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定都臨安，是典型的精神上懈怠、斗爭上茍且、戰略上失敗。

滅南唐時，宋太祖霸氣側漏：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靖康之后，初創時的雄心壯志，早已蕩然無存。

澶淵之時，宋真宗尚且御駕黃河、直面遼軍。靖康之后，宋朝只有逃跑的官家而無親征的君王。

慶歷之時，宋仁宗可允和親、可諾增幣，但不讓關南十縣。靖康之后，不要說十縣關南就是千里中原也能說棄就棄。

北宋滅亡、南宋偏安，最直接標志性的事件，同時也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放棄汴京、定都臨安。

“后視”之明我們既哀之又痛之，但處在當時當地的宋高宗未必哀之也未必痛之，反而慶幸自己的英明決定。

正是因為及時逃往江南、逃到臨安，趙構才在第四次宋金戰爭中幸免于難。否則，他大概率會在揚州當了俘虜。

正是因為提前布局江南、逃亡海上，趙構才在第五次宋金戰爭中幸免于難。否則，他大概率會在江南當了俘虜。

而這還不算完。

公元1161年，紹興三十一年，海陵王完顏亮四路攻宋，金軍東路主力頓兵長江。而南宋的臨安朝廷泰然自若，甚至還能派出戰船殺到山東擊潰女真水軍。

所以，趙構終其一生都會慶幸自己的這個英明決定：汴京不安全、揚州不安全，甚至建康也不安全，只有臨安最安全。

但趙構沒長“后眼”。

自己這個新朝廷到底在哪里定都，不可能是這些“慶幸”所能決定的。那么，放棄汴京、定都臨安，到底是怎么發生發展的？

首先，宋高宗趙構在靖康之變后就沒有回過汴京，而且他也沒法回汴京。

所以，定都汴京根本不可能。

老將宗澤連續上書二十余次力勸趙構返回汴京，但趙構始終不為所動，死活也不愿意重返故都。

根本原因不是趙構不敢回，而是沒法回。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初一，金軍離開汴京。

四月初四，趙構派出的先頭部隊就抵達汴京外圍。之后，趙構的勤王大軍陸續開到汴京。

到這個時候，宋軍就算收復汴京。

四月十八，趙構的文書帥令傳到開封府。而開封府也立即行動，將康王文書貼滿大街小巷。

四月二十四，孟太后，也是唯一沒被金軍擄走的在京皇室宗親，派人到南京請趙構回京。

四月二十五，見趙構不為所動，孟太后又派遣車駕、法令到南京迎接趙構；四月二十六，早已退位的偽楚皇帝張邦昌率汴京文武大臣前往南京、表示效忠。

然后呢？

五月初一，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商丘）登基為帝。

這之后，趙構仍舊沒有回到汴京。

那趙構不回汴京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解不開的心結。

汴京城內的文武百官和滿城百姓，他們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竟把兩位皇帝和整個皇室送給了女真人。

所以，靖康之變后的汴京，滿城都是叛徒，是對皇帝的背叛，更是對至高無上的儒家意識形態的背叛。

四月十八日，趙構的文書送抵開封府。但四月十七的時候，汴京竟給范瓊升了官，讓這家伙擔任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相當于衛戍區總司令。范瓊是金人策動靖康之變時表現最積極的北宋官員。這時候，給他升官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你趙構必須發布赦令，才能得到汴京的擁護。否則，我們汴京就獨立了。

二是大家都不干凈。

既然滿城都是叛徒，那趙構為什么沒有興師問罪？

汴京不干凈，趙構也不干凈。

欽宗皇帝讓他到河北募集兵馬勤王救駕。兵馬倒是募集了不少，但勤王呢？

勤王僅是擺擺樣子。

趙構的軍隊始終跟女真的軍隊若即若離，真正的戰斗少之又少。即便徽欽二帝被俘北上，趙構的軍隊仍舊一直跟隨，卻一直跟不上。

所以，如果汴京軍民寄望于趙構的勤王軍隊，然后跟金軍死戰到底，那他們肯定會被趙構出賣。

汴京將是一座死城。

既然大家都不干凈，那就誰也別說誰。

所以，四月十八日的趙構文書，將所有的罪責推給了女真人的狡猾：金人表面和談而實際卻在下套，竟然套走了整個北宋皇室和汴京財富。

于是，汴京人民有了臺階：我們本可以誓死抵抗，但金人太狡猾，所以沒有抵抗。

同樣，康王趙構也有了臺階：我本意是要勤王的，但又怕阻撓和談大局，所以行動不夠果決。

這些個“臺階”道理，虛得不能再虛，但只要大家愿意相信，也就硬得不能再硬。

都不干凈的的處理辦法，就是都不要臉，而且是想著法的、創造性的不要臉。

但是，再怎么不要臉也解不開趙構的心結。

這座能把他們的皇帝送去當俘虜的城市，這座曾把自己的父兄姊妹送去當俘虜的城市，自己還能回去嗎？

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

其次，定都江南是兩宋政治邏輯的必然結果，只有臨安最合適。

南宋定都臨安的時間是紹興八年，即公元1138年。

但在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南宋就升杭州為臨安府。而趙構也在這一年閏八月便從建康跑到杭州，并以州治為行在所。

