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人員一般不愿意簡單說考試“難度”，長期負責相關工作的于涵副院長直面高考“難度”，并嘗試從三個維度分析難度的問題以及對高考命題的影響。

高考作為我國教育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制度，在選拔人才、影響基礎教育和學生成長、決定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以及提升社會流動性、促進社會公平等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高考難度是廣大師生及社會大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對高考功能的發揮及公眾形象產生著重要影響。2019年6月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科學設置試題難度，命題要符合相應學業質量標準，體現不同考試功能[1]。這些都對從制度設計上更全面地衡量高考難度提出了要求。

傳統上，人們對于高考難度的討論常停留在統計數字層面，從一道題目是送分題還是壓軸題，到一個班級、一所學校、一個地區考試平均分的高低，其背后都是一個個具有統計學和測量學意義的數字。然而，進入網絡時代，高考難度已不再局限于統計意義，還被更廣大人群賦予情緒意義和社會意義。考生個體或群體對于考試難度的感受，在虛擬空間中被不特定的主體所感知，進而被放大，形成社會輿論，影響著更廣泛的與高考相關或不相關群體的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往統計學意義上的高考難度指標，已經無法系統解釋社會對高考難度的認知，更無法回應社會對高考難度的期望。在此情況下，亟須從多維視角重新界定和豐富高考難度的內涵與外延，探索構建一套內涵自洽、外延融貫的概念體系，從而更有力地闡釋高考難度調控的機理，為建立高考難度綜合調控機制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

一、高考難度的認知差異及其研究的必要性

在新形勢下，社會對高考難度的認知更趨多元；在評價高考難度高低時，時常帶有較強的個人感受色彩。這要求管理者從制度設計上更全面地衡量高考難度——不僅要深刻認識試題難度的客觀性，還要關注學生的主觀感受，以及社會對高考難度的普遍認知。

（一）不同群體對高考難度的認知差異

考生、教育教學從業者及各類考試相關群體是對高考難度產生不同認知的三類主體。以往對不同社會群體高考難度認知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橫向比較不同省份的高考難度和縱向對比恢復高考以來不同年度的難度等方面[2-4]。

廣大考生受高考難度的影響最為直接，也最關心難度問題。該群體能接觸到高考試題，認為分數反映出對努力學習和備考的回報，希望能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在競爭激烈的錄取環境中脫穎而出，進入理想的高校。考前，該群體通常會密切關注歷年高考的難度及當年高考難度可能發生的變化，行為動機來自掌握與高考難度相匹配的學習方法和應試技巧；考后，該群體主要關注高考難度對自身錄取機會的影響。

高中教育教學人員密切關注高考難度的變化和趨勢，據此開展教學、輔導學生。該群體一般通過分析高考試題及考生的答題情況來認識高考難度。他們關注高考難度，主要是出于評價教學效果和改進教學的目的，希望能夠根據高考難度的要求，幫助學生更好地應對高考的挑戰。高校招生人員關注高考難度變化，更多的是從對本校錄取分數線的影響以及招選學生結構變化的角度出發。

媒體和社會輿論普遍關注高考難度，并通過相關新聞報道、討論和評論等表達對高考的關切。該群體關心高考難度，主要是從社會影響、公眾輿論和教育公平的角度出發。他們關注高考難度的變化，評估高考難度對社會公平和教育資源分配的影響，對現行教育政策和制度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除此之外，其他社會群體往往不會主動關注高考試題本身，他們對高考難度的認識來自考生或媒體等在網絡上傳播的關于考生答題感受或高考錄取情況的信息積累與印象集合。

（二）相關研究對高考難度的認識差異

高考難度一直是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近些年，隨著人民群眾對更加公平、更高質量教育的期待，教育研究領域對高考難度的認識角度趨向多元，對高考難度高低的認識也存在較大差異。不同角度和認識差異主要是從高考的不同功能出發，包括但不限于是否有利于高校科學選拔人才、是否有利于高中生健康成長、是否有利于不同區域教育均衡發展等。

