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經濟體制改革2023年第6期）

［摘要］創新創業是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議題。將內涵和外延原有異同的創新與創業的兩個概念定義為一個集合概念，進而結合數字化轉型中介作用，探討創新創業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應及其影響機制。考察分析表明：創新創業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化轉型在創新創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間接中介效應。采用IRIEC指數、Moran’I 指數法和空間杜賓模型衡量創新創業空間效應，發現創新創業不僅會對本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還對相鄰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異質性分析發現，東部地區享受到的創新創業釋放紅利比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更大。鑒于此，應著力提升區域創新創業能力，發揮數字化轉型在創新創業進程中的作用，推進建立創新創業多元協同運行機制，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創新創業；數字化轉型；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溢出

［中圖分類號］F016.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12X（2023）—06—0033（10）

［作者］賈康，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北京 100044；韓嬌，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遼寧科技學院創新創業學院），遼寧沈陽 110819

一、引言

“十三五”時期，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超過8%，各類創新創業主體快速增長。特別 是創新創業對傳統產業和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升級起到了助推作用，也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1］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工業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依靠創新創業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高效釋放創新創業和推動數字化轉型，對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現有相關文獻主要圍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關注創新創業驅動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研究。在 微觀層面，創新精神、創業精神、企業家精神以及創造力能顯著促進經濟發展；［2~6］在宏觀層面，通過科技創新、科技創業、創業投資、創新創業能力、創業活躍度等要素投入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7~9］Audretsch（2007）從德國的區域數據實證分析發現，區域創新能力對基于區域知識的創業活動具有積極影響，同時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業活動對區域經濟發展也有積極影響。［10］二是關注數字化轉型驅動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研究。劉麗和丁濤（2022）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產業綠色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影響。［11］肖土盛等（2022）實證發現，企業可以通過調整人力資本升級和改善公司經營來實現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創新，從而為實體經濟賦能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12］涂心語和嚴曉玲（2022）認為，政府應通過數字化轉型與知識溢出的良性互動，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13］范合君和吳婷（2021）發現，可以通過教育水平和資本水平對數字化的調節作用來顯著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14］

從已有研究看，創新創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大多數學者從實證分析 角度探討了數字化轉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15］而很少有學者將數字化轉型作為中介變量，研究創新創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如何發揮中介作用促進高質量發展。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本文嘗試基于一個完整的框架探討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創新創業如何通過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體來講，本文將創新與創業兩個概念定義為一個集合概念，進而結合數字化轉型背景搭建理論分析框架，以此為基礎對創新創業、數字化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進行測算，并運用多種計量模型探究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作用路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創新創業的集合概念及其內涵與外延

創新與創業本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創新的內涵在于突破原有認識與實踐的邊界，形 成發展運行中的新境界，其外延可以覆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創業的內涵在于社會中特定生產經營主體地位的確立及其所直接聯系的尋求繼續發展的行為，一個進入市場競爭的主體，如能在其選擇的投資領域保持進入后的一小段持續生產經營狀態，那么就可稱其立足于創業狀態了。創新發展是新發展理念所表述的“第一動力”，而生產經營主體的創業活動又必然成為社會總體創新發展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初始環節與“源頭活水”。人們普遍認同創新與創業兩者間存在交集與相互促進的機理。本文認為，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框架下研討這兩者的關系，可首先將創新與創業定義為一個集合概念。

其內涵是以包容性的多維度創新，特別結合了作為概念歸宿的經濟生活中生產經營主體的創業活動， 形成一個特定的實踐指向上可排除模糊與誤解的“創新創業”經濟范疇；其外延則是涉及所有現實生活中市場主體基于其主體身份確立與發展的努力而發生的經濟行為的總和；換言之，一個市場主體于其特定生產經營領域立足企穩后，所有的進一步發展、開拓的擴張性努力都可概括為其“創新創業”行為的表現。

在中國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新階段，尤其需要從“創新創業”這一集合概念而形成的經濟范 疇進行深入認識，分析創新創業之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互動關系，以及由此影響于高質量發展的運行機制，特別是應注重研討作為全球創新發展前沿的“數字化轉型”大潮，關聯互動機制作用過程中的中介與賦能作用，即側重于認知現實生活中以數字化科技創新支撐的創業投資與生產經營，以及創業投資生產經營活動中融合的數字化轉型的創新行為。