而1129年，也就是建炎三年閏八月，正是第四次和第五次宋金戰爭的轉檔期。第四次馬上結束、第五次馬上開打。

所以，定都臨安，與其說謀劃良久而逐漸完成，不如說事急從權而臨時起意。

事急從權的原因就是女真人的戰法太詭異。

雖說擒賊先擒王，但把擒王作為戰略目標的，可以說前所未有，甚至后世罕見。

劉邦白登被圍，那是劉邦主動跳進了匈奴人的埋伏圈。人家只想來個誘敵深入，誰知誘到了一個皇帝。同理，后世的土木堡之變也是如此。韃靼人就想來個包圍殲滅戰，哪成想把明英宗給包圍了。

所以，斬首行動，多是戰術層面。即便“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那也是兩軍陣戰或兩軍大戰。而千里奔襲、閃擊首都，然后捉人家皇帝的戰法，也就女真人敢這么想、敢這么干。

關鍵是屢試不爽且游刃有余。女真人捉皇帝捉得特別專業。

金遼戰爭捉天祚帝，靖康之戰捉宋徽宗、宋欽宗，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宋金戰爭捉趙構，全都是在捉皇帝。

因此，之所以定都臨安，就是因為事急從權。

女真人都已經搜山檢海了，那趙構也只能跋山涉海。最后跑到了杭州，那就定都在臨安。

但事急從權，僅是一種表面上看似很通情理的解釋。表面之下還有一個更硬的解釋，那就是兩宋的政治邏輯。

一是兩宋定都與秦漢隋唐定都非常不同。

秦漢隋唐是封建社會的尾巴和豪族社會的主流。所以，帝國朝廷實際有兩個敵人，一個是外部的草原，一個是內部的豪族。內部矛盾從來都是主要矛盾。于是，內部的豪族就是最需提防的對象。

而定都長安就是在防備豪族。豪族是不可信的，皇帝必須以關中形勝對抗豪族的叫板。而定都洛陽則是在依賴豪族。豪族是有力量的，皇帝必須主動接近豪族才能得到支持。所以，定都長安的朝廷，很強勢；定都洛陽的朝廷，很弱勢。

于是，秦漢隋唐，要么定都長安、要么定都洛陽。

但是，安史之亂加五代十國，終結了豪族社會。宋朝是個平民社會。面對一個沒有豪族的社會，那定都在哪里就成了一個成本優先的問題。

成本優先就是：在政治允許的前提下，哪里富庶就定都哪里。

所以，北宋定都汴京。

這里是隋唐大運河的關鍵樞紐。物資都在這里集中、商品都在這里集散。首都定在這里，能夠輕松解決養官、養兵、養皇帝的任務。

這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重合。

然后，順著這個邏輯，我們也就能找到南宋定都的最佳地點。

二是南宋只能把首都定在江南地區。

· 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

· 在北宋的時候，也就是“方朝廷在故都時”，已經是“蘇湖熟、天下足”的局面。簡單說就是南方的經濟權重已經徹底超越北方。

而之所以繼續定都汴京，一方面因為國防，西北有西夏、東北有大遼，首都就不能偏安；二是因為政治，遠離中原故土還怎么中國，所以餓死也得扛住。關鍵是開封不錯，是大宋的第一城市，根本到不了餓死的地步。

但是，當汴京不可能成為首都，黃河和淮河都成了前線呢？

那就只能定都江南。

因為江南最富庶。

既然是江南，那為什么不是六朝古都建康？

第五次宋金戰爭，建康直接跪地向金兀術投降了。這時候，你再怎么強調建康“王氣龍盤”也沒用，建康“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

而最主要的還是杭州的經濟權重比建康更高。成本優先的考慮，臨安就要比健康更好。因為無論是商稅、酒稅、糧食以及人口，當時的杭州都要碾壓建康。

此外，宋滅南唐，圍攻建康一年之久，徹底打爛了這個六朝古都。所以，建康人民太有理由出賣南宋皇帝、歸順大金。而曾為吳越國都的杭州是直接投降了北宋。所以，對于趙構來說，杭州人民總比建康人民更可信任。

因此，對趙構來說，臨安也就成了最為合適的選擇：安全、富庶以及可能更加忠誠。

既然是平民社會，既然是成本優先，既然是哪里富庶定都哪里，那怎么解釋元明清定都北京？

平民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原與草原的矛盾。

所以，首都首選在樞紐地區。

這樣才能最高效率、最為及時地響應四方。草原韃靼鬧事、東北建奴鬧事，在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現代通信的古代，定都南京還怎么響應？

因此，元明清就是修條大運河也要把首都定死在北京。否則，就無法兼顧中原、草原以及東北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板塊。

但是，從未染指幽云十六州的兩宋王朝，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草原到底是個什么生態，更不會也無心去處理草原問題。

兩宋的一貫邏輯就是用錢解決一切問題。

對內招安、對外歲幣，總比自己直面問題更容易。

而定都哪里，實際又可以轉換為錢的問題。成本優先說白了就是一個錢的問題。自己直面女真鐵騎、解決北方問題，這太困難、也太費錢。而偏安一隅則安全第一，歲幣贖買則成本最低。

趙構是要求和的。既然是求和，那為什么要定都淮河以北的開封、又為什么要定都長江邊上的建康，直接定都臨安才是“中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