有觀點認為，高考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只有考試內容及難度具有一定挑戰性，方能考查出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例如，陳志文提出，中高考試題應盡快打破水平化、簡單化甚至固化的傾向，加強區分度[5]。但也有觀點認為，高考難度大則弊大于利。“高等教育已經步入了大眾化階段，大學生畢業后成了普通勞動者，甚至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壓力。高考試題偏難，對中小學教育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降低高考試卷難度的時機已經成熟，甚至已經是迫在眉睫了。”[6]呂建強指出，高考難度大有很多弊端，降低高考難度有三個好處：一是有利于學生身心健康發展，二是有利于真正實施素質教育，三是有利于合理配置教育資源[7]。王書金也持類似觀點，認為應大幅度降低高考難度，以此為突破口，讓素質教育逐步取代應試教育[6]。郭叢斌等利用2007—2017年國內某精英大學的本科生源數據，以一本線作為高考難度的測度，使用雙重固定效應模型研究高考難度對縣級高中學生精英大學入學機會和入學機會集中程度的影響，發現高考難度降低會顯著提高縣級高中學生的精英大學入學機會，同時會降低少數高中對精英大學入學機會的壟斷程度，使精英大學入學機會分布更加均衡[8]。

（三）構建中國高考難度分析理論的必要性

高考難度對教育、社會乃至國家的影響是深層次、多方面的。從宏觀層面來講，高考難度影響國家選才的質量和公平，影響教育質量和發展方向，影響社會的流動性和穩定性，影響教育強國建設乃至民族復興偉業；從中觀層面來講，高考難度影響教育均衡發展，影響教育資源配置，影響教育教學模式，影響社會對教育的認知和期待；從微觀層面來講，高考難度影響學生的學業發展和素質提升，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以及職業選擇。無論是從為黨育人、為國選才的考試功能，從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高度，從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目標，還是從維護社會公平的角度，切實重視高考難度問題都十分必要。為此，迫切需要構建中國高考難度分析理論。

首先，高考難度問題是辦人民滿意高質量高考的必過之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9]。這就要求高考緊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把人民是否滿意作為衡量高考質量的標準，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前，我國教育正加快從“有學上”向“上好學”轉變，必須建立與教育目標相匹配的高考難度分析理論，充分考慮學生、家長、社會的實際情況和心理感受，既反映出對學生能力素養的客觀評價，又兼顧學生的發展環境和發展需求，努力讓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在高考難度分析理論指導下，要讓學生對高考有信心，激發學習動力和發展潛力；要讓家長對高考有信心，努力和付出終有回報；要讓社會對高考有信心，優質教育資源得到公平分配；要讓黨和國家對高考有信心，確保黨的教育方針不折不扣地得到貫徹落實，確保一批批可堪大任的棟梁之材脫穎而出。

其次，高考難度問題是健全人才培養體系的必要環節。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總的目標是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認可多種學習成果的終身學習立交橋。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邁入普及化階段，高考的選拔功能也從恢復初期的英才選拔轉變為目前的大眾升學、多元匹配，高考要為不同類型、不同層次高校的人才選拔服務。因此，一方面，高考必須滿足社會發展對創新型人才特別是拔尖創新人才選拔的需要；另一方面，高考還要適應分類區分、多元匹配不同應用型人才的需要[10]。高考難度過大，則會放大起點、差距和不平衡的影響；反之，難度太小，則無法具有良好的區分度，失去人才選拔的基本功能。在新時代人才培養體系下，要發揮高考選拔的復雜功能，必須全面分析高考難度的影響因素和反饋機制。要以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時代新人為目標，通過調整高考內容和難度，不斷增強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提高人才培養的連貫性和有效性。