2.創新創業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

（1）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影響

第一，科技創新能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創業和創新相輔相成， 創新實現最大價值的途徑只有通過創業才能實現。Romer（1990）提出，長期經濟增長率由技術進步決定，技術進步外生化并將資本內生化，知識溢出是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機制。［16］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階段，創新創業的動力已經傳導到供給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17］從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來看，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積極影響。

第二，創業活動可積極促進高質量發展。Audretsch（2007）提出，創業能力也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模式。［18］ 創業活動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培育企業家精神、促進知識溢出等推動高質量發展。［19］

第三，“在創新中創業， 在創業中創新”是“創新創業”的內涵體現，［20］兩個概念關聯的經濟活動在 大量場景中密不可分，互為支持，相互融合，所引出的正面效應表現為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創新創業能力對高創新高創業能力地區生產率存在顯著的正效應。［21］因此，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增 強創新創業能力。同時，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通過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予以實現。［22］由此可見，創新創業能力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創新創業能力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促進的直接效應。

（2）創新創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式影響

數字化轉型實質是運用數字技術驅動傳統產業和社會發展轉型升級、創新創業的過程。［23］在新時代 背景下，數字技術的運用改變了傳統創新創業邏輯，以數字化轉型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實現我國中長期現代化發展目標不可缺少的保障舉措。可見，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新時代創新創業的重要特征和模式。一方面，數字化發展可以提升創新創業活力。如，數字化平臺在“創造性破壞”“顛覆性創新”的驅動下，打破空間限制使農村閑散和剩余勞動力等加入到創業者行列；另一方面，創新創業促進數字化轉型發展。“互聯網+”創新創業的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使得產業與數字化充分融合，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以數字技術成果轉化創新創業，推動市場由低效向高效演進。由此可見，傳統產業不斷數字化轉型升級，可促成創新創業有效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助力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中的升級發展。數字化轉型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促進創新創業發展不斷深入。隨著中國數字化轉型不斷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受到較低的經濟效率和不合理經濟結構的約束程度越大，數字化轉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作用越顯著。［24］因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創新創業能力可以通過數字化轉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3.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創新創業具有開放性、跨時空性和共享特征，尤其“互聯網+”等新業態新模式涌現，打破了創新創 業要素跨區域流動限制，加速了創新創業跨區域融通聯動發展。首先，各類創新創業平臺促進跨區域融通聯動發展，發揮平臺的比較優勢，實現資源互補與服務共享。雙創基地的建設不僅促進了本地城市創新創業水平提升，而且對相鄰城市也會產生積極影響。［25］其次，創新創業能力本身就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通過強化創新創業的空間協同性，可以縮小地區差距，有效促進區域創新創業能力更高水平轉移。［26］可 見，創新創業不僅會對本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還對相鄰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創新創業可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帶動鄰近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研究設計

1.模型構建

為檢驗上述研究假設，在理論作用機制的分析基礎上，首先針對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 傳導機制構建如下模型：

ln Hqdi，t=α0+α1ln IEi，t+αcZi，t+μi+δt+εi，t①

其中，Hqdi，t表示第i個省份在t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IEi，t為第i個省份在t年的創新創業指數， 向量Zi，t表示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μi、δt和εi，t分別表示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隨機擾動項。

為具體分析數字化轉型作為中介變量是否會影響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效應。構建如下 中介效應模型。

ln DTi，t=β0+β1ln IEi，t+βcZi，t+μi+δt+εi，t②

ln Hqdi，t=γ0+γ1ln IEi，t+γ2ln DTi，t+γcZi，t+μi+δt+εi，t③

為深入分析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在直接效應模型基礎上引入 各變量的空間交互項，構建如下空間計量模型：

ln Hqdi，t=α0+ρWHqdi，t+φ1WIEi，t+α1IEi，t+φcWZi，t+αcZi，t+μi+δt+εi，t④

其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ρ表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自回歸系數，φ1和φc分別創新創業和控制變 量的空間自回歸系數。

