靈的特殊時期，政府管制還往往沒有恰到好處地發揮作用，造成管制不當。此外，去年政府整治資本無序擴張，被市場誤認為是在打壓民營資本，使市場失去信心，這是管制不當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政府管制介入市場失靈是政府的基本責任之一，但是政府如何介入？如何挽救市場失靈以更進一步增強市場信心？是亟待政府深入思考的關鍵。總之，政府不該給市場添亂，而是應該糾正或者彌補市場失靈。管制看似小事，這實際上又涉及政府執政效率與公信力的問題，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五、警惕不當管制對公共利益的侵蝕

從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實踐中我們不難發現，管制被賦予的公權相當大。而到了抗疫特殊時期，隔離、封城、場所無毒消殺等措施貫徹實施時，公權在手的執行人員，更是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強制效力。正如私權過大容易侵入公共領域一樣，公權過大往往會使私人權益受到侵犯。上海疫情封控期間坊間熱議的過度防控可以肆意違反常識，利益驅動下黑箱操作式突擊成立公司并暢通無阻成為保供商等情況，是與公權侵犯私權和資本無序擴張的典型案例。在形式上的公權侵犯私權后面，往往伴生實質性的私權侵犯公權，如一小部分人因為保供資格而獲得了侵奪大多數人利益“發國難財”的機會，這顯然對沖了政府在緊急狀態下提供基本保障物資的能力，繼而造成社會不公和民怨；在公權侵犯私權方面，常見基層組織將社會的權力、資源和機會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壟斷基本保障物資供給，與資本無序擴張造成供給不足、無序等亂象互為表里。早在100多年前的歐洲，馬克思和恩格斯等目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資本侵犯公權、殘酷剝削勞工的種種現實，提出未來社會應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形態。但是，在蘇聯、中國等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以公有制為“外殼”的集中的權力，亦會由于缺乏必要的制衡機制，出現以政府管制為名實為公權侵犯私權的利器。前蘇聯的失敗就在于資源和權力宣稱為公有，但決策權私有，將名義上的公權變成實質上的私權。制度是由現實中的人來制定和執行的，所以制度、政策本身制定層面的嚴謹性與執行層面的可操作性，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問題。人首先是具有動物屬性的人，會有生存、安全的需要；其次是具有經濟屬性的人，會有個體偏好、成本收入的考量，然后又是具有社會屬性的人，會有利益、榮譽的訴求。正是由于人性的復雜多變與需求的多層次，導致管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往往充滿不可具體預測的挑戰性。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把復雜多變的人性納入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基礎——我們可以通過設計一種公共政策，以引導其私心，激勵其善心，使其私利與公共利益相彌合，使公共管理成為水平趨高的藝術。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嚴格的管制制度和自由的市場機制得以完美解決，否則，可能使社會陷于問題越來越多和政府管得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嚴苛的惡性循環。如何切實優化政府管制，發揮市場的自由調解機制，以激勵引導個體行為趨于公共利益[17]，從而抵制資本無序擴張，捍衛資本有序發展成為時代的呼聲。

六、“全面依法治國”框架下設定好資本擴張的“紅綠燈”

本文引言部分已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概念其實是一個中性概念，有國有資本，有非國有資本，都屬于生產要素，都要追求投入的回報即資本保值增值。“資本”概念的內在含義，就是需要有其發揮生產要素功能而伴隨的“增值”，那么它的運作都必然體現出追求保值增值的擴張特征，這是屬于與生產力發展有關的動力源機制。當然，由于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存在“相對優勢”的差異，它們的擴張也合乎邏輯地會有共性之處的個性。關鍵在于：如何使資本有序擴張，而非落入“市場缺陷”的方面，表現為無序擴張。我們引導鼓勵和捍衛資本有序擴張，可以認為是追求解放生產力和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防范和制止資本無序擴張，其意義則是興利需要伴隨除弊，同樣是要追求生產力的解放和高質量的發展。

于是接下來，需要強調對接實際操作層面的真問題：對資本擴張中央已明確表述了“紅綠燈”概念，那么什么應是“鼓勵”（開綠燈）還是“制止”（開紅燈）的依據？也即什么是“有序”與“無序”的區別認定標準？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現代國家治理場景中，首先應該是“以法律為準繩”：合法合規的為有序，不合法不合規的為無序。因此，有序的應該鼓勵，開綠燈；無序的應該制止，開紅燈。這樣，才能夠充分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而防范其可能出現的偏差和負面效應。

我們的上述觀點，又內含一個合乎邏輯的前提性的要求:為掌握好資本擴張“紅綠燈”所依據的法律準繩，就必須全力實現法律自身所應有的維護經濟社會公平正義的高水平。也就是說，在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國家的法律法規體系，必須與時俱進地、可持續地處于“法治化”動態優化的進步過程中。這是處理好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必然考驗我們的實操關鍵之處。

領導人所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是非常有建設性的治國方針。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執政黨是有權力的，這個權力就是公共權力。公權由一個個具體的私人執行，實際生活中肯定會發生扭曲，立法的關鍵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力求最大限度減少扭曲。如果籠子是法律，那么還要強調我們的治國理念——法治（不是“法制”，翻譯成英文不是rule by law，而是rule of law）。現代文明要實現健康的民主化，一定要用“法治”的治理概念，真正“走向共和”。在義理上講，“法制”（rule by law）以法律為統治工具，“法治”（rule of law）則是“法律的統治”，表達“法律最大”的思想。通俗些講，前一個是“刀治”，后一個是“水治”——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并不缺少“法制（刀治）”，秦始皇的時候就有秦律，中國的傳統中最缺的是“法治（水治）。“法制”強調法律的工具價值，“法治”強調法律體現公眾意志和至高無上的權威。“法制”是靜態的法律制度體系，制度體系有好有壞。“法治”則是一個好的法律制度體系得到有效實施的動態描述，邏輯取向上說，“法治”只有好的法治，沒有壞的法治。法治的首要任務是剔除現有制度體系中的“惡法”，惡法非法，法治的目標是“良法善治”，也就是“好的法”運行在現實秩序中，達到了“好的效果”。

自上海自貿區建立時樹立的企業正面清單（體現在私權上的“法無禁止即可為”）加上政府正面清單（體現在公權上的“法無授權不可為”）與責任清單（“有權必有責”——匹配問責制）的原則體系，應成為我國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機制、制定高水平的資本擴張“紅綠燈”的思維框架，以及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制度建設的立法思路。

綜上，對于資本的無序擴張，我們應該堅決抵制，用適當的管制糾正市場失靈帶來的各種市場亂象。但是管制決不是簡單粗暴一刀切，決不可任性而為，我們抵制資本的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而是通過適當的管制來捍衛資本的有序擴張。我們希望通過必要的管制使未來的經濟運行更健康有序、市場競爭更公平有活力、勞動者與消費者的權益能夠得到合理保護。政府與市場已不是簡單的相互替代或“井水不犯河水”劃界問題，高質量發展須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有限政府的有機結合，并且這種結合，在中國追趕-趕超式實現現代化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而追求成功的“守正出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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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賈康，蘇京春. 新供給經濟學[M]. 山西: 山西經濟出版社, 2016.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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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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