最后，高考難度問題是構建中國特色高考理論體系的必解之題。國外大規模考試由于利害性不強、關注度不高、權威性不夠，主要基于統計學和計算機技術對考試難度進行考前及考后的動態控制。我國高考則具有極高權威性、利害性和保密性——考前，不能按照大規模考試試卷生成流程開展試測和組卷，而只能在命題審題階段，依靠專家的多輪專業操作，優化試題試卷難度，使其盡量達到要求；考后，大多以原始分報告成績，不能對考生群體的分數結構（包括分數體現出的難度數據）進行優化處理。因此，我國高考要進行難度分析與調控，并無現成的測量學理論可以套用，這本身就是中國獨有的世界難題。當前，以經驗為主的試卷難度控制和分析方法面臨嚴峻挑戰，已無法適應改革需求和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這要求結合我國國情、教育環境、文化背景等探討高考難度的認識維度，運用系統觀念構建中國高考難度分析理論，以滿足不同群體對高考難度的要求，服務學生健康成長、科學選拔人才和促進社會公平。

二、高考難度分析的三元結構

要重新審視對高考難度的界定，就要從橫向上關注社會各群體、教育各領域的感受和期待，從縱向上關注不同教育發展階段對高考難度、區分度的需求。不同主體對高考難度的認知差異表明，可以將高考難度劃分為測量難度、感受難度和印象難度三個維度（圖1），并以此為基礎構建高考難度分析框架（圖2）。下面系統分析三個維度各自的內涵與影響因素。

（一）測量難度及其影響因素

一般情況下，高考難度問題是從考試測量理論和命題實踐的角度提出的。測量難度反映的是特定考生群體在高考試卷作答中的總體表現，也反映了試題試卷與相應考生群體學業能力之間的匹配程度，是引起難度討論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內在的、本質的因素，是高考難度的基本維度。在命題實踐的不同階段，測量難度表現為不同的形式——藍圖計劃階段表現為設計難度，試題命制階段表現為預估難度，考后報告與分析階段表現為實測難度，均可以通過得分率、合格率、難度值等方式呈現。在測量難度指標設定上，理想的考試命題要符合教育測量學的流程與要求。首先，在對特定考生群體進行全面、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根據考試目的作出整體難度設計和各科難度設計；其次，通過基于題庫的選題組卷或新題命制來實現這一難度設計，通過高質量的難度預估及調控來校準實現的精度；最后，依據實考統計數據核驗難度設計在各題各卷各科上的達成情況，并結合改革與試驗的正面反饋和問題與教訓的負面反饋，進行全流程數據分析，形成完整的難度分析報告。

命制一道試題、一套試卷并不難，難的是如何在設計過程中科學地把握、掌控各種邊界，使測量難度既能夠與考生群體的實際能力相匹配，又能夠完美表達命題設計思想，滿足不同層次的人才選拔要求。

決定測量難度的三個要素分別是任務內容、任務完成者和任務設計。

任務內容包括考試科目、考查內容、題型題量等。任務內容體現的難度是考試所固有的難度，又稱絕對難度。一般地，數學難于語文，全覆蓋考查難于抽樣考查，解析幾何難于初等代數，多選題、填空題難于單選題、判斷題，等等。

任務完成者（即考生群體）的學業水平不同，在完成同一任務時的表現就有差異，體現出考試難度的相對性。當考試的絕對難度高于考生水平時，考生就會感覺困難；這個差值越大，考生就越會感覺困難。反之亦然。正所謂“會者不難，難者不會”。測量難度與考生群體水平相關，這就是經典測量理論中難度的樣本依賴。

任務設計體現為高考試卷的命制標準與命制水平。能否實現絕對難度和考生群體水平的匹配，取決于能否在對不同考生群體深度把握的基礎上設置與之相適應的任務內容，也就是命制出更適切的高考試卷。事實上，這要求在統一命題與分別命題（既包括分區域、分省命題，也包括針對諸如普通高考、職教高考等不同類別的命題）的利弊權衡中作出現實選擇。統一命題權威、可比，命題水平有保障，但“一張卷”難以兼顧不同考生群體（各區域、各省市、城鄉間、各類別等）的差異，難以更有針對性地“因材施考”。