2.變量測度與說明

（1）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Hqd）

有些學者以人均實際GDP、全要素生產率（TFP）、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作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經濟增長的代理變量，僅以上述單一指標不能有效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因此，從多維度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被大多學者所采納。本文參考孫豪等（2020）和張蘊萍等（2021）的研究，由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 個二級指標20個三級指標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27，28］記為Hqd。具體如下：本文選取GDP增長率、研發投入強度、投資效率和技術交易活躍度4個指標刻畫經濟“創新”；選用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和政府債務負擔評價“協調”；從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兩個方面設立單位GDP能耗、能源消費彈性系、單位產出的廢水和廢氣等4個指標衡量“綠色”；選取外貿易依存度、外商投資比重、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發展程度4個指標衡量“開放”；選取勞動者報酬比重、居民收入增長彈性、城鄉消費差距、民生性財政支出比重等4個指標衡量“共享”。

（2）創新創業能力水平的測度（IE）

聚焦綜合性創新創業能力，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團隊結合大數據思維與技術，立足于企業 家、資本與技術三大核心要素，構建兼具客觀性、實時性與多維性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因此，本文采用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團隊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IRIEC），衡量區域創新創業能力發展水平。

（3）數字化轉型水平測度（DT）

目前，較少文獻從區域角度對數字化轉型水平構建指標體系進行測算，現有文獻多是基于產業、企 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評級指標體系。數字化轉型是數字技術創新綜合效應的體現，它標志著數字創新的綜合效應促使新的基礎設施、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體制出現。在借鑒已有研究基礎上，主要參考張蘊萍等（2021）相關指標體系構建，［29］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構建了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綜合性數字化轉型指標，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三個層面構建數字化轉型指數測度的指標體系。選用互聯網寬帶普及率、電話普及率、長途光纜線路長度、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互聯網域名數衡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從數字信息技術相關產業發展水平、數字創新投入水平、未來產業化水平三個方面衡量“產業數字化”；從數字化轉型產出水平、企業信息化水平、數字金融水平衡量“數字產業化”。

（4）控制變量

在探究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過程中，為使模型構建更加完整和影響效應 分析更完備，因此在構建模型中需選定控制變量，具體如下：政府投入（Gs），用科學技術支出比財政預算支出；人力資本水平（Lomc），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人員數比城鎮就業人數；產業結構高級指數（Aiois），用第三產業產值比第二產業產值；資源錯配率（Rmr），用資本錯配率和勞動力錯配率表示；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水平（Eie），用高等學校科技活動（發表論文篇數）、專利所有權轉讓及許可件數、專利所有權及許可權收入表示；固定資產投資（Iifa），用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額表示。

3.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2011~2022年中國31個省份數據展開研究，因數據可獲得性問題，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未 納入研究范圍內。研究使用的數據除創新創業能力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外，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CSMAR資訊數據庫等。

對各變量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得到統計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 （Hqd）的均值為5.7313，標準差為 0.1069，總體上看，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一定差異性。創新創業能力指數（IE）、數字化轉型（DT）標準差分別為0.2416、1.0450，結果發現不同省份創新創業能力、數字化轉型存在差異，數字化轉型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從控制變量看，不同省份在政府支出等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不同省份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水平差異最大。同時，對不同地區、省份之間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創新創業能力的差異性進行分析（見表2）。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的創新創業能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尤其是遠高于西部地區，而且兩地區的均值差異最大相差分別為近0.0814和0.2680，西部地區創新創業能力明顯偏弱；以中心城市為主的東部地區相對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也體現出區域創新創業能力的“先發優勢”。這一結果為檢驗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異質性奠定了基礎。

四、實證分析

1.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雙固定效應面板模型探究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影響效應，檢驗結果見表3。結 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創新創業指數（I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0.1的水平上顯著，創新創業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此外，在加入了控制變量的模型（2）中，各地區政府投入（Gs）、產業結構化高級指數（Aiois）、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水平（Eie）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Lomc）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具有不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資源錯配率（Rmr）、固定資產投資（Iifa）也未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同時，二者為負，意味著資源錯配、固定資產投資均不利于本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提升。

本文通過中介效應模型探究數字化轉型背 景下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中介效應，結果見表4。模型（1）表明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模型（2）檢驗了創新創業能有效促進數字化轉型的發展，且上述兩個模型中的創新創業能力水平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模型（3）中的解釋變量創新創業與數字化轉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數均為正而且顯著，說明了數字化轉型在創新創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間接中介效應，說明數字化轉型提升是創新創業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該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1、假設2。

