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曾幾何時，乞丐滿街游蕩，他們凌亂的頭發，破爛的衣裳，讓人不忍直視。

可近年來，這群人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這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乞丐的消失，既預示著社會進步，也反映出民生改善。但在這光鮮表象下，還會有怎樣的隱藏現實？

乞丐的因由遠不止貧窮

春日的暖陽灑在小街上，幾位衣衫襤褸的乞丐正圍坐在桌前，嘰嘰喳喳地分食著幾塊剩飯剩菜。

其中一位老者手持破碗，在桌邊晃來晃去，不斷向路人討要剩飯，另一位年輕女子懷里抱著瘦弱的孩子，一邊哄孩子一邊向過往行人示意，希望能獲得一些施舍。

這樣的場景讓人聯想到戰亂頻發的古代，那時許多人淪為乞丐，是因為家破人亡，無依無靠。然而如今的城市中，乞丐的出現，原因已非僅是貧窮所致。

“老陳”本是個老實農民，不想在田里辛苦勞作，就來城里假扮老人，向行人要錢。“李大爺”本打算以小買賣為生，后發現討錢更輕松，遂沉迷其中，成天裝扮成殘疾人乞討。

這些人都有能力自食其力，卻偷懶選擇乞討。對他們來說，乞討已成為一種“職業”。

據調查，我國街頭乞丐中，真正需要幫助的只占少數，大多是裝扮成老人或殘疾的“職業乞丐”。他們會聚集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裝出可憐相，博得路人同情。

為制造同情效果，還會雇傭孩子一起乞討，這些孩子多來自貧困家庭，被迫輟學謀生。

一名“職業乞丐”透露，他每天可以乞得上百元，一個月收入過萬。為防止露餡，這些人還會定期換裝或地點。

一些團伙化乞丐背后有完整體系，有人負責接送，為他們提供食宿。白天乞討，晚上就回到市郊別墅區。

為博取同情，個別乞丐甚至不惜傷害身邊人，有人打殘孩子后使用，還有人販賣婦女后囚禁強迫乞討。這些行為令人發指，他們視同情為可以任意利用的資源。

面對“職業乞丐”，許多人產生了厭惡，有人將其真實生活曝光，讓他們無處遁形。

職業乞丐”此起彼伏，嚴重影響城市形象。究其原因，不僅是個人懶惰造成，也與經濟發展不均衡、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有關。

農村孩子輟學進城務工的數量增多，他們的教育程度有限，又不容易在城市立足，部分人為了生存只能乞討。此外，精神病患者無人看護也較易成為街頭乞丐。

路人甲疑惑：中國的乞丐去哪兒了？

近年來，中國的城市里見到乞丐的情況明顯減少了。以前火車站、地鐵站、天橋下經常能看到一些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乞丐，可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多見了。

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中國的乞討群體也在悄悄轉型。許多人已經將線下乞討轉到了網絡直播上，不用風吹日曬，還能“賺到錢”。

這種現象主要是移動支付和人流量減少來決定的。

記者曾采訪過一位在上?；疖囌酒蛴懙哪凶有?，他透露自己一個月的收入至少有兩萬元。小張有一套自己的“討錢術”，會在碗里放一些大面值的鈔票，以此吸引其他人的目光并激發施舍欲望。

但自從支付寶、微信支付流行開來，現金交易明顯減少，這些乞丐也就失去了討錢的機會。曾經靠丟硬幣施舍的場景已見不到。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期間，出行受限，人們外出也比以前少，乞丐們的生存環境愈發嚴峻。據記者了解，小張曾在疫情期間一個月僅討到兩三千元，生活發生了巨大困難。

為了生存，一些“職業乞丐”開始在網絡上“乞討”。他們在直播平臺上，通過賣慘來獲取觀眾的打賞。有的裝作生病在家直播，有的直接去臟亂差的地方直播以博取同情。

一位轉型為網絡乞丐的李姐，她現在靠網絡乞討一個月可以掙得兩三萬元，日子過得很滋潤。

盡管網絡乞討也存在諸多不當之處，但相比街頭乞討，它也更有“職業素養”。街頭乞討往往伴隨著各種社會問題，而網絡乞討僅僅是一種獲取金錢的手段，較少對他人造成打擾。

疫情沖擊下乞丐的生存困境

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實施嚴格管控，對乞丐生存造成三方面沖擊。

首先，街頭行人稀少，直接打擊了乞丐的謀生手段。疫情高峰時，街頭幾乎看不到行人，乞丐無處乞討。

疫情早期，一些依靠在地鐵出口乞討的中年乞丐，曾經試圖在深夜時分出來謀生，但整個城市靜悄悄的，根本沒有行人，他們只能空手而歸。

公共場所關閉剝奪了乞丐許多依賴點。過去常見乞丐的商場、公園等場所均關閉封鎖，他們失去食物來源。警方加大巡邏力度，使乞丐只能在高峰時段短暫出現。

非接觸支付盛行導致施舍減少。大多數人不再隨身攜帶現金，給乞丐的方式從直接施舍變為轉賬。但面對陌生二維碼，民眾存在警惕，不愿輕易掃碼。

疫情期間接受過乞丐電子付款要求的受訪者僅占12%，88%的人表示擔心被詐騙，拒絕掃描來路不明的二維碼。

疫情防控對這些社會邊緣群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

乞討現象的改善：國家扶貧與社會保障的協同效應

近年來，隨著國家扶貧力度的加大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我國乞討現象取得顯著改善。

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也讓我們認識到，要從根本上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協同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崛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

東部的“世界工廠”廣東地區，每年吸納上千萬農民工進城就業，內陸省份的成都、重慶等城市也聚集了大量農民工人口，這為廣大農村貧困人口提供了脫貧致富的路徑。

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積極發展農業種植業、養殖業等特色產業，促進農村就業。貴州省大力支持本地特色產業發展，幫助農民穩定增收。

在國家層面，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就出臺并執行了一系列扶貧開發政策，直接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提高貧困群眾收入。

對口支持貧困縣經濟建設，或引導貧困地區發展特色農業，均取得顯著成效。此外，政府還實施“一戶一冊”制度詳細登記貧困戶信息，確保國家扶貧資金精準惠及貧困群眾。

在這些扶貧政策的推動下，不少原本生活拮據的貧困戶成功脫貧。

與國家扶貧力度加大相輔相成的是，社會保障體系也在逐步完善和延伸保障范圍。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重度殘疾人實施最低生活費保障，保證他們的基本溫飽。

此外，地方普遍開展“殘疾人家門口就業”工程，通過提供培訓、創業指導等方式，幫助殘疾人通過勞動改善生活。

我國乞討現象的改善，是國家扶貧政策與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種協同效應讓我們看到，要從根本上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不能簡單依賴某一方的力量，需要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有機結合。

如今，科技發展也為識別真假乞丐提供了新手段。有公益組織利用人臉識別技術，建立乞丐戶籍檔案，一旦識別到“職業乞丐”，就能及時制止。

同時，可以判斷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給予適當關愛。

當然，要徹底解決乞討問題，還需要努力縮小收入差距、提升教育公平等，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平等的社會，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筆者認為

即使乞丐從街頭消失，許多弱勢群體仍面臨生存的挑戰。我們必須保持警惕，關注那些在表面繁榮背后依然困苦的人們。日益增長的貧富差距可能釀成更大的社會危機。

我們必須在繼續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否則“乞丐時代”很可能會在另一種形式卷土重來。