（二）感受難度及其影響因素

感受難度是通過直接感知和觀察獲得的對高考難度的主觀感受和情緒反應，基于個人切身體驗，比較具體和個性化，是連接測量難度和印象難度的顯性維度。學生、家長、教師等直接關系者最能體現考試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焦慮、期望等心理狀態。分析高考感受難度，就是要更好地理解和評估高考對學生身心健康和學習成效的影響，為他們提供支持和幫助，減少由于對高考難度的錯誤認知而導致的壓力和焦慮過大等問題，提升學生的成就感，提升教師的價值感，提升家長的獲得感。

主觀感受既受個人經驗、情緒狀態、價值觀和信念的影響，也受文化環境、外部信息等因素的影響。由于個人稟賦、學習能力、基礎條件有差別，不同的學生群體和個體對同一套試卷的感受也會有所不同。如果學生基于自身條件，有信心面對考試內容，對高考難度的感受就會較為積極；反之，則會覺得比較困難。如果周邊的同學普遍認為高考難度較大，學生受到影響，也會認為高考難度較大。如果家庭的升學期望很高，學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就會覺得高考難度較大。如果所在地區教育競爭激烈，學生也會普遍感到高考難度較高。

考生家長是高考的直接關系者，也會產生有關高考難度的感受。家長群體對高考難度的感受主要來自子女，包括家長通過觀察得到的子女的學習情況、準備程度和考后情緒。如果子女備考時間長、學習壓力大、平時成績低、考后情緒焦慮，家長就會產生高考難度大的感受。

教師獲得高考難度感受的方式是多樣的。一是縱向比較。教師深入研究過去幾年的高考試卷，與當年高考試卷作詳細對比，分析考查內容、試題形式的變化和難度的調整，從而產生對當年高考難度的直觀感受。二是教學反饋。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互動，對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行評價。通過觀察學生的學習動態、應試訓練和模擬考試結果，教師可以對學生的學習情況有所了解，從而產生對高考難度的期望。三是政策預估。教師關注政策變化和考試改革動向，預判改革對命題的影響，這也會影響教師對當年高考難度的直觀感受。這些方式相互作用，形成教師對當年高考難度的整體感知。相比于學生和家長，教師對高考難度的感受更加全面，也更為深刻。

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共同塑造考試直接關系者對當年高考難度的感受。感受難度更加主觀化、個性化、即時化，因而對不同主體而言，感受難度往往會與考試的測量難度存在差異。

（三）印象難度及其影響因素

印象難度是基于對高考的認知、傳聞、經驗以及與其他考試的難度對比等形成的一種集體性認知，主要反映間接關系者對高考難度的理解、評價和期待。相比于感受難度，印象難度較為穩定持久，是構成高考難度的隱性維度。合理的印象難度能夠從學習動力、信心、成就感等諸多方面整體賦能基礎教育，減輕學生、家長及社會的焦慮，減輕不必要的內卷，提升幸福感和獲得感。然而，一旦超出偏難閾值，印象難度就會對社會信心值、滿意度和幸福感形成負反饋。因此，合理調控高考印象難度，有助于塑造社會對高考的正確認知和評價，有助于提升高考選才促學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高考印象難度本質上是由測量難度和感受難度長期積累而逐漸形成的社會認知。除此之外，還有多種因素會對其產生影響。一是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高考一直被視為決定人生出路的重要考試。同時，社會重視學歷和考試成績，對學歷和考試成績抱有高度的期待。這種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會在公眾心目中強化高考的印象難度。二是教育資源分配和教育機會公平。公眾普遍認為教育資源和機會的分配不夠平衡，相對弱勢群體的學生面臨的學習壓力和發展壓力受到更多關注，這投射在高考上也會無形中強化公眾對高考印象難度的認知。三是教育發展和高考改革。隨著教育發展和高考改革的推進，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必然面臨漸進、持續的調整。每當要引入開放性更強、更具靈活性的題型，就會引發公眾的關注和討論。公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高考的難度是否增加了？這自然會提高高考的印象難度。當然，如果改革能減輕高考的競爭壓力，如果能為學生提供更多教育資源和支持，如果考試內容和形式更加貼近學生日常學習和實際應用，相關變化就能夠對降低高考印象難度產生積極影響。