2.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1）空間自相關性檢驗分析

在構建空間計量模 型之前，首先需對創新創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自相關性進行檢驗。因此，本文采用全局Moran’I指數對研究對象的空間效應進行計算，結果見表5，檢驗結果顯示創新創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2011~2022年創新創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Moran’I指數均在1%顯著行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我國各省份的創新創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存在顯著的空間效應。

（2）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在構建回歸模型之前，采用LM檢驗、LR檢驗和Hausman檢驗以及Hausman檢驗綜合確定了時間和空 間雙固定的SDM模型。表6分別展示了在地理距離、經濟距離和鄰接矩陣下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在三種空間權重矩陣下，SDM模型中創新創業的空間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2289763、0.2558056和0.2652785，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空間溢出效應。但現有基準回歸結果不能有效衡量創新創業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邊際效應，具體的空間溢出效應需借鑒偏微分方程對基準回歸模型的回歸系數進行分解，進而從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來解釋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邊際效應。從表6回歸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采用偏微分方程分解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即表明創新創業對本地、鄰近和整體研究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即創新創業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溢出效應顯著存在，說明了本地區創新創業水平的提升，不僅能有效促進本地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對于鄰近地區和全國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會產生輻射帶動作用。上述研究結論驗證了本文假設3。

3.區域異質性檢驗

由于不同地區存在 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其創新創業能力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因此，本文在上述分析基礎上，針對不同地區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區域異質性進行深入分析。根據我國經濟社會加速發展的實際情況，將全國按照經濟發展特點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經濟發展區域。采用雙固定面板回歸模型針對區域異質性進行分析，得出區域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7）。根據區域異質性回歸檢驗結果可以發現，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而在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不顯著，其中西部地區的不顯著效應最為明顯。本文綜合考慮到區域異質性問題，東部地區創新創業對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效應更強。產生上述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東部地區相較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而言，其創新創業的發展水平更高，創新創業釋放的紅利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作用更強。

4.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本文構建模型和分析結果的穩健，本文采用以下兩種方式進行檢驗。第一，用人均實際GDP 替換被解釋變量，作為度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出創新創業總指數為0.158658以及五個子維度指標系數分別為0.0345、0.0216、0.0434、0.0354884、0.0255，均在5%以上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創新創業及其5個子維度指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依然顯著，表明創新創業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顯著正向促進效應。第二，為了避免極端值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采用縮尾法剔除一些極端值，做了縮尾處理，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總指數進行了穩健性檢驗；進一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5個維度分指標替換被解釋變量并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縮尾后創新創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總指標為0.0287和各個分指標0.0379、0.0524、0.0570、0.1233、0.0834的回歸結果依然為顯著正相關，且在5%以上的水平上顯著。因此，驗證了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1.研究結論

（1）創新創業顯著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上述研究表明創新創業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的 正相關關系，同時隨著政府科研投入力度加大、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水平的提高，兩者之間的正相關效應將更加顯著；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作用不明顯；資源錯配率、固定資產投資也未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同時二者為負，意味著資源錯配越高、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均不利于本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提升。同時，使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方式和縮尾處理進行穩健性檢驗，上述結論依舊成立。

（2）創新創業影響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備區域異質性特點。四大區域中，東部地區創新創業對高 質量發展的積極效應更強。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享受到的創新創業釋放的紅利相比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獲利更大，在發達地區創新創業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也大于欠發達地區。

（3）創新創業可以通過促進數字化轉型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化轉型在創新創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間接中介效應，說明促進數字化轉型是創新創業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間接作用機制。數字化轉型將不斷促進創新創業水平的提升，對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4）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具有顯著的創新創業的空間溢出效應。創新創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 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創新創業不僅會對本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還對相鄰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樣會產生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表明創新創業有助于形成地區間協調發展的經濟格局。

2.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著力提升區域創新創業能力，大力鼓勵居民創業 和促進向自主型科技創新引領轉變。二是充分發揮數字化轉型在創新創業進程中的作用，促進“創新創業”與“互聯網+”的融合，推動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三是完善推進創新創業多元協同的運行機制，建立“校、企、地”多方參與的常態協同合作體制機制，強化創新創業驅動的聚集功能。

* 基金項目：遼寧省科技廳科學事業公益研究基金（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創新創業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機制研究”（2022JH4/10100031）；遼寧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項目“新時代高標眾創空間創新創業教育職能拓展與實踐研究”（JGZ1DB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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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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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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