綜合來看，能夠提高印象難度的影響因素明顯多于能夠降低印象難度的影響因素。同時，偏難印象更容易被感知、傳播和累積，但過高的印象難度無論是對于學生健康成長、基礎教育導向、家庭教育負擔還是對于社會心理反應，均會形成持續的負反饋效應，這是當前考試工作者研究解決高考難度問題時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高考難度三維度的影響因素見圖3。

三、高考難度各維度之間的耦合關系

從多元主體的視角重新審視和梳理難度概念，建立測量難度、感受難度和印象難度三位一體的高考難度概念框架，是以系統觀念科學構建高考難度分析理論的基礎，也是關鍵一步。在此基礎上，分析高考難度各維度之間的關系與作用機制，可以更全面地把握高考難度的實質，更清晰地認識高考發揮育人、選才、促學作用的機理。

（一）考生主體視角下的決定機制與共振效應

測量難度、感受難度、印象難度三者緊密相關。從考生的視角來看，三者之間相互交織，形成不可分割的高考難度整體。

一是三者之間存在決定機制。測量難度直接影響感受難度。一般情況下，如果試題試卷的絕對難度較高，考生就會感受到更大的困難和挑戰，進而產生較高的感受難度，測量難度和感受難度呈正相關。例如，就理科科目而言，其客觀性較強，假如考生能力達不到甚至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則相關考試的測量難度與感受難度具有較強的一致性。但是，不同的科目、考試要求和題型，不同的任務復雜性、挑戰性，不同的情境熟悉度，也會使得不同學生群體對高考難度的感受有所不同。例如，一些文科科目主觀性較強，不管是否理解試題，也不管能否解決問題，考生均能有話可說，此時就可能出現測量難度與感受難度不一致的情況。總的來說，感受難度是對測量難度的傳導與放大。感受難度在時間、空間（特別是網絡空間）上累積，會形成印象難度的變化。因此，印象難度也可以理解為感受難度在外圈群體中的積分。

二是三者之間存在共振效應。考生即時的感受難度和所處環境內的印象難度也可能對最終測定的測量難度產生共振式影響。若考生在考試中產生的感受難度或所處環境內的印象難度較高，其對試卷的評價就會偏向較困難的方向，就可能增加其抵觸情緒和壓力，進而影響其臨場發揮；相反，若考生在考試中產生的感受難度或所處環境內的印象難度較低，其對試卷的評價就會偏向較容易的方向，就會促使其更加積極、自信地面對考試，有利于其在考試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二）大眾視野下的偏差放大機制與糾偏機制

高考難度是以測量難度為基礎，感受難度和印象難度相互影響、相互轉化并共同制約測量難度而形成的動態平衡的體系，三者之間存在相互作用機制。

一是三者之間存在偏差放大機制。感受難度與設計難度之間的差值，特別是偏難負差，會通過網絡放大和累積。“我們總是在親眼觀察世界之前就被預先告知世界是個什么模樣；我們總是先對某一事件進行想象，然后再去切實地經歷它。”[11]當刻板印象形成后，強化和放大更易發生。正因為如此，每年高考季偏難方向的影響更易發生、更易累積，以致印象難度提高易、降低難。

二是三者之間存在糾偏機制，包括主動引導和考后回歸兩種糾偏。主動的難度預期引導對修正感受難度與設計難度的偏差會起到一定的糾偏作用，如考前發布難度保持穩定的信息，強調難度與考情學情相適應等。此外，感受難度主要體現于面對高考時的困難和壓力，印象難度則體現出對高考成績的評價和回顧——學生在面對高考時感受到較大困難，而在獲得實考成績后，通過比較，他們向社會釋放和傳播的印象難度也會回調。

（三）考試機構視域下的校準機制和賦能機制

測量難度、感受難度和印象難度都是動態變化的。考試工作者要充分重視高考難度的校準機制和賦能機制，合理控制高考難度。

一是校準機制，包括循環校準和迭代校準。循環校準指的是在測量難度概念內設計難度、預估難度、實測難度之間的校準，根據實測結果和反饋，與命題人員進行交流和討論，分析實際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和困難，采取可能的改進措施，對設計和預估的難度進行校準和調整，以降低對經驗的依賴。重復設計難度、預估難度和實測難度的循環校準，有助于不斷優化測量任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迭代校準指的是測量難度和感受難度之間的校準，綜合統計數據和主觀感受調查結果，分析測量難度和感受難度的匹配度，對不匹配的方面或問題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優化。在下一輪高考中，再次評估測量難度和感受難度的匹配度，驗證任務調整的效果。這種迭代校準需要多方參與和反饋，要依靠大量的實踐數據和專家評估，可使任務難度與個體感受更加匹配，也可從中獲取更準確、更全面的任務難度信息，為考試命題提供更科學、有效的參考依據。

二是賦能機制。首先，深入了解學生的感受難度和當下的印象難度，可以更好地幫助識別學生遇到的困難和障礙。如果學生感受到較高的難度和負面的印象，可以向他們提供額外信息和任務支持，有針對性地調整難度設計策略，以避免產生顯著高于設計難度、預估難度的感受難度，增加學生的學習自信心，幫助他們克服挑戰。其次，應積極引導社會對高考的評價，避免產生超出偏難閾值的印象難度，提升高考的正面形象，減輕考生的心理壓力，為考生、教師、家庭、基礎教育及社會賦能。最后，通過應用教育測量技術和主觀感受評價相結合的新模式，改革考試內容和考查方式，合理設置難度，助推高中新課程改革，促進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更好地評價學生應對未來學習、生活和工作中不確定性的能力素養。

四、高考難度分析理論視角下的高考演進過程及問題分析

（一）演進過程

難度是考試的天然屬性。從某種意義上講，考試的歷史也是難度設計的歷史。在教育測量學建立以前，考試不可能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評價體系，考試難度必然受到主觀因素的牽制；即便是在教育測量學建立之后，在一定范圍內，難度問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12]。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高考難度被普遍認為是評價教育質量和學生能力的重要指標。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變化，人們對高考難度的理解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恢復高考后的10余年間，全國高校招生錄取比例較低。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教育與心理測量學的引進，有關研究人員和教育考試部門開始利用測量理論分析試題試卷的難度[13-14]。由于這一時期高考考生在同齡人中占比較小，上大學并非主要發展途徑，感受難度并不為社會所重視，印象難度亦尚未形成。

20世紀80年代中期，高考探索推行標準化考試。首先，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度越來越高，高考更注重能力考查，增加了一些挑戰性問題，以選拔出更有潛力的學生，測量難度略有提升。其次，參加高考的學生越來越多，學習水平差異較大，高考偏難的感受迅速形成。最后，對高考難度的討論開始跳出試題對當屆考生的影響，更多地關注對教育長遠發展的影響，較難的高考印象逐漸形成。

1999年，高校大擴招啟動，我國高等教育向大眾化加速邁進。高校招生開始探索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新模式，教育考試改革旨在全面評價學生，減輕高考壓力。測量難度有所降低，參加高考的學生逐年增加，社會對高考難度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致使高考難度極易被個別科目偶爾的感受難度波動所引爆，印象難度持續增大。

當前，公眾對高考難度的關注有增無減，測量難度的調整與社會反饋不相匹配，考試分數的提升與考生家長的感受不相匹配，考查內容和形式的變化同公眾的印象不相匹配。高考難度各維度的總體情況是印象難度大于穩定的感受難度，而反映出的感受難度又往往大于測量難度。印象難度、感受難度與測量難度的負向偏差仍在隨著每年高考舉辦不斷累積，只有程度大小的區別。

（二）問題分析與建議

高考難度在偏難方向上超出閾值，導致考生不滿、人民群眾不解、教育本身不認可，考試功能難以發揮。對命題而言，主要是因為對高考難度的認識不夠清晰，包括難度設計目標、存在的問題、改進措施及檢驗方法等，主要表現為：1）難度控制觀念較為陳舊，對高考難度不重視、不正視、不愿動、不敢動；2）難度質量控制體系不健全，存在習慣閉門造車、習慣按部就班、習慣因循守舊、習慣單打獨斗等問題；3）命題制度有欠缺，難度控制流程不夠嚴密；4）難度控制能力有短板，相關研究投入嚴重不足等。

作為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高考難度分析理論可以解釋不同群體對高考難度的認識。高考難度分析理論更是一個高考內容改革及命題評價的分析框架，可以用于指導高考命題的難度控制工作。考試工作者要深刻把握高考“立德樹人、服務選才、引導教學”的核心功能[15]，基于大規模高利害選拔性考試的特點，應用高考難度分析理論指導命題工作實踐，不斷優化試卷難度結構和試題設計，形成科學的高考難度質控體系。

一是應用高考難度分析理論構建試題試卷測量難度的校準機制。難度的校準機制應包括如下三個環節：1）在每年高考命題前，全面分析當年報考人數、錄取比例等方面的變化，深入開展教情學情考情調研，全面了解當年學生與往年學生的水平差異，應用大數據進行模擬分析，確定高考試題試卷的設計難度；2）在命題過程中，以設計難度為目標，從考查內容、考查要求、考查載體等方面與往年試題進行分析對比，不斷優化試題，形成試題試卷的預估難度；3）在考試結束之后，及時統計實測難度，將設計難度、預估難度與實測難度進行分析對比，校準預估難度，形成科學合理的測量難度調控與校準機制。

二是應用高考難度分析理論指導試題命制，優化感受難度，提升測量難度與感受難度的一致性，賦能基礎教育。在保證區分效果、不降低考查要求的前提下，優化試題的考查內容和設問角度，為學生和教師提供良好的答題體驗。通過優化感受難度，一方面整體賦能基礎教育的教與學，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自信心，提高獲得感；另一方面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內卷和超前超量學習的負擔，減輕學生、家長乃至社會的焦慮，提升幸福感。

三是應用高考難度分析理論引導各類主體科學認識高考的功能，不斷改善高考的印象難度。首先，要持之以恒地合理控制測量難度，認真處理可能對印象難度造成不良傾向的各種因素，謹慎對待每次考試、每個學科、每套試卷、每道試題的測量難度，為優化感受難度做好基本功。其次，要針對印象難度形成的特點，暢通宣傳輿論渠道，加強教育信息的傳遞與溝通，更加精準釋放高考內容改革信號，培養和提升不同群體的考試評價素養，讓社會更加了解高考測量難度的科學性、公正性和合理性，引導社會對高考難度分析理論的認同，重塑高考的印象難度。

五、結束語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探索的根本任務。今天，高考所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解決問題的艱巨程度顯著增加，這對理論創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教育考試工作者要增強問題意識，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遇到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把高考難度置于更廣闊的教育體系之中和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審視，通過理論研究、命題實踐和宣傳引導，建立符合國情、社會認可、群眾滿意的中國高考難度理論與質控體系。這是一項復雜艱巨的任務，需要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教育機構、教師、家長和學生，共同努力和持續改進。只有樹立共同的理念，才能塑造公正、客觀和科學的高考環境，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在高考中展示自己的潛力和價值，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助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參考文獻

作者：于涵，教育部教育考試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研究員。 原文刊載于《中國考試》2024年第2期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